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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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

1866年海克尔创立了生态学概念，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由于它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动态性的特点，其概念成为人类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斯图尔德发展创立了文化生态学，其文化生态指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内一切相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2］。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高等学校是高校群体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3］。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以及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共同组成了具有层次性、整体性、结构性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其中，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础模块，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是文化生态系统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来源，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则是文化生态系统内部资源分配、结构组织、信息交流的方式及其蕴含的理念。高等学校内部的文化群体，包括管理群、学院群、机关群、教师群、学生群等，在这些群内又有工会、学生会等小群，这些群及其成员间共生共存、相互作用，形成了自己的类型和模式，并与高校外部的群相互作用，交织成高等学校文化生态系统的主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包括学校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国际环境等。高等学校这一文化生态系统，既有完整的内部文化生态环境，又与外部环境进行着密切的互动和交流，并深受外部环境影响。高等学校管理文化，是高等学校管理生态环境背后的“场”，由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等多个因素所组成。在高等教育管理的文化生态结构层次中，管理哲学是最高范畴，引领着学校管理的建构方向，规定着管理理念、目标和模式，具有统摄作用。管理理念是次一级的范畴，是人们对高等学校管理中管理权力的分配和限制、权力资源的配置、不同权力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总的看法。任何理念都有其哲学基础，高校管理理念是管理哲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具体化。管理理念同时还规定着管理的目标、组织结构、制度规定和物资支持系统。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则是第三层次的范畴，体现着管理生态文化的具体性和鲜活性，是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的外在表现。物质支持系统更多的则是受客观条件的牵制，如管理技术水平、人力、物力的投入等，位于从属地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因素以及系统整体性的反应。各因素不仅在系统内表现出互动共生、有机关联的生态功能，系统外还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体现内部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契合。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状

高等学校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其管理文化通常是历史形成的，可以看成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各国的大学都在历史传统和现实客观的相互作用中传承、形成和发扬独有的管理文化。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入世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在古代，“大学”自产生就被统治者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求学为官被世人认为是正途。到了近代，我国高等学校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学生权力主导或教师权力主导的办学模式，而是一开始就是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虽仿效西方大学设置，但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它还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其行政性是先天赋予的。作为办学救国的工具，大学堂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使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尽管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为了贯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基本理念。但在后来的军阀统治和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权力与行政权力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和国家主义教育价值观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主导思想，深刻体现在每所高等学校的管理文化之中。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管理，统一调配各种资源，其中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管理的重要部门，其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将高等教育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被政府行为高度强化。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多方面改革，从收费到扩招，从院校合并升格到大学城建设、教学评估等。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历来具有“行政化”的传统。高校的“行政化”倾向是一个多维因素合力长期形成的客观现实。高校“行政化”通常是指在高校管理中采用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即把高校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4］。因此，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现出高度的外部(政府)控制和内部集权。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既是对历来“官学一体”教育办学模式的传承，又是我国建国初期“赶超式”国家目标取向的需要。通过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系，国家意志得到完整的贯彻落实，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和执行力。但是“行政化”的管理文化生态也存在着弊端。钟秉林指出，高等学校“行政化”表现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高校作为行政机构或其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内部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4］。具体而言，过度行政化办学体制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带来了4个方面的问题。

1．资源投入渠道的单一化。政府和学生是高等学校办学资金来源的主体。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9年的10年间，普通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占到经费来源的47．65%－60%，学杂费收入所占比重上升至33．49%，而社会捐资集资所占比重不到1%并逐年降低。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呈现出以财政预算内拨款和学杂费为主的二元格局［5］。这样的经费来源结构，使得高等学校高度依赖于政府投入和生源数量。在政府投入难以大幅提升而生源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的今天，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输入危机。

2．外部应变能力的滞后化。过度行政化的高等学校在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的同时，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不足。这使得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存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保守的特点，无法因应社会和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内部调整，存在滞后性。同时，高度依赖政府投入，受到政府高度控制和保护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也难以催生出主动寻求改变的内在动力。这也造成了高等教育与社会和市场的脱节，使得高等教育引领社会发展、培育合格人才的作用受到影响。

3．内部结构系统的官僚化。现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机构系统，是按照行政逻辑搭设的，各组织部门是按照与政府机关对口的原则设置。管理文化生态的决策信息传导，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部门、高校管理层、院系管理层至基层师生，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这样的结构系统也决定了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内部的资源分配渠道，资源流向的决定权也需由行政部门决定。这造成高校“逐官”风气比较浓厚，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难以自由和自主发展自我，相反更加受束缚于行政性指导，学术群体难以潜心修为。

4．内部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化。在学校层面，高等学校的学术性组织孱弱，缺乏明确的制度或规章，缺乏对其成员的必要约束。高校教师更多将自身定位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接受行政人事管理，而非作为专业人员接受专业团体和职业精神的规约，从而造成了专业精神的式微。此外，校内学术机构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被严重地形式化和程序化，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系列问题，表露出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失衡和错位，并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性危机。这一危机将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进程。解决这一危机的入手点，在于以高等学校的历史积淀和内外部环境条件为基础，尊重教育和科研的基本规律，调整行政与学术的关系，建立适应社会变化的文化生态体系，打造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生态文明。

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优化的指导理念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态需要主动调整来积极适应，需要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重建动态平衡，以维持生态稳定性的需求，形成与实际需求和时代变迁更加符合的结构、制度和形态。笔者认为，对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变迁与优化，需要首先厘清优化的方向，包括优化哲学、优化理念和优化目标，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哲学

从组织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的系统结构都源自其素有的文化传统，而对系统功能选择和功能目标的建构有直接影响的则是文化中的哲学主题。可见，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不仅仅是改变和调整系统结构，其关键应在于文化生态高度上的价值观取舍与系统的耦合。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行政化”的哲学观念支撑我国高校的管理哲学，如“学而优则仕”、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国家主义教育价值观等管理哲学，是导致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的根源。因此，建立在人性的哲学基础之上的高等教育管理是文化生态的呼唤和要求。现代管理学理论提出“决策人”假设，其核心是:设想把上至最高领导下至操作者的所有人都看成自主决策后采取相应行动的主体［6］。基于这一哲学基础，在现代管理哲学精华指导下，高等教育管理就有可能扭转管理主体错位的现象，将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主要管理决策和行为主体，而行政人员则只是作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的辅助性力量，从而确立“学术权力为主，行政权力为辅”的管理理念。这一理念在高等教育管理学上的意义是深远的，意味着高等院校将教学、科研工作作为工作和活动中心，其他一切必须服从这个中心。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理念

西方发达国家将现代大学理念概括为“4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Autonomy)、学术自治(AcademicFreedom)、学术中立(AcademicNeutrali-ty)、学术责任(AcademicAbility)。当前我国学术界开展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行为容易受到行政干预。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下的高校管理理念的变迁目标在于重组和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在于实现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在笔者看来，学术自由才是高等教育管理最终要确立的管理理念。在学术自由的管理理念下，专家教授应该拥有发言权和决策权，在高等学校里开展学术自治、保持学术中立、履行学术责任［7］。

(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目标

高校作为一个旨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特殊社会机构，有其办学和发展规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我国高校需要有中国特色，每一所院校更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体现了院校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包涵了院校自己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反映了院校根据不同学科、领域、地域、服务对象等方面凝炼出自己独特的气质，以实现各自管理目标，完成各自院校的历史使命。因此，“遗传与环境”可以造就出千姿百态、各有千秋的高校。在转型时期，不唯行政命令是从，定位准确，办学自主，注重内涵办学，推动院校特色型发展，实现管理目标的细化和多样性，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现实要求。

四、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

在人才培养上，要从师生群体自由发展的生态需求出发，激励群体摒弃学术不道德、浮躁思想，确保以个人价值来确定生态位的准则。在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上，通过培植创新、敬业、求实、协作的文化土壤，促进科研文化的提升，从而创造与时俱进的科学文化生态环境，推进科学进步和创新。高校文化生态在内在文化生态因子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将形成具有很强免疫力的可持续的自我运营机制和环境，形成高校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的文化依托和文化土壤。具体的优化措施应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一)重构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外部关系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与现实客观情况的变化，构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外部关系要求将以往“象牙塔”为主的模式转移到“创新和实践”导向的模式，即在协调高校内部各种关系的基础上，加强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高校与国家战略、高校与科技前沿、高校与实践等关系的协调，实现高校现代化管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政府对学校管理进行优化，“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

(二)拓宽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资源渠道

增强高等教育的自主性，促进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平衡和发展，需要拓宽和优化高等教育的资源渠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未来高等教育持续发展需要充足的经费保障，这就必须切实推进多元筹资的进程。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完善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培养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调整学费标准。

(三)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结构

对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结构加以优化，应做到:(1)将领导和管理职能转变为监管和服务，实质性推行校院两级教授委员会治校以及校长、院长聘任制度，加强监督，明确奖惩机制;(2)要完善选举等民主制度，创新和优化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增强治理应变能力，营造环境，还高校学术自主和自由。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高等学校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

(四)培育和优化高等教育文化生态的学术群体

一个学校的发展不能只靠个人所为，而要依靠群体及其发展的环境，尤其是文化生态中的学科文化因子。伯顿•R•克拉克认为，高校的底层结构遵循的是学科、专门知识和专业化无序状态的逻辑［8］。因此学术群体建设是高校发展的龙头，学科文化是学科建设的灵魂。学术群体建设和学科文化培育，要重点关注学科带头人作用，加强学科自我管理环境的营造和社会生产实践等方面［9］。同时，学院、学科以及群体成员之间应加强交叉融合，提升学科实力和影响力，带动高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作者：何敦春1杨丛霖2欧阳迪莎3工作单位：1．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2．福建农林大学学生工作部3．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