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专业的理论建设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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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翻译学学科专业理论建设专业课程设置

论文摘要：翻译专业各类学位课程的设置进一步巩固了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同时也凸显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翻译教育的理论建设必须加快步伐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要尽快转变学科理念，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搞好专业课程的设置及教材建设工作。

随着国际间交流日趋频繁，翻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愈加息息相关，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关注。继2040年部分外语院校开始设置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2007年又批准开设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课程…。也就是说，翻译作为独立学科进一步得到确认。翻译学在我国虽说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翻译院系将会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翻译专业本科也会在全国高校中普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加快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步伐，以便使新建的翻译专业在理论与应用方面不仅只有其名还要确有其实。翻译作为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与以往仅作为外语一项技能和一个方向的教学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新增的翻译专业，硕士、本科课程如何设置，教材如何建设等，这些问题迫在眉睫，需要上升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来认识。

我国的翻译专业教育起步较晚，要获得较快较好的发展，必须抓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除了体系机构的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就翻译教学来说，就是要从翻译教学理论出发，认真学习研究国际翻译教学的经验，分析国内翻译教学的现状与不足。只有树立正确的学科理念，开展积极的理论批评，研究适用于新形势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才能进一步巩固并继续提升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才有可能从宏观上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的过程，从微观上指导翻译的具体实践；才有利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翻译专业的人才。应当承认，当前我国在翻译专业教育理论建设方面与西方①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才有助于学科发展。本文拟从学科理念、翻译批评和课程设置与教材这三方面探讨翻译学科理论建设。

一、转变学科理念，进一步提高学科地位是搞好理论建设的前提

论及中西方在翻译学学科理念上的差距，许钧断言，“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因为，早在20世纪7O年代，翻译学在西方已经开始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JamesHolmes将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种。而纯理论研究之下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这个时期西方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活动的多种形式、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翻译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运作方式，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在形式上拓展至模仿，对文学史、文学评论等进行改写，这些理论还涵盖了影响翻译过程和译作接受的诸多社会文化控制因素“。此后，西方翻译学学科地位从不同方面得到巩固和提升。以英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设了培养翻译理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以及应用翻译学硕士学位课程，现已形成规模。有的设置纯理论翻译学博士学位，有的设置了应用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些翻译院系还定期举办短期的翻译研究培训班进行专项的理论培训(如曼彻斯特大学联合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暑期短训班)。翻译学朝着跨学科多角度的方向发展，研究成果也随之越来越丰富。2O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翻译学的专门学术出版机构，如创立于1995年位于曼彻斯特的圣·杰罗姆出版社，国际性翻译学杂志如TheTranslator，Meta，Target，Perspectives和rI''''I’R等，并且数量还在继续增长。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继1998年的《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之后，主编MonaBaker在2009年又有《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新版问世，新版的百科全书根据翻译理论的发展增加了新条目，原有的条目在内容上又有扩充。大量翻译学术论文的发表，翻译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均反映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景象。这一点从上海外教社和北京外研社近年来分批影印的翻译理论研究原版书籍便可见一斑。这充分反映了翻译学科在西方的地位。

当翻译学学科地位在西方不断上升时，与此形成反差，在我国却在下降。首先是不合理的学科定位直接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如果不能在国家的学科目录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该学科就很难获得包括申报课题、成果评奖等学术研究的资助，也很难自主安排教学计划。而翻译教学的相对落后反过来又制约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使得新兴学科的发展举步维艰。”L8然而，尽管翻译学科没有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但从学科内涵和学科力量上，翻译学已经与“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成三足鼎立之势。可以说翻译学现状比较尴尬。一方面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普遍认可并不断提升，报考翻译专业的硕士博士数量骤增，几乎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两者之和。而另一方面，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很模糊，比如，有些学校将它归属于应用语言学，而有些学校又将它归于外国语言文学。希望业界进一步转变学科理念，为翻译学正名。只有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使翻译学科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专业理论建设才能有效地开展。

二、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

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是加强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翻译批评既可以是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批评，也可以是对翻译理论的批评。中国的翻译史源远流长，也有着丰富的翻译理论，然而在国际比较权威的当代翻译学概论中nDjL1却看不到中国的译学理论。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西方学者有学术偏见和知识局限造成的，不能单凭这一现象来评判我国的翻译理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无理论思路的狭窄，理论意识的不成熟，和理论方法的缺乏。翻译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实践经验对东西方翻译工作者都是公平的，区别只在于谁能从这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LI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西方现当代语言学、文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等学科迅速发展并纳人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翻译研究大量吸收了这些邻边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和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理论。而这个阶段，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在原地踏步。翻译理论多是在语言层面上依据“信达雅”的标准做评判。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翻译理论还多是经验式、印象式的评点，大部分是围绕具体的翻译技巧在做文章，也就是说，还停留在语文学角度的探讨，凭印象、以原文为基准对翻译进行评判。这些特点在不同时期权威性的翻译论文集中可见一斑。。这些文章在理论层次上大致相当于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国际译坛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多元化体系，而我国还是一元论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我国译坛一统天下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国外翻译理论的影响下，我国译界有些改观，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翻译研究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研究重心应该从原文向译文及其译者和社会转移。但是迄今为止，真正以社会文化多元体系为理论框架对翻译的热点问题展开研究的论著极为少见。正如许钧指出的那样：“目前一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翻译批评文章更多的还是文本的对比和分析”。也就是说，仍然停留在狭义的翻译研究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的理论研究还很少见。理论范畴无体系，术语界定模糊，不系统，缺乏缜密的论证，加上学术规范性不强，因此，当代国际译坛上至今没有我国学者的声音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请进来派出去的政策给翻译理论的建设输入了新的血液。外国的翻译理论逐步译介到国内，我们看到了尤金·奈达、约翰·卡特福德、皮特·纽马克、劳伦斯·韦努提等理论家的相关介绍。但是这些译介多停留在译说的层面，缺少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很难听到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更缺少外来理论与我国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适性研究和应用。

三、重视专业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

专业课程如何设置、采用什么教材在学科理论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反映出该学科存在的问题。既然设置了翻译专业，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只是将其作为外语的一项技能来教。应该围绕翻译专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做好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只要懂外语就会做翻译，甚至连外语界也存在这种认识。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翻译课只是被认为是外语技能训练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成为专业训练课。随着翻译学科意识的增强，以往的错误观念正在转变，人们认识到翻译能力不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而是需要专门培养。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立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其课程设置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并结合各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目标来考虑，在突显专业性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突出各自的特色。很显然，翻译有口译、笔译之分，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上展开。口译又细分为同传、交替、影视等；而笔译则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网络媒体翻译和机器翻译等。哪个学校都没有能力面面俱到，更何况学生的精力也有限，难以样样精通，因此，应该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实际需求开设课程。

由于学科定位不合理，翻译专业硕士生的学习课程多为理论课程，缺乏翻译实践，缺乏技能的培养，部分讲翻译实践的又不与理论挂钩。翻译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应该是翻译专业课程最精彩但也是最不容易的部分，需要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要求任课教师或教材编撰者既要有广博的翻译理论，又要有扎实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基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够为理论配以经典的范例。好的翻译教材需要时间以积累足够的恰到好处的范例，不能急功近利。目前翻译教材很多，但这方面做得好的若说是凤毛麟角也不能算夸张。

此外，高校本科翻译教材普遍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本科教材中多偏重翻译技能的培养。教科书大多是选取中、外文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互译实践，在句子层面上讲述翻译技巧以及翻译应该遵循的标准。还有一些翻译教材仅仅是前面列出原文后面提供译文，根本没有理论。翻译教材如果不能将所译的文本置于语言的上下文中，或者更宏观些，没有将翻译活动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只是就事论事地谈翻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翻译的本质与功能。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势必缺乏理论修养，难以将实践上升至理论层面，也就无法做好当时的翻译实践以及后来的翻译研究。在最新出版的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的翻译教程，已经注意到适量加入理论阐述，但是理论部分仍然是弱项。这除了观念滞后之外，还因为编撰者自身不重视系统地学习当代翻译学理论，所编写的教科书缺乏相关的翻译理论框架支撑。这样，翻译专业教学这一重要领地仍然是技巧占主导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科应该加强三个层面的理论建设。

(一)继续引进西方翻译学理论成果并进行批评研究。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目前仍处于强势，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引进无疑是走捷径。纯翻译学理论也像纯语言学理论那样对所有语言有广普的适用性，只有应用翻译学才会反映出各语言文化的特性。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的主张与大量引入西方译论是不应该有矛盾的。

(二)本土的翻译活动和理论研究可以检验或批评外来理论的普适性。同时用外来理论描述本土翻译活动，有助于提高译学理论在本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改变我国目前本科翻译教学重实践轻理论而研究生阶段又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健康发展。而通过系统研究有可能找出适用于本土翻译学科建设的新课题。

(三)译学具有跨学科和多学科性，与哲学、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等密不可分。专业课程设置与教材编撰应注意将邻边学科如现代语言学，接受美学、文化对比、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纳入视野，对翻译实践进行多元的、动态的、综合的描述和分析，对翻译理论的适用性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翻译学科体系建构设想。从跨学科角度对中西译论进行比较，对具体翻译实例进行描述和研究，为高校翻译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提供相应的翻译理论读本和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