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阅读教材教学论文

导语：课堂阅读教材教学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轻视教材甚至抛弃教材，在今语文课堂阅读教学中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但教材承载的价值除信息传播的价值外，主要的还是信息处理的价值，教材是一种文化，一种文化价值的体现，更是学生理性认识发展的主要载体。由此，我们呼唤回归，在课堂上对教材使用的回归。但回归并不是回老路，需要树立教材的“整体观”和“思辨观”，实现教材在课堂阅读教学中真正意义上的超越。

关键词回归超越价值

语文教学似乎有个怪圈，容易走极端。过去我们视教材为典范，视教参为权威，在教材面前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而今，各种“理论”沉渣泛滥，我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追求所谓的“创造性阅读”，无视教材的存在、轻视教材的价值无所不在；学生脱离教材在课堂上的天马行空、五彩缤纷的多媒体展示好象均成为一种时尚。“摇头晃脑时代”虽逝，但相比，我们花哨的课堂是否少了语文课堂应有的文化底蕴，少了语文学科应有的思想深度！

每一种理论被夸大或对理论理解的偏差都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怎么样，语文教学的核心仍是课堂上的教材阅读，如果远离教材去谈什么“超文本、大阅读”之类的高论，那语文教学可能成为那美丽的空中楼阁。因此，对待教材我们很有必要呼唤回归与超越。

（一）

注意到一种现象，有些老师用喜欢用“文本”的称谓来替代教材。何谓文本，《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文本是文件的某种本子（多就文字、措辞而言）。文本一般是指文章，对用文本这称谓来替代教材是否科学性姑且不论，但我们得弄清楚文章和教材价值的区别。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的文章作品都能作为教材，文章作品的阅读客体指向是多向的，是作为社会阅读而存在的，承载的更多的是知识的传播、情感的交流、休闲消遣等价值，总的来说是一种信息传播的价值。而文章作品一旦进入教材，其阅读客体指向是单一的，是作为特殊阅读群体而存在的，信息传播的价值依然存在，但不是主要的。学生作为特殊群体通过教材提供的信息进行了进一步的感受、思考，进行听、说、读、写的实践，也就是说人文性和工具性的体现。教材是学生发展自身完善语文心智的载体，简单的说，教材不仅要让学生主体关注信息传递的“是什么”，更要观照信息中的“为什么”和“怎么样”。这过程好象来料加工，因此，教材承载的价值除信息传播的价值外，主要的还是信息处理的价值。

以五册的《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为例，如果只是作为文艺学论文，主要的价值是传递着诗歌欣赏的知识，向读者阐明诗歌欣赏是一种再创造，了解“再创造”的实质，并且通过实例传递再创造的丰富内涵。主要是起着知识传播的作用。

而作为教材，除这些之外，还要求学生运用文章中的方法去欣赏诗歌。更主要的还有通过教材，提高语言信息处理的能力。如给“再创造”下一个定义，这就涉及到语言表达中的语段压缩能力的训练。学生应该懂得定义的表述方式，是特点加领属，先得筛选信息，找出“再创造”的领属是一种想象活动，再找出主要特点是读者正确把握诗人的艺术构思并且丰富地再现诗人创造的形象。而后，按表述方式组织语言：“再创造”是读者正确把握诗人的艺术构思并且丰富地再现诗人创造的形象的一种想象活动。不要小看这简单的结果，这中间其实包含了语言的筛选、概括能力等（如语言勾要、概括、综合等）。文中“猜”和“泡”的原因以及那些具体内容等问题都是学生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的体现，更是教材语言处理价值的体现。

教材和文章作品有着质的不同，那就是价值主要取向的不同。为此，我们毫无理由轻视教材，忽视语言符号外的价值存在。

（二）

教材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化价值的体现。从起源的角度来说，文化就是人化，其主要功能是“化人”，也就是说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促进社会文明的传承和完善。虽然现在的文化趋向多元化，但文化的最深层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多元中的主流，应该是人们对理想、信念、取向、态度所持的主流，是群体认同的基石、群体力量的根源。而教材恰是这些文化价值的浓缩。有这样一句话“浓缩的就是精华”，这精华就是对人（特别是青少年）的知识、能力、思想、心理、情感和品质全方位的影响。这样说吧，几乎每个人的成长都受着教材的影响。我想，华罗庚的《统筹方法》一文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的思维方式。

教材的编写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而任由教材编写者的异想天开，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必须统一到一种文化上来，这文化当然有着更多的国家意志。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朝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课本这文化的建设。以我国为例，1903年，我国的基础教育建立了分科教学的新学制，开始设置语文科，从此，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和语文教材。在这以前，语文教材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蒙学读物，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二是儒家经典和古诗文选本，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建国以来历次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教材的选文，都十分强调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与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教材作为文化的显性体现，一种继承传统与与时俱进的统一，应该为学生的成长打下精神的底色。也就是说，通过教材使得文化被继承、传播和创造，促进人的社会化、文明化、个性化。譬如《我与地坛》、《胡同文化》、《庄子：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等文，真是读它百遍不厌，教它百遍不烦。再如近几年教材的增删，可见端倪。

2004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第一次出版，其中节选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两个章节被合为一个单元，取名为“神奇武侠”。

也是2004年，广州市高中采用由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新教材，特设“走近经济”的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

这些增删的背后，不难窥视出教材的时代气息和文化韵味。一位特级教师如是说：“语文课本的篇章，必须不断经受当代价值观念的苛刻的检验，要堪称经典。”据说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在后来不想创作了，而转向小学课本的编写工作，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文化的影响和作用，重铸俄罗斯民族的灵魂。语文老师作为文化的直接传播者，有什么理由不重视教材，甚至抛弃教材呢？

（三）

在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而教材的主体性可能被忽视，教材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应是学生理性认识发展的主要载体。而今课堂上少了朗朗的书声，少了蹙眉深思的可爱样，少了对语言的咀嚼玩味。在高中四册，有个普遍的现象，用视频或影片替代了教材的阅读，这可能与四册大都是小说和戏剧有关，但这样却没了对语言的深刻体验。甚至套上“创设情景”的美丽外衣。情景创设无可厚非，情感体验也值得称道。但离开了教材，是否就意味着忽视了学生的理性认识的发展呢？以《雷雨》为例，影片有多个版本姑且不说，只那影片的台词和原著完全一致吗？即使完全一致，那对语言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影片虽然能给学生一定的感悟和体验，但离开了教材，离开了原著，难以使学生有个理性认识问题，不以理性认识为基石，那感悟、体验的发展可能是不够完善的。

更有甚者，课堂中有些老师把“对话”颠倒，课堂内的对话包括学生和教材的对话、教师和教材的对话、学生和教师的对话。这三者中首先应该是学生和教材的对话。

教《我与地坛》一文，可能有个普遍现象：学生不愿精读，教师无视这现象，在课堂上进行学生讨论、师生对话交流，大谈“对生命的感受”、“对母爱的理解”这两个方面的话题。这些泛泛而谈的空话、套话，在任何时候，在没有教材的依托的情况下都能说出的。如果仅仅是这些，那教材所体现的价值何在呢？文章花木鸟虫不正是无言的诉说着生活的蕴藉和爱意吗？“荒芜但不衰败”的地坛描写不是史铁生心灵的历程吗？之所以课堂肤浅，主要的原因不外乎缺少学生、老师和教材很好的对话。

利用好教材，要学生阅读教材，走进教材，用心与教材对话，用自己的眼去触及，用自己的心去触摸，从而走进作者的精神领域，并从中生成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环节，最好的课只是个水中浮萍，师生对话越热闹，就和教材离的更远。课堂看似花哨，实际上是扼杀了学生语文心智的发展，因为学习的过程主要是一种理性的活动，是一种逻辑思维的过程而不是恰恰相反。

（四）

叶圣陶曾明确指出：“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语文教材要有助于“反三”，就应当更好地“举一”，重视教材、用好教材，依托教材但不拘泥于教材。这不仅需要教材的回归，还需要对教材的超越。使教与学逐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超越首先得有个教材使用的“整体观”。教材的整体观念大家很熟悉，但在实际教学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把教材分析的支离破粹，课文与课文没有很好的整合比比皆是，只见部分，不见整体，只见雾里看花，不见庐山真面目。实现教材阅读的超越，教材的重组可能是个比较不错的方式。教材重组是语文教学一体化的思路，也是学生语文心智能力的动态生成。重组其实也是充分考虑到教学的主体性。许多语文老师都有这样的感受：有的文章，学生在课外读的津津有味，而一到课堂上就提不出兴趣。国外阅读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杰克现象”，究其原因，课外阅读是出于阅读主体的生命本能需要，是一种“真实性”的阅读，只为获取信息而读。而作为教材，还要伴随着阅读分析和阅读训练，不一定是阅读主体的本能需求，是一种“强加性”的阅读，兴趣就自然下降。我们使用教材的整体观就是为了抓住学生的“真实性”，隐蔽我们的“强加性”，让学生对教材有独特的生命个体体验，把我们的教材“鲜活”起来。教材的重组方式很多，有以话题重组、以情感重组、以作家重组等。当然，《语文读本》中的文章是重组的首选。以话题重组为例：在教学四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文时，我们可以把三册的《诗经》三首中的《卫风•氓》、《邶风•静女》、《孔雀东南飞》、《琵琶行》、四册的《长亭送别》等文重组为“中国女情观之思考”，让学生感受到人们对自由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表现出对当时扼杀自由爱情的邪恶势力的诅咒和控诉外，还更深入的思考，中国女性对待爱情其实有着“等待”的情怀和意识，而大多时候，女人的等待的结局是背弃与绝望。而在男权主义的价值体系下，女人的等待似乎被神圣化和道德化，所以中国大地上有不少的望夫石，不少有关望夫石的“美丽”传说。如果我们在整体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延伸到舒婷的《神女峰》，其中的“与其苦等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苦一晚”。我想学生会有深刻的体味和感悟，从而有兴趣去感受整部教材，那么，学生与教材的对话就水到渠成，教材的各种价值也会在更大程度上到得到了体现。

再如，把《离骚》、《短歌行》、《归田园居》、《庄子：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逍遥游》重组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让学生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综合体，一直在“进”、“退”中挣扎。更主要的是还要让学生得出其矛盾的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三家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形成。

超越还得有个教材使用的“思辨观”。思辨不是只重思考的结果，更是重思考的过程。如王国维的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教材的思辨的过程，是一个苦思而得的过程。

思辨观离不开整体观，在教材整体整合的前提下，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理性心智。不可把作者的情感思想与神奇的语言魅力淹没在冰冷的分析中，尽可能运用各种手断，驱赶学生的原动力，激发学生的思考，放飞学生的双翼——想象和联想。其实，教材的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是学生创造而注入学生自身情感和智慧的过程，是一个学生感悟作者言语背后隐蕴着的作者有意或无意留下未成性的意蕴空间的过程。以我曾任教《故都的秋》为例。在感受北国之秋的清、静、悲凉的特点时，和学生一起把几段描写景的段落改写成几首现代诗：

（一）

故都的秋，

在小院中每座低矮的破屋内外；

在秋槐的每一朵落蕊里；

在秋蝉的每一声残鸣中；

在秋雨的每一个雨点中；

在秋枣的每一丝微黄里；

也在那故都闲人充满了京腔的互答声中。

（二）

租人家一椽破屋，

早晨起来，

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

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

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从槐树叶底，

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

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

蓝色或白色者

在底下，

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

秋意十分

……

（三）

象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

铺得满地。

脚踏上去，

声音也没有，

气味也没有，

但有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

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

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

细腻，清闲，落寞，

北国的槐树，

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

（四）

北方的果树，

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枣子树

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

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

枣子颗儿

象橄榄又象鸽蛋似的，

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

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

哦……

正是秋的全盛时期；

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

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

枣树叶落，枣子红完，

西北风就要起来了，

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

……

通过教材的改写，学生很快就能感受到那份故都秋的特点。作为教材，向特定的阅读群体提供各种信息，如社会人生自然知识，思想情感情趣、文章本体体现的语文知识以及语言信息处理材料等。这样我们在使用教材时就得充分考虑其情意价值、知识价值、智能价值（语言信息处理价值）。

对于《故都的秋》的改写，不是简单的操作技能的问题，它更多的体现教材的情感智能价值，更多的包含了情感智能因素，其有限的操作技能是以无限的心智因素为基础的。文章所体现的“清、静、悲凉”在改写后就显得比较直观，学生也在改写中感受到了散文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区别，更主要的我想是学生能从中感受到语言是情感表达的重要显现。如两句诗句“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不起眼的意象呈现了那种悲凉与落寞、细腻与清闲的意境，秋韵就在面前。学生就不得不感叹语言的魅力与神奇。

我在此呼唤教材的回归意识，并非要我们语文老师走老路，而是针对实际忽视教材的现象，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更好发挥教材的“举例”作用，进而对教材阅读的超越。

参考文献：

⑴《心理学》叶奕乾祝融里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⑵《中学语文教育学》于亚中鱼浦江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⑷《教学心理学原理》骆伯巍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⑸《语文教学艺术论》韦志成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