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田园诗的宗唐与情感变异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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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元诗宗唐田园诗情感浅薄

论文摘要：元诗宗唐，田园诗也宗唐。但在时代生活的影响下，诗人无法安心田园，身在田园也十分无奈，因此，象陶渊明和唐人田园诗的那种韵味，就无法再现，这是元人宗唐失败的一个方面。

元代诗人提倡“宗唐”，所主基本是盛唐诗歌，而于盛唐诗歌，又以追求他们的风格为主。盛唐诗风，除了李白和杜甫，尚有边塞诗人和山水田园诗人。这两派诗歌，一以气韵高迈为特点，一以恬淡悠远为特点。在元代诗人中，两派的追随者较多，如戴表元说赵孟颗的古诗“沈涵鲍谢，自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云。”鲍照对高适诸人影响很大，都以风格豪迈见长，赵松雪则力求与之比肩。另一派的追随者，可以戴表元作代表，他由宋入元，入元后或奔走江湖，或遁迹山野，诗歌亦建立在生活基础上，极力追踪陶渊明，写下了许多拟陶诗歌。但是，无论是赵孟颗还是戴表元，都没有达到前人的成就，更谈不上超越前人了。其根本原因是时代妨碍了他们情感的积累。而以浅薄于古人的感情，作类似古人的诗歌，结果不免是成为枵响而已。限于篇幅，本文拟就戴表元的田园诗进行分析，以求揭示这种区别。

戴表元是浙江奉化人，生于宋末。他在《剡源文集》自序中，不无得意地详细叙述了自己三十岁以前也即南宋尚未灭亡时的经历。他五岁开始读书，六岁就能够写诗，七岁学习古文，十五岁学习词赋，十七岁试于郡校，连连获优，于是来到杭州，给公卿大人上书，无所顾忌。当时杭州每年选拔贡士三百人，只有十人可以通过礼部考试，进入太学，而戴表元二十六岁就进了太学。在太学又从外舍升到内舍，于宋度宗成淳七年五月对策，中乙科，赐进士及第。宋恭宗德韦占元年，任杭学教授，还不愿就职。后来转为文林郎都督掾，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此时他才三十出头，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但是，南宋王朝的冰消瓦解，击碎了他的梦想，也将他的人生分成两截：前半生路越走越宽广，后半生路越走越窄。躲避兵乱，东奔西跑，两三年后返回家乡，入目的是一片瓦砾，处处荒凉。他只好教书卖文，兼营田地，有时四处奔波，讨得一点生活，后来又迁居榆林。直到大德年间，才有人推荐他为儒学教授，而他此时已经垂垂老矣，仕宦已经失去了意义。

戴表元的命运，从三十多岁开始呈直线下降趋势，但是他内心世界的变化并不与之同步。他年轻时的追求，是社会潮流推动所造成的；人元之后．换了一个王朝，换了一套统治机构，时代的脚步却没有停止。尽管他的人生暗淡了，但是新的王朝照样在制造无数的权贵，照样促动无数人追逐着荣华富贵。在元朝统一江南的过程中，南方的大规模战役不多，经济遭受的破坏也不如北方，特别是杭州地区，随着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在短短的时间内又成了无数达官贵人向往的地方，恢复了它从前的吸引力。因此，戴表元年轻时的向往，并没有随着命运的改变而消失。他在《清茂轩记》中说：“吾见祖父隐于农耕而子孙资之以为达人者矣。未有既为达人而子孙得返于农耕者也，何也?其先之善，抑郁于陇亩之间。百年蓄之，故一日发舒而不以为暴；及其贵盛，服饰鲜华，舆御美倩。耻于素所僻陋而求迁之。已散之朴。一决而不可复收，势无足怪。”换言之，时代促使戴表元产生了高于农耕的向往，他就很难退回到原来的角色意识中去。即使他愿意这样做，外部环境中追逐功利的士人也会造成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压力。在《君莫夸少年一首赠余光远》中，他就将自己少年得意的情景作了详细的描绘。而回到田园之后。总是“郁郁不得摅。”这种心态，影响了他一生，同时左右着他创作的田园诗歌。

田园诗歌在戴诗中占有一定的份量。平心而论，这些诗歌能够以诗人的生活为基础。较多地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困苦，比那些空想田园者所写的要好得多。但是，相比传统的田园诗歌。则又差得很远。如果从内容和艺术两方面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

戴表元的田园诗歌，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劳累。以及在这种生活中唏嘘不已的诗人情怀。《耕桑》云：“耕桑本是闲居事。学得耕桑事转多。失晒麦丛忧出蝶。迟缫蚕茧怕生蛾。调停寒暖春移苎。侦候阴晴夏插禾。衣饭为谁忙不彻。醉来乘兴作劳歌。”回到农村后。诗人面临的生活与书本上描绘的大不相同。没日没夜的忙碌。无休无止的艰辛。令他生出厌倦之情感。更何况收入极少。元代农村的赋役繁多。更兼城市经济的发达。农民如果不辛勤劳动，努力创造收入。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换。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但是。在以往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农民与外界的经济交往很少。劳动成果只要能够提供基本的衣食就可以了。因此劳动者的焦虑程度并不高。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主观的努力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经济变化，所以劳动者容易满足于现状。例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其中“草盛豆苗稀”。可见土地管理的粗放，而“但使愿无违”，又见诗人对土地收获的期望只是衣食粗足。因此，诗人能够在劳动中培养感情。品味感情，孕育了一种纯真的爱和希望，爱得真。想得真，诗境就美。又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盥濯茅檐下，斗酒散襟颜”。也可以看出诗人并不厌倦农耕，而且把它作为身心的栖息地，品味到其中的无穷乐趣。但是，戴表元在时代生活的压迫下，非常关注土地收入的丰歉。而不暇考虑其他，对土地的感情不够。因而就缺乏美感。

其次是农村生活的贫困，益令戴表元感慨无限。他有时穷到没有盐吃，全家专吃白饭和薯块过日，见《食淡》；有时穷到几天不开伙，不得不上山采藤换粮食，见《采藤行》；有时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只好把家里的细软、被褥与衣物。尽数送给米商，换取一些粮食，见《饥旱》；有时是蝗虫四起，铺天盖地。顷刻之间把青苗吞食一空，令人徒唤奈何，见《蝗来》。这些描写。兼及当时农村。但是不管如何，都是一些惨雾愁云的画面，令人读后郁郁不快。在陶诗中，也有穷困的描写，如《咏贫士》：“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乞食》云：“饥来驱我去。不知复何之”；但是，陶渊明能够在穷困之中。用儒家的信念来激励自己，如《咏贫士》：“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或者体现“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的高尚情操，使他诗歌在苦难的画面中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其实，任何单纯的苦难场面，都不能传递美感；它们的作用，或在于反衬出人性的伟大。或者可以体现人性在苦难激荡下的反弹力；或者弥漫到无边的山川大地中，动天地而泣鬼神。从而表现出美的韵味。可是。产生这种艺术情感。要求诗人自身对苦难有一定的驾御能力。也要一定程度的超脱。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清贫是农村的普遍状态。因此“忧道不忧贫”或者不太在意贫困就有社会基础．诗人能够超脱也就有现实的力量。然而元代的农村生活已经显得非常清苦。也很少有文人乐此不疲，所以戴表元被迫回到田野上。就只能感受到无限的苦楚，这种苦楚的背后。是外界生活与自身生活的巨大反差。因此陶渊明可以把农村当作安身立命的场所。并为之付出了努力；歇斯哭斯。虽有痛苦。终亦无悔。尽管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但是他可以把感情寄托在土地中。并以前人勉励自己。然而。陶渊明可以把汉朝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是因为汉朝与晋朝的社会经济差别很小；而戴表元用晋人安慰自已。则显得非常迂腐；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已经和晋朝有了巨大的差别。

除了劳累和贫困，戴表元在农村中还经受着绵绵不尽的心灵折磨。《和渊明贫士七首》集中体现了这种心情。从事农耕的人，不仅贫困，而且被人轻视；诗人说：“贫贱如故旧。少壮即相依。中心不敢厌，但觉少光辉。”单纯的贫穷，还可以忍受;暂离饥寒的时候，也可以自娱自乐;但“贱”是一种社会观念，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因此诗人每接触一人，都有可能面临被轻视的尴尬;无数生活着的人交织起一张细密的网，将耻辱牢牢地纠缠在他身上。同时，“贱”又意味着无能，妻儿埋怨，朋友鄙视，“以兹乱心曲，智计无他妍”，又是一种煎熬。这些评价，既无情又不尽公平，只重视有“贝”之财，不重视无“贝”之才，对诗人的文化修养和造诣是一种残酷的践踏。诗人在《观村中祷雨》中有一个比喻:“昨日苗穗赤，今朝洒然青。颇如穷旅人，百金换颜形。”可见世人评价眼光之一斑。因此，他感叹“相逢樵牧辈，混混谁愚贤”，怨恨别人有眼无珠，把他等同于目不识丁的农人，使他承受了比一般农人更多的痛苦。但是，陶渊明隐居田园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名流来访，如颜延之、王弘等人，他的知音虽然不多，但是也没有什么人对他表示轻视。此外，戴表元以农为业，但内心世界还属于文人圈子，他渴望文化交流，不只是谈论渔樵丰歉而已;然而周围的人很难和他沟通.“村郊多父老，面垢头如蓬。我尝使之言，辞语颇不工。古来名节士，敢望彭城龚。”按陶渊明的《咏贫士》:“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蓬篙。翁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因此，这里的“彭城龚”就是知己的代名词。戴表元周围的农人，蓬头垢面，吐言郧理，无一可作知己，甚至还讥笑他，使他倍感痛苦。这种情况，不但阻碍了他的文化交流，文人对他的肯定，还给他心灵增添了折磨。这与陶渊明很不相同。陶渊明虽然贫困，并不以农耕为耻;知音尽管不多，但“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可以和农人交谈，即使“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也非常高兴和自然。由此可见，戴表元与农村有很大的隔阂，而这种隔阂是时代变化造成的。

总之，戴表元在致力农耕的岁月中，感到十分无奈，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渊明贫士》之五云:“古人重吠亩，有禄不待干。德成禄自至，释未列五官。不仕亦不贫，本自足密餐。后世耻躬耕，号呼脱饥寒。我生千祀后，念此愧在颜。为农尚可饱，何用出柴关。”这就对古人和元人的田园生活作了扼要的说明:古人乐意躬耕田园，是因为时代重视吠亩，而田园所获，也基本可以抵得上薄宦;所以安心田园，有官即做，无官也不强求，是古人的普遍心态。但是元人就不同，尽管田园可以饱腹，但是相比外界生活，已觉得十分清苦，所以要千方百计去钻营，一旦不获，就哀苦无限。因此，戴表元的田园诗，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但是，在他矛盾的心理世界中，又有两种力量在互相拼搏:一种是离开土地，干禄求富的渴望;一种是眷恋土地，躬耕求隐的心态。这两种力量截然相反，搅得他无法安宁，终日惶惶。第一种力量的来源，已如上所说;第二种力量，则来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传统风气在现实中的残存。

戴表元在诗文中，多次提到他对唐及以前文化的仰慕，《临池亭记》说:“右军遗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摩动荡于翰墨之外者，此临池所以为美也。”这是对魏晋风度的仰慕。《紫芝亭记》云:“故自秦汉间隐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为高，唐士大夫如元鲁山，字之以为贤。’这是对隐逸人物的仰慕。《容膝轩记》说:“始余读书，则想象古人居处服食，动作百物之态，以质之诸书中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之，合然后已，出而语于人。……自为此说，与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终未悔。”说明传统文化对他的熏陶，由来已久，并使他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认识。元代还有不少象戴表元那样，远承古代隐逸之风，近染宋末江湖余习，赵孟颊、虞集等大家，也鼓吹着隐逸，这些文人的风尚，构成了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残余.同时也对戴表元产生影响。

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之宗，对戴表元影响尤其深刻。除了和陶诗，他还仿效陶渊明的生活行为。如《九日与儿辈游中溪》:“何知是节序，风日自清妥。群童竞时新，藕果间蔬茄。欣然为之辞，乌帽危不堕。此日山中怀，孟翁不如我。”既用陶文“孟嘉落帽”的典故，表现欢游的得意，又明显仿照陶渊明的《游斜川》，努力表现出风和日丽中与邻曲尽情娱乐的情调，但是模仿意味太浓，总有些矫情的味道。又如《四十》云:“四十不解事，真成无用人。交游青草尽，途路白云新。渐觉名妨静，难将学济贫。堂堂楚龚传，犹有隐流慎。”努力把自己描写成古人的面貌，但是，“无用”、“有用”的计较，学与贫的关系，交游多少的计较，说明他对世上的东西还是耿耿于怀。

传统的隐逸思想，虽然还有一些基础，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隐居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经济的发展，使得隐居也“水涨船高”。戴表元《居清堂记》云:“夫既以其身得脱于官府之劳，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沟池畦苑之饶，足以养富;舟车憧役，浮游钓弋之具，足以养佚;羔服鱼果、酒醒肴膳之珍，足以养欲;庭闹无恙，妻攀恬适，诗书道德，谈咏之交，足以养素，则是王侯卿相所无之安，而神仙栖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乐，而人世何以容之。”这里驳斥了那种隐居要建立在富足生活基础上的说法，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如果想隐居，没有一定的生活基础是不行的;而且这种生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古代隐士的生活水平。同时，这也说明了“富贵”与“隐居”的矛盾:为了富贵，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追求，在追求过程中就无法隐居;而富贵以后，就没有必要再隐居，甚至隐居有可能导致原有生活条件的丧失。戴表元《质野堂记》就说自己“幼而嚣居，长而浪游，老而羁栖，独常常以为异时倘得余闲，营一区之宅于山林间，将名之曰质野。”但是，这种愿望在心中徘徊了五十年，依旧不能实现。这说明，富足而隐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他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因为缺乏较好的物质条件，就无法安下心来。在他矛盾的心理世界中，现实的一端更有力量，并总是逼迫他不断地驱驰。他常常在旅途中奔走，如《东离湖州泊南得》、《客京口》之类;直到晚年尚无歇息，《舟过严州》云:“生涯著处有，奔走愧华巅。”奔走的目的，他很少明言，但肯定是为衣食而忙，《书叹》云:“君有殉名子，扰扰起风尘。朝逐富儿冶，暮联豪士茵。归来反如客，鱼鸟亦相慎。”恐怕也是一种自我表现写照。有时甚至是厚颜无耻的打抽丰。《丙子除夜》云:“富贵如今似骇机，漂流未遣壮心违。乡邻有酒贫能醉，村落无病医亦稀。客任低头从狗窦，妻休掩面对牛衣。十年涉世浑如此，除却躬耕事事非。”从狗窦进出的说法，是自嘲也是厚颜的写照。又《久客且归留别郭于昭宪椽》:“久客令人厌，初春乍许寒。飞蓬妨览镜，脱粟愧加餐。坐有夸年酪，门谁住马鞍。重来会相见，老性忍悲欢。”他在别人家里呆久了，引起别人的厌烦，何况他蓬头垢面，有碍体面;于是吃的东西越来越差，只有粗茶淡饭了。他也清楚这种窘境，但是内心又生出不平:主人家有山珍海味，积年陈酿，却不肯照顾一个又老又穷的读书人。最后他又说，自己还会来的，因为白眼看多了，也容易忍受。历史上陶渊明写了一首《乞食》，就遭到后人的耻笑:以前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现在却要为一顿饭摇尾乞怜了。但是，陶渊明乞食是因为实在没有饭吃，而且“既醉辄去，曾不吝情去留”，还显得文明;戴表元却是有饭还要求取更多，并且非要住到主人讨厌为止，临走还要发牢骚，人格实在不怎么样。但这是时代造成的:奢华的生活，繁盛的经济，制造了现实的目标，却又制造出困顿不堪的文人，造成了人格的扭曲。

通过上述考察，再回头看戴表元的田园诗歌，就容易看出他在艺术上的特点。首先，戴的田园诗歌，表现为对生活的质量非常关注，略有收入就很欣喜，而歉收或者没有收获的时候就哀叹不已。除此之外的事情，包括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不关注，也没有能力给予很多关注。如《傍家东北有山口……》:“况复近芳茨，时能荐果蔬”，表明他看重土地的实用价值，而不象柳宗元怜惜“唐氏之弃地”。《伯收东冈麦》云:“四季各有役，糊口走惶惶。”突出为衣食的忙碌。(采藤行):“大藤换粮论解数，小藤输市亦值钱。朵得官梗甜胜乳，明朝满意作晨炊。”采藤可换粮食钱钞，令他双眼为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但是，陶渊明居家的时候，最关心的是心灵的状态，既不愿意让心灵为形所使，也不会为口腹束缚心灵，喜欢适意从心，即使在困苦之申，也忘不了心灵的愉悦。田园的收成，他有时也去关照;无酒无米，他也感叹，但都不是主要的。其次，以物质收人为中心，导致诗人忽视了此外的田园生活内容。诸如农村的人际交往，田园风光，农闲时节的乐趣，都很难在戴表元诗歌中看到。如《食淡》一首云:“世乱谋生拙，村深食淡能。沙蔬羹白煮，山稻饭红蒸。暑豉方传友，寒糟共学僧。厄厨尚如此，未叹室生冰。”谋生笨拙要归咎于“世乱”，“食淡”要想到村子是否偏僻，是否有人看见，还是考虑到面子问题。将食物陈述了一番，诗人有些沾沾自喜的心情，因为能够吃饱还算是好的，恐怕日后穷得揭不开锅，厨房里都要结冰了。描写不可不谓之真切，但是也令人感叹，在现实的压迫下，诗人的心灵卑微、恐慌到何等的地步了!这样的诗歌，又能有什么美悦感?再次;这样的诗歌，给人以“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的感觉，因为诗人的心灵面对着重重束缚，被逼到一个很小的角落，战战兢兢，左右碰壁，完全失去了陶诗那种自由悠远的韵味。同时，这其中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宁静感，有的只是煎熬，矛盾和惶惶不安。造成这种特点的原因，就是诗人无法在田园中灌注深厚的感情，而依靠时有时无，飘忽不定的乡土情怀，是无法写出传统的隐逸诗歌的。因此，戴表元尽管作为元朝力矫宋弊，鼓吹唐风的一员健将，也无法达到唐朝山水田园诗人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