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符的审视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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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元学者的词源学研究是从“右文”研究开始的，最早的研究者是王圣美。张世南、王观国等进一步申说了王圣美的学说。宋代郑樵提出了形声字演变中的“母子衍生说”。宋末元初戴侗的词源研究具有开拓意义，从形声字声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间的关系，系联了不少同声符的形声字，他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同源词的系联工作。戴侗词源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声音上贯通古今雅俗词语，寻找它们之间音义上的联系。系统总结宋元时期的词源学研究，对今天探讨这一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声符；形声字；右文说；文字；词源学

Abstract：WangShengmei，thepioneerresearcherofrightwardphoneticsymbolinChinese，startedthetraditionofetymologicalstudyintheSongandtheYuanDynasty.Wang''''stheorygainedfurtheradvancementbyZhangShinanandWangGuanguo，twolaterscholars.Furthermore，ZhengJiao，ascholarintheSongDynasty，introducedtheviewof“MotherProducingChildren”intheevolutionofpictophoneticwords.InthelateSongandtheearlyYuanDynasty，DaoDongmadesignificantcontributionstoetymologicalstudy.Hestartedwithpictophoneticwords，combedouttherelationsbetweenoriginalwordsandderivativewordsandgroupednumbersofpictophoneticwordsthatsharedthephonemes.Dai''''sothercontributionofetymologicalstudywastoconnectformalandinformalwordsbysoundstoseektheirrelationsinsoundandmeaning.Therefore，asystematicsummaryofetymologicalstudiesintheSongandtheYuanDynastyisofgreatimportancetosuchstudyinmoderntimes.

KeyWords：phonologicalsymlol；pictophoneticwords；viewofrightwardphoneticsymbol；lexicon；etymology

形声字中的“声符”是理解、认识形声字的关键，从造字的历史来看，声符最初是表音的，后来语音变化而出现不表音的种种情况；形声字的“声符”是表音的，也有兼表意的，但不是全部。如清人王筠《说文句读》所说：“工、可第取其声，毫无意义，此例之最纯者，推而广之，则有声兼意者矣。”从右文的研究来看，真正表意的声符是那些声符为文字之母、后起加形孳乳分化出的形声字的声符，这其中的情形又较为复杂，“右文说”的兴起正是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宋元学者的词源学研究是从“右文”研究开始的，在文字学史上颇具特色，系统总结研究这一问题，对今天词源学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右文说的起始

汉代许慎《说文》分析文字有所谓“亦声字”，这些字都是声符既表意又表音的，此外，《说文》“部”、“句部”、“派部”等部在后人看来，实际上是以声符为部目，所收的字(有会意字，也有亦声字)也都是“右文说”研究的对象。但这在《说文》还不是自觉的。晋人杨泉《物理论》所谓：“在金曰，在草木曰，在人曰。”将以“”为声符的字加以贯通，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右文说”的发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右文”研究，始于宋代王子韶。从文献记载看，王子韶的《字解》与王安石的《字说》同时，是与王安石《字说》相对的一部著作，是以重新审视形声字声符为主要目的的著作。据《宣和书谱》(卷6)记载：“方王安石以字书行于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与王安石之书相违背，故其解藏于家而不传。”《字解》已不传，但其解字的思想，其关于汉字形义关系分析的基本观点保存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其基本观点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声，而且表义：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此说为大家所共知，是关于“右文说”理论较早的、阐述较为清楚的观点之一，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较大。王圣美的文字研究不像王安石仅从一字一形着眼，就字论字，而是系统归纳排比从同一声符的一组形声字，寻求它们的意义上的共同点，王氏归纳一组同一声符的形声字后发现：“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即形声字声符于字义的表达为关键。对一组形声字而言，形符与声符各有系统，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点远远高于王安石的《字说》。王圣美的这一发现启发了后来学者的形声字研究，由此而形成专门探讨形声字声符表意问题的学派——右文说，进而由此探讨汉语词源诸问题。宋代王观国《学林》(卷5)则更以形声字声符为字母，进一步总结出“字母”说，具体为字母加形说、省形用母说：

者，字母也，加金则为，加火则为，加瓦则为，加目则为，加黑则为。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则众义该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

王观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字母加形说”的价值在于，王观国看出了声符为形声字之母、而偏旁为后加的这一文字演变的事实，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汉字演变的实际，这是“右文”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它标志着形声字研究中史的观念的确立，文字分化孳乳意识的出现，为后来学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王观国的“省形用母说”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即汉字使用中存在着省掉形旁而仅使用声符的现象，有的学者称此为“省形借声”，有的学者称此为“声符替代字”[1]113，汉字使用中确实存在这种写字写半边(声符)的现象。但王观国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不是省形借声或“声符替代字”，而是省形用声。仔细考察王观国所举例字，我们发现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早期文字使用中的一种情况。王氏所谓省文，实际上是较早的古字，而他所谓的不省的字，实际上是后起的加形字。从文献用例看，田，或用为畋猎之畋，或用为佃田之佃，古均用“田”字，后来文字分化，加形而有“畋”与“佃”，“畋”与“佃”通行后，而文献中仍然有用“田”指“畋、佃”的，这应是古字的沿用，因此才有王观国所谓的省文说。王氏此说实际是以后来文字分析古代文字使用情况的结果，虽将文字古今语料混起来看，但其探讨文字演化、使用的基本思路为我们认识汉字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借鉴。

宋代郑樵《六书略》对形声字声符的研究颇具特色，提出了形声字演变中的“母子衍生说”，探讨了“声兼意”等问题。其“母子衍生说”以为文有子母，子母是相生的，以母统子，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这是郑樵探讨出的“制字之旨”。汉儒说文解字之失正在于此。郑樵在《通志·七音略·七音序》中指出：“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子母，则失制字之旨。……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汉儒知以说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为母，从母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郑樵据其子母理论将《说文》的540母剔去不能生之子210类，而余330为字之母，以“八百七十子，为声之主”。这些主声之子与主类之母“合千二百文”以成新字，以“成无穷之字”。郑樵的文字子母理论主要还是就谐声、会意(郑氏虽也提到转注，但其所谓转注与谐声相一致)而言的，而为子、为母之文要么是象形，要么是指事。从文字演化历史来看，郑氏的文字子母说虽包含有一定的文字演变的历史观念，如其以二母相合为会意，以一子一母为谐声，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谐声字的产生较为复杂，有一些字的声符(即郑氏所谓文之子)早于其所从的谐声字产生，从演化历史看，这些声符应该是母而不是子。这是郑氏没有看到的。从这一点来看，郑樵的以声符为子的观点比王观国的“字母”说要差得多；再者，郑氏的子母相生仅限于由象形或指事之文生成会意、谐声之字，而由文生成的字是不能再生的，这是郑氏的“子母相生说”的局限所在。

探讨形声字中的“声兼意”问题，是郑樵着力的另一工作。《六书略·谐声第五》专门有“声兼意”一节，郑樵共收了373个他认为是声兼意的字。从《六书略》的分析以及所引《说文》释义看，郑樵所谓的声兼意字有一些是《说文》中的会意字，有些是亦声字，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谓的“会意兼形声也”，还有些是《说文》以为是形声字而后来的研究者多以为是“形声而兼会意”的。从郑樵的解释看出，郑氏知道这些字中有一些是后起的分化字。如“云、雷”，《六书略》注曰：“臣按，古云作云，雷作回，皆象其形。……后人借云为云曰之云，回为回旋之回，故于云、雷复加‘雨’以别。”“马文”，《六书略》注曰：“《说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曰马文，古皇之乘，周文王时，犬戎献之。’引《春秋传》‘文马百驷。’‘画马也，西伯献纣以全其身。’或书作文马。”其他如“娶、婚、姻、渔、驷、佃、仟、谊、警”等等。郑氏以后起分化字为声兼意字，并看出了这部分字为古字的后起加形字，为后起的分化字，这一点与王观国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六书略·谐声第五》又有“母主声”一节，共收字21个，按照郑樵的子母衍生理论，母主意，这些字的母又主声，因此也应列入声兼意之列。实际上郑樵在收字时已有重叠，如“筑”字，既收入“声兼意”一节，又列入“母主声”一节。又据清代焦《笔乘》卷6有郑樵论六书数则：“《记》曰：祖者，且也。祖非从且，凡姐之类从且，徂祖之类从且，徂祖无且义。又曰：刑者，亻刑也。若刑之从井，而有亻刑之义，则也、井也、耕也，亦可曰刑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而有福之义，则辐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此例说明郑樵对声兼意的认识是有限的。他所谓的声兼意是就某几个单字而言的，还没有形声声符整体贯通研究的意识。

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9)于“右文”研究也有创获，张氏指出：

王金陵《字说》之作，率多牵合，固不免坡公之讥。建炎间，莆中郑樵字渔仲，作《六书略》，……约以简易，而尽得作字之义矣。自《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如戋有浅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为浅，疾而有所不足者为残，货而不足贵重者为贱，木而轻薄者为栈。青字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混浊者为清，目之能明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凡此皆可类求，聊述两端，以见其凡。

张氏颇为推崇郑樵的学说，但其基本精神仍然与王圣美的“右文”之说相一致，张氏进一步的总结论述得出从同一声符的字其声符“多以类相求”、“可类求”这一结论，即排比同一声符的形声字，即可求出其意义的大类。

二、右文说的长足发展

宋末元初戴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右文”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标志着“右文说”的长足发展，其关于“右文说”的基本理论奠定了后来“右文说”研究，以及词源学研究的基础。戴侗在《六书故》中从形声字声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间的关系，探讨形声字产生的几种途径，区分不同情况，系联了不少同声符的形声字，他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同源词的系联工作。

《六书故》中凡明言“×之谐声”的谐声字，按戴侗的观点，都要求其义与声，这类字借形标音，以音表义。但还有部分谐声字(戴侗没有明确指出为谐声，这些字多出现在注释中)，戴侗从声符形体入手，寻求它们的得名之由，探求它们的准确意义。这种方法在《六书故·六书通释》中称之为“六书推类而用之”：

六书推类而用之，其义最精。昏，本为日之昏，心目之昏犹日之昏也，或加心与目焉，嫁取者必以昏时，故因谓之婚，或加以女焉。熏，本为烟火之熏，日之将入，其色亦然，故谓之熏，《楚辞》犹作纟熏黄，或加日焉；帛色之赤黑者亦然，故谓之熏，或加糸与衣焉；饮酒者酒气酣而上行，亦谓熏，或加酉焉。夫岂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学者昧于本义，故言婚者不知其为昏时，言日曛者不知其为熏黄，言纟熏帛者，不知其为赤黑。它如厉疾之厉，别作疠，则无以知其为凶厉之鬼，梦厌之厌别作魇，则无以知其由于气之厌塞，邕且之邕别作痈，则无以知其由于气之邕；永歌之永别作言永，则无以知其声犹水之衍永，璀粲之粲别作璨，则无以知其色犹米之精粲。惟《国语》、《史记》、《汉书》传写者希，故古字犹有不改者，后人类聚为《班马字类》、《汉韵》等书，不过以资奇字，初未得其要领也。所谓多学而识之，非贯之道也。

戴侗所举例字有“曛、醺、疠、魇、痈、璨”等13字。他认为，学者们之所以昧于它们的本义，在于不明白它们的根本所在，不明了它们的产生及分化过程。这些字的根就是它们的声符，即“昏、熏、厉、厌、邕、永、粲”等字，最初只有这7个字，它们一身担负了相关的几种意义，后来才增加了意义偏旁——形符，分化出新的谐声字，这是部分谐声字分化的一般情况。学者们明白了这一点，考求谐声字意义时就应从谐声声符入手，推求它们的根，进而把握它们的确切意义。不明了这一点就会“昧于本义”。戴侗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右文”表义的本质(注：王宁先生用“词源意义是同源词在滋生过程中由词根(或称语根)带给同族词或由源词直接带给派生词的构词理据”一句话给“右文”表义的本质特征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参王宁《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论析》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综合《六书通释》及正文中的论述，《六书故》所做的推阐有以下三种系列：

1.本义分化系列

如上所举《通释》中“昏、熏、厉”等七例均属此列。其他如：

张良切，弓拖弦也。张之满曰张，去声。……张帷幕亦曰张。……后人加巾作帐。肌肉起亦曰张。……别作胀。水张盛亦曰张，别作涨。(卷29)

2.“正义夺于借义”系列

这一组字的分化很有意思。正义(本义)被借义所夺，另造谐声字以表示正义。如云与云。“云，地气上腾为云也，古文……从上，象云气上腾。……云借为云曰之云，云为借义所夺，故加雨为云。”(卷2)。云本象云状，借为云曰之云，久借不归，成了云曰专用字，于是另造“云”字代替“云”的本义。(今天简化后“云彩”又恢复用“云”)。

3.书传义及假借义分化系列

戴侗在无法考求分化系列字根的本来意义时就从书传用例归纳其意义，用书传义系联同声符而意义相关的一组谐声字。如卷29“童”，本义未达，书传义为儿童。由此而有“僮、瞳、牛童”等。

戴侗看出了谐声字后起，而意义起于右文，即声符。从文字分化看，谐声字的职能最初是由声符一个承担的，后来才增加各种偏旁(形符)，孳乳分化出一组新的谐声字，它们各自分担声符原来所承担的各个义项(这一点从古文字发生学的角度看，符合汉字发展的事实。)初文和分化字声符(即分化字字根)的相一致，体现了初文(字根)和分化字的族属关系，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先后继承和孳乳相生、繁衍的渊源关系。即在新的谐声字中，初文(字根)作了它的声符，也就把它原来的意义、声音一同带入谐声分化字内，这样谐声字就有了初文的某种意义，它们之间而且声音相同或相近。同声符的字往往声音相近，意义相通，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字根”。后来的“音近义通”的学说就“是以同根词为前提的”，“在同族词中，派生词的音和义是从其语根的早已约定俗成而结合在一起的音和义发展而来的，因此带有了历史的可以追索的必然性。”[2]64

与“右文说”相比，《六书故》的“六书推类而用之”的长处是什么呢?“右文说”所谓的“右文”，指的是谐声字的声符。王子韶的作法主要是比较许多声符相同、形符相异的字，因而能看出这些字的共同意义。这种作法从方法上讲是可取的，但结论却不一定完全可靠。因为谐声字产生的时代、地域不同，加上声音表义的多元性，即同一语音形式可以表示几个互不相关的意义。“右文说”的最大弊病在于认为声符表义是必然的，凡从某声必有某义，实践中难免牵强附会，或结论与谐声所表词义不符。有清以及近代学者运用“右文”研究词义都难免犯这样的错误。在“右文”上要下“凡”、“皆”这样的全称肯定判断，应建立在分析全部同一声符的谐声字基础之上，建立在文献根据上，否则是以偏概全。戴侗“六书推类而用之”虽也从右文入手，但与一般所谓的“右文说”有所不同，也与王观国的“字母”说有所不同，其高于“字母”说之处在于，戴侗清楚这些形声字的历时分化过程，他看出了形声字后起，其形符偏旁为后加，而其义则起于右文，故他能从谐声字产生的历史过程中分析谐声字的意义，找到了这些字的根，以字根贯通同声符的同族字[3]。戴侗的研究为“右文说”科学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对我们今天推寻汉字同族字字根，系联同源字，研究同族字的关系有借鉴意义。

三、右文说的总结与转型

清代以及近代是“右文说”的理论总结以及转型阶段。明末清初黄生《字诂》、《义府》有许多地方是有关右文的，如《字诂·纷分鸟衤分棼》云：“物分则乱，故诸字从分者皆有乱义。纷，丝乱也；，雨雪之乱也；分鸟，鸟聚而乱也；衤分，衣乱也；棼棼，乱貌也。”黄氏已注意从声音贯通语词，如《义府·朐忍》云：“蚯蚓即朐忍之转音。”后来清代钱大昕、钱塘、钱坫、桂馥、姚文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黄承吉、朱骏声、王筠、陈澧等都有关于“右文”求义的论述。如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屡言“凡从×之字皆有××之义”，段氏援用“右文”材料达68条[4]94。如《说文解字注·齿部》段注曰：“凡从‘奇’之字多训‘偏’。”清时朱骏声《小学识余·形声多兼会意之字》归纳出了30多条“右文”材料，如“凡从卓声多有高大意”、“凡从斯声多有散意”等。黄承吉是清代“右文”研究中的又一大家，黄氏是一位高举“右文”大旗的学者，其《梦陔堂文集·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代表了他关于“右文说”的基本主张。黄氏的学说基本上承继段玉裁、朱骏声，但比他们走得更远，他明确指出：“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这一全称肯定判断过于绝对，但黄氏关于声符与形符纲目关系的论述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则即为由纲之声义而为某事某物之目；纲同而目异，目异而纲实同。”持相同看法的学者还有陈澧，其在《说文声表·自序》中说：“声肖乎意，故形声之字，其意即在所谐之声；数字同谐一声，则数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离其宗也。”

清代学者研究“右文”而又能超越“右文”，能摆脱形体的拘牵而探讨音义关系，正如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所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从字源转向词源，这是“右文”研究上的转型，这一倾向与历史上的“音转说”相结合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音近义通”的词义探求理论。近代以来对“右文”以及汉语词源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过开拓性研究的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始》、黄季刚先生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对历来“右文说”问题做出过集大成研究的是近代学者沈兼士先生。他的《右文说在训诂学史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是“右文说”研究中带有总结性的一篇经典文献。他对“右文说”的历史作了回顾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了“右文说”的基本理论思路。如右文分化的一般公式：其一、借音分化(声符非语根，乃借音字，另有本字)，其二、本义分化式(声符即语根)。用这两个公式分析右文，把无系统的右文资料统率在一个系统之中，条理井然。从对“右文”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今后训诂研究、汉语语根探讨的设想，为在“右文说”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国训诂学、语言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杨树达先生在“右文”的探讨、同源词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杨先生认为研究语源必须以形声字作对象，他总结出“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义”的观点。杨先生的主要观点见于《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甲文说》等著述。当代学者如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张舜徽先生的《<说文解字>导读》与《<说文解字>约注》、王宁先生的《训诂学原理》以及系列汉语词源研究论文、刘又辛先生的《“右文说”说》与《训诂学新论》，才逐步把“右文说”引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为汉语词源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徐莉莉.《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声符替代字研究[M]∥语言文字学刊.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

[2]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3]党怀兴.声转——汉语音转问题的关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4]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M]∥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