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审查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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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家永教科书案与杉本判决：国家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

国家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家永教科书案，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案例。1952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日本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因客观、公正地记述日本历史，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然而1962年，日本文部省却认定该教科书不合格，要求删改书中有关日本在二战期间犯有罪行的描述。1965年6月，家永三郎首次就教科书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提出了在法律上政府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的问题。1997年8月，日本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经过3次提诉，10次判决，前后历时长达35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案”最终以家永三郎取得部分胜利而画上句号。但日本法院的判决表明，国家有部分审查教科书的权利。无独有偶，同样发生在日本的“杉本判决”教科书诉讼案，却从国民的受教育权利及教育的自由出发，认为国家在教育中的权限仅限于提供与充实教育条件，不允许国家对教育内容进行干涉，从而得出教科书审查制度违反宪法的结论。…

一方面，学术自由的要求使编写者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写入自己的著作无可厚非；而另一方面，教育的社会属性使得国家对于教科书的审查也非常必要。这正是教材审查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学术自由与国家控制之问的矛盾。这也是推动教科书审查发展的动力源泉。一般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可以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审查。目前我国的教材审定委员会也主要审查中小学阶段的教材。

国家机器既通过军队、监狱等暴力的国家机器发生作用，也通过教育、舆论等意识形态发生作用。这种教育的意识形态正是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是国家权力的表现，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教育权，是一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教育机构对教育实施控制的权力。国家教育权既是社会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诉求形式；更是国家主流阶级传递他们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而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课程知识的本身具有社会性，在知识传播过程中，知识的传播又总是受到社会总体权力的限制，体现出知识的价值关涉性。对教科书(课程内容)进行审查是国家对教育实施控制的重要途径。作为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既是师生教学的凭借和交往的桥梁，也是使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因而教科书本身也必然是价值关涉的，社会的主流阶层总是希望教科书能够传递他们“认为”正确而有用的知识，而社会大众们也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学习获得在主流社会中存在的机会和权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认为教科书是“学科课程的范畴之中系统编制的教学用书，它集中反映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理念”。当代全球化教育思潮和本土化知识矛盾与冲突，也都闪现着一种“本土”权力对知识的控制。可见，由国家对教科书进行审查，使其能够符合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对教科书的审查不仅合理而且合法。2006年我国新修订实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这就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国家审定教科书的权力；同时还明确指出“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和选用”。2001年6月7日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于教科书审定制度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在有关教科书审查主体和审查权的方面，《暂行办法》规定我国教科书审定的主体是教育部领导下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与此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设有相应的中小学教材审查机构，称为省级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两者的职责范围(权限)有明确的规定，前者负责国家课程教材的审定，后者负责地方课程教材的初审和审定，或者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授权或委托，也可以承担有关国家课程教材的初审工作。

从教科书的审查制度方面来看，全球教科书的审查不外乎两种方式，即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欧美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对教科书采用事后审查方式。为了促进教科书编写质量的提高，实现教科书管理的统一化、规范化，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教科书审定实行事先审查的方式。

二、三皇五帝存焉：审查的程序和效力

1929年春，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认为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而非历史人物，承认三皇五帝的存在并不具有史实的有力依据，应属虚构。这本书非常畅销，很快卖出25万册，影响极大。一些地方学政官员读到此书，既惊又忧，迅速组织力量上书弹劾，诉其“非圣无法”，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戴季陶，基于“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的理由，提出“……在教科书上这样说，会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随后，北平《新晨报》以《回府严禁反动教材发行》为题刊出此事，“封杀”了这本初中教材。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国政府时期具有合法地位的教科书审查是由当时的教育部负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除旧式教科书，教育部设立编纂、审查二处，专署教育方面必要的图书与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并要求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教科书中如有满清朝廷及旧式官制军制等内容必须修改。1912年7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规定教科书采用审定制。1913年9月13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共十四条。其中第二条明文规定：“编辑教科用图书，……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图书出版前，将印本或稿本呈请教育部审定。”1913年2月20日到4月28日的政府公报，公布了九次审定教科书结果。编审处工作效率高，审定速度快，往往一个月要数次公布审定结果，并及时见报，公布于众。1928年10月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有教科书编审处(后改为国立编设馆)。教科书审查的主要工作仍然由教育部编审处负责，编审处于1929年公布了《教科书图书审查章程》，其审查的标准是：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

在整个事件中，戴季陶作为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长，虽然其意见也许能够部分地代表国家意志，同时对于教科书审查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他本身并非教科书审查部门的工作人员，而其所在的宣传部也并非直接管理教科书审查的行政机构，因其一句话就造成教科书“封杀”，这无疑体现出当时国民政府在教科书审查法律制度建设上的缺失，由此我们引发出教科书按什么程序审查的问题。《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教科书审定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由教育部2001年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是指导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审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实行国家地方两级教科书审定制度。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规定》(教基[1995]2号)、1996年实施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以下简称《工作章程》)等细化的法律法规文件则在人员构成、审查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则制订。

在人员构成上，审查委员会不仅有相关教育行政人员的参与，还邀请了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同时还特别注意吸收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进入审查小组，这就避免了在审查时专家们由于对一线教学实际不熟悉造成审定“学术有余而实践不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人员构成结构能够帮助我们在审查中避免“官本位”和“一言堂”的情况，增加了审查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性。

在审查程序上，我国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从1986年建立审查委员会和教科书审定制至今，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改进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和细致的程序规定。教材审查大致可以分为送审、受理、审阅、审议、审批五个环节。在送审环节，《暂行办法》就材料准备、规定时间、履行手续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这方面的要求现已经基本趋于规范。受理阶段对送审材料进行初审继而由审查委员进行个人审阅。审阅阶段按照《暂行办法》和《工作章程》的规定，委员们需要从政治性、科学性、教育性、可读性和可教性等五个方面来审视送审教科书，按照规定的三个等级：肯定、基本肯定和否定的判断，指出教科书的优缺点和修改意见，填写测评表，由审查机构保存。经过审定委员分散地审读后，教材的审定进入审议阶段。审议就是由委员会集体讨论，包括分析、研究、作出判断和结论。为了体现公正原则，委员会还可进行无记名投票的表决。表决票数记入审查报告。审批是审定工作的最后环节。审批的材料根据应完备，审批的时间也有明确的规定，最后以书面形式通知送审单位审批意见，并告之相关审查委员会委员。审查工作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填写统一设计、要求明确的表格，便于管理和操作。由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材，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列人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由省级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材，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列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

由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进行教科书审查能够确保审查的规范、公正、权威和透明。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由国务院(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聘任，任期四年，并且建立教材审查委员的信息库，按照随机抽取的原则从信息库中抽取审定委员，对送审教科书按照《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有关审定程序、方式和标准的规定进行教科书审查。《暂行办法》和《工作章程》对教科书审查的程序、标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整个审查过程有法可依，避免了个人意见左右教科书的情况，对于提升教科书质量、提升教育质量、完善教科书管理体系都有重要作用。

在前述的1929年的案例中，戴季陶虽然时任当时执政党一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一职，但其是否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思想看法是否可以作为国家机器统治的理由和凭据仍然有待商榷。这是因为国家机器的统治往往通过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等方式表现出来，整个社会的运行也依靠于法律规章作用的行使。“有法必依，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戴季陶既不是法定的教科书审查人士，亦非教科书审查机构的管理人员；北平《新晨报》也不是国家法定教科书审查专门机构的机关刊物，也没有法律赋予的审查教科书、废止教科书的权力。国民党政府以“一人之言”废止一本教科书的使用与发行，而不是通过合法程序来探讨其存废，这既是肆意践踏法律权威的表现，也是凸显国民党政府“官本位”思想的具体事例。另一方面，顾、戴二人实际代表了教科书编写、审查过程中的两个团体。顾颉刚只是个学问家，他将“求真”“求是”当成自己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认为民族自信力本该建立于理性之上，三皇五帝既然不可信，就不该强行维持一种虚幻的假象。而戴季陶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只追求政治意义，而不问求真辨伪。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族危机时刻，戴季陶的考虑也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不同的角色站在不同的立场面对同一个问题，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毫无疑问是国家对教科书审查的典型案例。事件中戴季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认定该教科书不可使用，其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三皇五帝系虚构”的观点正确与否，而在于这样的观点对国家统治是否有利。

三、《长城砖》的争议：审查结果的认定与修正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小学语文第七册第20课《长城砖》(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审查通过)中写道：“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只能辨认出两个工程：……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种说法已被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明确否定，引起许多质疑和争议。有人认为小学是基本知识的形成时期，教科书应该传递准确的信息，而《长城砖》一文中的论述可能会使学生形成不准确的认知，这种文章不宜作为教科书的课文，希望能够撤下该文；还有人认为课文中所说能在太空中看见长城，其实只是一种文学表现的手法，如果文学中事事“叫真”，那么文学的美感也就不复存在。

《长城砖》的争论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教科书审查应以什么为标准?当通过审查教材遭到质疑时，应该由谁、按什么样的程序来对有争议的审查结果予以检查和修正?从教科书审查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至少体现了以下三点问题：一是教科书评价标准尚需规范，目前我国各学科的教科书审定和评价标准还有很多不妥之处；二是教科书评价和决定的过程缺少科学性，如果把一次个人经历当作依据来进行教科书审查结果的修正，是用非科学的程序为“科学”下结论；三是教科书需要定期修改，设置一个常设的、有教学一线人员参加的教科书编辑和评估机构十分必要。

2001年颁布的《暂行办法》(教育部2001第11号令)中第二十四条对教科书审定的原则从政治性、基础性、科学性、特色性以及技术质量标准等5个方面作出了规定，而比之更为细化的《工作章程》中则从教材内容、教材体系、教材文字插图、教材作业和练习以及教学软件、音像软件和挂图等几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我国教材审定的结果由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相应级别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可见，教材审定委员会本身负责对教材进行审查的工作，但我国目前还缺乏对其工作的相关问责制度和监督机构。虽然审定通过的教材要报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但事实上这个环节却并未对其审定的结果予以核实与评估。

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果把一次个人经历当作依据来修正教科书审查结果，而忽略对造成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和对航天资料进行研究，这样的修正不仅违反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和过程，也违反了教科书修订的法定程序。与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长城砖》一文有类似之处的是在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上被“开除”的太阳系“前”行星——冥王星。此次有关行星的变更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是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根据此次变更，我们可以发现，对教科书的修改需要特定程序：首先新的行星学说必须得到国际认定，再得到中国科技、教育等有关部门认定，到时出版社会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修改，通过教育部全国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方可进行修订。

教科书审查是把握教科书质量的重要关卡，对于保障教科书质量、推进教材多样化政策的实施都有重要意义，教科书审查法律制度建设是保障教育质量、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中小学教材的快速发展，我国目前的教材审定制度也应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本文所提供的几个小案例，对教材审查的主体、程序和标准等问题都有所涉及，但对于整个教材审查制度而言却也只是管中窥豹，有关审查制度的更多探索还需要各位学者和同仁的共同努力。

[摘要]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性。国家对教科书进行审查有利于提高教科书质量、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输。从教育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教科书的审查不仅合理而且合法；由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进行教科书审查能够确保审查的规范、公正、权威和透明，整个审查过程有法可依，避免了个人意见左右教科书的情况，对于提升教科书质量、提升教育质量和完善教科书管理体系都有重要作用；国家对教科书的修改需要特定程序。

[关键词]课程；教科书；教材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