晏阳初定县实验对当今农村教育改革的启示研究论文
时间:2022-07-28 0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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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姜阳初先生带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一来列有针衬性的农村教育的实验,对我国当前农村哟教育改革有很高的借鉴价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纷纷组建学术团体,提出“除文盲、做新民”的口号,在祖国大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运动,试图通过对农村中的广大农民进行教育以达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目的。晏阳初则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他以河北定县为基地,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实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各国朝野的广泛尊重,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向愚昧贫穷开火的斗士”。1943年4月,经“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评选,晏阳初先生与爱因斯坦、杜威等并列荣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光荣称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国民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但是相对于城市的发展,农村还被远远的抛在了后面。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还是困扰着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难题。这一难题能否得到尽快的解决,不仅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必要回顾晏阳初先生“定县实验”的历史,借鉴其经验教训,加速我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使整个中华民族能够再铸辉煌。
一、抗战前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
晏阳初先生领导的农村教育改革实验与他对农村教育改革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从总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一)工作重心转变阶段。早在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之初,晏阳初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就认识到“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农村是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所以同仁才决定到定县去工作。”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平教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在他的身先士卒下,一大批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授、校长毅然离开了大城市,来到天地广阔的农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给“乡下佬”办教育,为“乡下佬”服务。
(二)调查研究阶段。晏阳初先生认为,农村建设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必须有具体的方案,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须靠有系统的精确调查。所以,当1926年“平教会”在定县开展实验时,首先把社会调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冯锐博士的帮助下,“平教会”设计了农村调查大纲,编写了《乡村生活调查大纲》,设计了各种表格。1928年“平教会”成立了统计调查处,聘请社会学家李景汉为主任,在定县实施大规模社会调查,最后出版了巨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进一步的实验打下了基础。
(三)“农民化”阶段。在实验的过程中,通过和广大农民的深入接触,他深深地感到:“我们越和农民在一起,就越认识到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农民当为最好的公民,他们需要得到发展和施展才能的机会。"1929年,晏阳初及“平教会”同仁,放弃了舒适的大城市生活,携家属迁居河北定县,进行了著名的“定县实验”。他大力提倡知识分子“与村民的一起劳动和生活”,“给乡下佬办教育”。时人称为“博士下乡”。在此基础上,晏阳初提出了“农民科学化,科学简单化”的平民教育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县‘农民化”’。为此他号召知识分子们“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而要做到“农民化”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要努力“在农村做学徒”;“给乡下佬办教育,我们须先从乡下佬学”。他反复强调彻底地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深切地了解农民和他们的需要,为进一步深入地实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总结经验阶段。在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基础上,晏阳初对于全县范围内如何具体实施乡村教育,总结了一套成功的经验,集中表现为他所概括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通过调查,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基本可以用“愚”、“穷”、“弱”、“私”四个字来代替,要从根本上解决这四大问题,必须从事“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同时,针对过去教育与社会相脱节,与生活实际相背离的弊端,在强调发挥教育的整体功能作用时,晏阳初提出了在农村推行与“四大教育”配套的“三大方式”,即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
晏阳初先生领导的“定县实验”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给我国当今和以后的县、镇,村农村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一)注重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不仅是对社会实际情况取得科学认识的重要条件,更是对农村进行教育改革必不可少的准备与基础工作。晏阳初先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对社会调查工作者提出了四点要求,他指出,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员首先必须有到农村中去的认识与决心,与农民共同生活才能了解真相,才能了解数字背后所含有的意义,才能做规划和提出改造方案;其次,调查必须通盘筹划,考虑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三,不能为了调查而调查,社会调查的目的在于根据科研、推广的需要了解事实,为改造农村服务;第四,调查者必须明了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在他的领导下,“平教会”社会调查部20多位同事,采用近代西方社会学中的调查法、个案法、抽样法等调查方法,将宏观与微观、动态与静态、纵向与横向各种调查相结合,对定县的地理、历史、政治、交通与运输、斌税、人口、风俗、工业、商业等进行了基本的、概括性的调查,并深入农家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反思目前我国的农村教育,调查研究极度匾乏。由于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缺乏实际的了解,一方面造成了农村教育的无的放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如农村高中毕业生主体的流向问题,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提高质量问题以及农村继续教育的形式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农村教育的保障问题,如“农民教育农民办”问题,税费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投入问题,以及“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适用性问题等等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为此,有必要重提我们在农村教育改革中的调查研究,借鉴“定县实验”的做法,加强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与基层农村教育工作者之间的通力配合,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加强决策的科学性,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提供依据。
(二)对农民进行综合教育
对农民进行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仅因为教育内容的千头万绪,而且教育的途径、方法等也是错综复杂的。正如晏阳初先生说的那样,“乡村建设不是任何一面可以单独解决的,而是连锁进行的全面的建设。因为社会与生活都是整个的、集体的、联系的、有机的、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支离破碎的解决问题。”他针对农村“愚”、“穷”、“弱”、“私”的问题,提出了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这四大教育来解决四大问题,并指出“这四大教育是连锁的”,对农民进行这四大教育,也不能光靠学校教育来实现,需要“三大方式”,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共同发挥作用。国外的农民教育理论研究和农村发展实践证明综合农民教育的思想是正确的。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通过长期研究指出,造成贫困的诸多因素中,资源、资金等物质的原因完全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原因是非物质的,即人们的素质。他认为教育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对贫困地区最好的援助是知识上的援助,赠予有用的知识比赠予物质不知要强多少倍,赠予物质容易使人产生依赖性,赠予知识却使人获得了自由。在当今农村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认为科学技术是解决农村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为了发展农业,各地都在积极引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但是如果农民的素质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只能是“可能的生产力”而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公务员之家:
(三)高等教育为农村教育改革服务
定县实验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以大批的洋博士、硕士、高校的教授、学者和爱国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心甘情愿地离开了大城市舒适的生活,到农村施展自己的学识和抱负。他们推进扫盲运动,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平,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探索了高等院校如何与农村发展相结合,知识分子如何为大众服务的途径。在当前的农村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高等院校的教师缺乏对农村教育改革的深入调查和实验研究,关于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探讨有脱离实际的倾向,对农村教育改革起不到应有的指作用,需要我们借鉴“定县实验”的实践成果,结合当前的国情,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适应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高等教育服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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