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浅析论文
时间：2022-07-07 0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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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但是胡宗愈的杜甫诗歌“诗史”说不特别限定写作背景，与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相距较大。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虽然不限诗歌的写作背景，但侧重安史动乱的背景意义，突出其对杜甫诗歌所烙印的乱离色彩。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的诗歌是“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杜甫诗歌“诗史”说经孟茶提出，由于其对写作背景的过于狭窄的规定，杜甫一部分具有“诗史”性质的诗歌被排除在“诗史”之外;宋祁否定孟茶的“诗史”论，修改了“诗史”的范围，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胡宗愈既否定宋祁，也扬弃孟柴，提出新的“诗史”说。胡宗愈新的“诗史”观如果突出安史动乱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意义，则十分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