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管理人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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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管理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是研究管理行为从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的开始，形成于20世纪初，其本质特征是科学和效率。主要由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以及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所构成。

(一)科学管理理论及其教育影响

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其长期工作实践研究的结果，其基本观点包括，“第一，管理者应负责收集知识并把知识简化为规则和应用，从而能按照科学方法来处理。第二，管理者应该运用科学方法来挑选和培养工人。第三，管理者应使工人学到知识，从而使工人之间‘精诚合作，完成任务’。第四，管理者要和工人一样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1］(P29)科学管理原理告诉我们，重要的是要雇用合适的人员，对他们进行良好的机器操作培训，工作要求要在工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劳动报酬要与工作的难度、所实现的生产效率密切联系起来。所以，科学管理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提高每个岗位工人的行为可靠性、可预见性，减少疲劳等问题，以便于极大地提升工作效率，关注的是人—机关系。泰罗的组织和管理理论原本是为提高工业组织的理性和效率而创立的，但结果却同时也被美国的教育界所采纳。比如，麦克柯诺夫在1918年写道:“这是一个讲效率的年代。在公众眼里，最为严重的指摘莫过于说学校效率低下了。”［2］(P30)所以，博比特就告诫教育家们应当采用工业界的做法，并为教师提供“如何进行工作、如何达到标准、如何采用各种方法及如何使用器具的详细指导。”［2］(P30)因此，在“效率崇拜”的影响下，学校里到处留下了科学管理的痕迹，正如迪戈蕾所言:“20世纪初，教育家们开始像办工厂那样去办学校，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学校教育的许多方面都是从工厂车间直接移植到学校教室里来的。现在，保存记录、制订课程表、布置教室、划分学期、安排上课时间和课间休息、管理制度、教学和年级划分等都实现了标准化。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地区都有详细、准确地写明如何行事的手册。质量控制和可以互换的观念从工厂引入到了学校。”［3］(P14)丘伯利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学校就是工厂。原始产品(儿童)被造成成品以满足各种需要。20世纪的文明对产品制造的规格提出了要求，根据规格的规定来塑造学生是学校的职责。这就要求有良好的工具、专门的机器、对产品进行不断的度量，以便看看是否按照规格行事，是否消除了制造中的浪费以及是否带来了产品的多样化。”［4］(P325)无疑，科学管理已给教育管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逐渐使教育管理走向标准化、程序化及效率化。其实，这种转变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化行动之上的，在每个个体及由个体组成的群体朝着他们的效率目标前进的过程中而逐渐牺牲个性和人的精神。

(二)一般管理理论及其教育影响

法约尔更多地是从整个组织的角度自上而下地来看管理问题的。其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一般管理理论。在书中法约尔第一次将经营和管理区别开来，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管理包括在经营之中。他通过对企业全部活动的分析，将管理活动从经营职能(包括技术、商业、业务、安全和会计等)中提炼出来，成为经营的第六项职能。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为了更有效的进行管理，实现管理的职能，法约尔提出了劳动分工、权力与责任、纪律等14项一般管理原则。他还认为管理不只是管理人员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要加强管理教育，让所有的人都理解和遵循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法约尔管理理论的重心是通过科学或理性的管理过程和管理原则的运用以达到提高组织效率的目的。其理论也适应于教育管理。“法约尔等提出的管理原则作为学校经营管理的有效文献范例，今天在不同程度上都依然在使用着。”［5］(P117)当然，一般管理理论自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与不足，比如，一般管理理论对人性的研究也仅属于表层的东西，只是停留在“经济人”假设的范畴之内。“在‘管人’的问题上他基本上和泰罗一样，主张以纪律(惩罚)进行经常性的监督，虽然他也提到了激发首创精神，并且将组织比作生物有机体，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做更为深入的分析。”［6］(P73)

(三)科层制理论及其教育影响

如果说泰罗关注的是管理方法的科学化，法约尔侧重的是管理原理和原则理性化的话，那么韦伯的重心则是组织制度的科学化和体系化。韦伯提出的科层制理论(Bureaucracy，亦译作官僚体制)要求在组织中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建立系统的组织制度，运用制度来管理。他认为科层制的特征是效率与合理化、分工与专门化、权威的层级节制及非个人取向等的综合。且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也优于其他组织体系。所以，“发展完善的官僚机制同其他组织机制比较起来犹如生产的机械化和非机械化的差别……精确、清晰、谨慎、统一性……在严格的官僚制管理中这些标准提高到最高程度……个体官员在这种机制的管理下是不能任意妄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被固定在整个运行及其中特定地方的一颗不可缺少的螺丝。”［5］(P118～119)较早运用科层制理论研究学校管理问题的是美国学者阿博特。在他看来，学校组织符合韦伯所提出的理想的科层组织的特征，比如，学校组织具有专业化分工的特点，学校内部具有明确的、严格的规章制度等。因此，他认为学校管理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学校组织管理的程序化与规范化。总体而言，科层制组织效率的提升具有技术理性和非人格化的取向，正如马克•汉森所言:“科层制度的主要功绩是它的技术性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这种效率是通过重视精确、快传、专家控制、连续性、处理权限和对输入的最适宜的回报来体现的。科层组织的结构完全排除了各种人格化的关系和非理性的需要(敌意、焦虑和情感的卷入等)。”［2］(P23)上述分析表明，古典管理理论的倡导者都把高效率地完成组织任务视为管理工作的最高目标，并毫无例外地认为“效率原则是衡量任何组织的基础”;都提倡分工和专业化，把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管理活动的一个经典信条;强调要有明确的指挥系统，即组织中要有一条自上而下的明确的权力等级体系，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要服从来自上级的指挥;提倡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同时把严密的规章制度看作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证。但古典管理理论一开始就遭到了人们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表现为:一是忽视了对人和人性的研究;二是仅仅把管理的对象看作是一个客观存在;三是忽视了组织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等。所以，教育组织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存在的不足，尤其要从教育组织自身的特性出发，要关注教育组织中人的因素，要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本而不是仅仅关注所谓效率的提升与理性的培养。

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当时古典管理理论虽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它只强调科学性、精密性，忽视了人的因素，把劳动者当作机器的附属品，当作“经济人”，从而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因此，梅奥等人开展了人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强调对工人的尊重与沟通，满足工人的社会需要。但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以后遭到了企业界和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直到50年代人际关系学说发展成为行为科学以后，才得到社会广泛的重视和应用。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际关系理论及其应用

第一个较为全面阐述企业中管理者和工人关系的学者是福利特，她在《新的国家》等著作中讨论了行政中“人”的因素。她认为，各种组织的基本问题，在于发展并维持组织成员中动态的和谐关系，建立起能够协调人的资源的合理机制，生活和工作在同一组织中的人们，都有权力重新建造他们的权力关系。她甚至认为，决定由谁来指导某一具体活动的因素不应是等级地位，而应当是情境的法则;一个人不应该向另一个人发号施令，两个人都应该同意听从情境给他们发出的命令。［7］(P287～288)但使人际关系理论系统化并从实验中得到证实的则是梅奥等人所领导的霍桑试验。梅奥等根据霍桑试验的结果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认为工人应该是“社会人”，是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员。所以，工人不仅仅是单纯地追求金钱收入，他们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人际关系理论在教育管理中的采用主要是受到了杜威所倡导的民主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杜威认为:“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每个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参照别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有方向，这样的人在空间上大量地扩大范围，就等于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他们活动的全部意义。”［8］(P97)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是一种狭隘的观点，会对工人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学校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一种使现存社会的工业秩序延伸的领地，而应作为改造这种秩序的场所;学校领导应通过与别人交换意见进行领导，而不是孤立地依靠理性、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教育观念与内容强加给别人。由此看来，人际关系理论为教育管理所接受也就理所当然了。但人际关系理论由于过分强调个人的社会需要，忽略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把完成工作任务和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割裂开来，特别是强调把人作为一种工具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因此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

(二)人性假设理论及其应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提出了“X理论”和“Y理论”。在他看来X理论代表着“传统的指挥和控制观点”，其假设是:人具有一种不喜欢工作的本性，只要可能就会逃避工作;采取强迫、控制、惩罚的手段促使他们工作;人有一种逃避责任的倾向，宁愿受指挥，对安全的需要高于一切。Y理论则相反，其假设有:工作是人类的天性;人们能对所从事的工作进行自我控制和自我指挥，故控制和惩罚并非唯一的管理方法;在人的工作报酬中，最重要的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人在恰当的条件下不但能接受而且能追求责任;不是少数人，而是许多人都具有解决组织问题的能力。显然，X理论和Y理论是关于人性的两种假设，对更好地认识、理解人性尤其在教育管理中更好地用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两种理论的假定也存在着片面化的倾向，忽略了人的可塑性与多样化的问题，很难适用于复杂的社会情境。

(三)激励理论及其应用

如何激发行为动机，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则是行为科学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激励理论。主要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及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马斯洛把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归为五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人的低级需要满足后，就不再有激励作用，就有了高级需要，所以，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为组织成员提供条件满足其需要，而需要的满足也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赫茨伯格则把工作中的两种激励因素进行了区分:一是激励因素，包括工作成绩、奖励、职务的责任、未来的发展等;二是保健因素，包括行政管理、监督系统、工资制度、人际关系、工作环境等。前者是积极因素，后者是消极因素。管理者就是要把这两种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引导组织成员在工作中获得满足。亚当斯提出了“公平理论”。他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报酬是否满意，不仅仅看报酬数量的多少，他还要同社会上其他的人进行比较。如果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与报酬之比和其他人的贡献与报酬之比是相同的，就认为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无疑，激励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会在管理过程中对激励行为的促进产生积极的意义，但也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需要层次论未能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似乎只要解决需要，人的积极性就来了，同时，需要层次论更多地是强调以个人为中心，而忽视了人的需要满足程度与其它社会因素的相关性。“双因素”理论所对应的应用对象不具有广泛性，而且划分也过于武断和绝对化。而公平理论则存在着客观问题主观化的倾向，至于是否公平则主要与个人主观判断的标准有关，这在现实的管理中会带来很多问题。可见，行为科学理论重视从人的心理需要出发，从激励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入手进行管理。因此，在行为科学理论的影响下，教育管理学家更加重视管理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增强自我激励、自我调控、自我完善的能力。教育管理者也开始关注激励下属的工作热情、事业心、责任感及成就欲等。这对教育管理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西方许多学者还围绕教育领导、人际沟通、组织发展与变革、角色冲突、组织文化及参与决策等专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而大大丰富了教育管理的理论内容。但由于行为科学理论过分重视组织中的个人而忽视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学校组织和个人的影响而受到人们的批评。

三、教育管理科学理论

教育管理科学理论兴盛并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它是一种力图将教育管理构建在实证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管理科学”运动。从某种程度说，“管理科学”是泰罗开创的“科学管理”的延续与发展，所不同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更加重视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手段，以更为规范化和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教育管理过程中的“科学规律”。“管理科学”运动颂扬科学，认为一个基于客观的和实证主义铸模的教育管理科学能够把教育管理从哲学家、道德家和其他主观主义者手中拯救出来。根据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科学的基本理论及社会发展的要求，教育管理科学或理论运动的核心是把教育管理理论建设成为像工程学或医学那样的科学理论。就这一运动的目的而言，是为了将教育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改造为一个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科学的过程，其基本观点包括［9］(P16～17):第一，科学的教育管理理论应该如实地对待现象本身，而不能规定现象。如哈尔品所言，研究的即刻目标不在于提出人的行为如何为好的规范，而在于使我们能够对事件做出更为精确的预见。这就意味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是为了获得具有类似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一系列假设，而不是实践操作规范。第二，强调教育管理中事实与价值分离，研究中要摒弃价值观成分，要尽可能用实证手段描述教育管理问题。管理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在研究时应该“去价值”，只研究事实，而不关注情感、价值，教育管理科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纯粹的教育管理事实。第三，假设演绎体系是比较好的理论泛型。第四，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的应用将能照亮教育管理实践之路。因为社会科学理论能够也应该在管理实践中发展，以便于增进人们对组织和社会的了解与理解。显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教育管理理论要回答的是关于“实际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它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种事实存在进行研究，解释、说明和预测这些教育管理事实，但不规定这些现象应该如何。因此，深受社会科学影响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为未来的教育管理找到了研究与发展的方向。正如格里菲斯所指出的，理论运动主要产生了三大影响［10］(P31):一是管理的词汇、语言较之于1954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教育管理的研究者和研究内容等都发生了变化。那些谈论教育管理并从事著述的人，大多来自于其他专业而不是教育专业。很多教育管理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出现了很大变化，论题性质大多归属在理论运动的核心思想之下，外加对操作主义的广泛运用。二是教育管理的研究和理论性文章增长极快。20世纪后半叶，一个有目共睹的变化是，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以及理论文章增长极快，尽管与商业管理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三是理论运动使教育管理学由实际技艺的地位逐渐变成有学术地位的科学。使教育管理学科与商业管理、工业管理、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等管理学科同样快速发展。卡伯特森也指出:“在诸多转换中，对科学概念从松散到严谨的界定、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从事实到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明确拒绝对‘价值自由’探究的倡导和倾向是知识探索的标志性转折。”［11］(P17)但教育管理科学或理论运动也是有局限性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2］(P28～29):第一，教育管理科学忽视了教育管理中实质存在的权力关系，将管理“技术化”，对实质性的教育问题视而不见，尽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管理问题”，造成管理问题与教育问题脱离，使教育管理名不副实。这种技术化的管理活动，极端化的推论结果是教育管理活动最后可以由设定相关程序的电脑来完成，人最终被机器所奴役。第二，教育管理科学将它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组织上，而不是集中在人行使权力与作决定的经验上，不是集中在教育管理的现象学上;这种教育管理观只见组织不见人，看不到人在组织的形成和运作中的作用。第三，教育管理科学舍弃了人类选择和理性研究当中的价值。这种教育管理观只注重人的理性方面而忽视人的非理性方面，在人的理性中只注重认知理性而不看重价值、伦理。这种把价值排除于教育管理过程之外的行为无疑使教育管理问题走向简单化了。

四、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它要求对现实重新进行解释。其主要是拒绝传统的历史分析法和理性主义，采用综合整体批判，质疑科学的有效性和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等。后现代主义也非常关注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待人接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眼光看社会，认为它具有一种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则摒弃现代激进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所以，后现代主义不是把人看作是一种实体的存在，而是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而是关系网中的一个交汇点。因此，“主体间性”内在地成为“主体”、“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将后现代主义思想运用到教育管理领域的学者众多，著名的有格林菲德、霍金森、福斯特等。格林菲德是较早将后现代主义引入到教育管理领域中去的西方学者。他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时指出，“理论运动”所持有的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它势必要把教育管理研究带入到一个狭窄的羊肠小道上去。他认为:“在理论运动倡导者所信奉的科学中，只有可定量和可计算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是与带有局限性的理性(limitedrationali-ty)唯一相吻合的东西。这种研究模式丢弃了人类的意图、价值和承诺———人类的热情与潜力，丢失了人类的意愿与选择，丢失了人类追求目的的完整力量，丢失了人类对某些人可能称之为善、另一些人可能称之为恶的追求。”［13］(P23)他批评哈尔品时曾指出:“作为一位区分了目的与手段、价值与事实的真正实证主义者，哈尔品唯一感兴趣的只是管理者的行为及其‘有效性’。至于该行为有助于实现什么目的，那对科学家的哈尔品来说毫无意义。”［14］(P209)为此，他提出用一种广义的科学概念来取而代之，这种广义管理科学概念将把管理科学看成是具有价值并从属于价值的科学。因此，它不仅要研究事实问题，更要注重对价值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一个人越是仔细看社会现实，越会认为它更少有物质性。组织是人们在行动中创造的，是非物质性的。它们建立在观念、价值和个体的行动上。”［14］(P99)霍金森持与格林菲德有类似的观点。他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将事实与价值分离且仅研究事实的错误主张，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应该特别关注“价值”及其在管理哲学中的地位，管理理论的中心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与价值和道德相关的哲学问题。管理不应只涉及实然层面，更应关注应然层面。既然管理实践无法避免地关涉应然的价值层面，那么教育管理和领导则主要是价值的而非事实的。

福斯特是把批判理论引入教育管理领域并试图建立批判教育管理理论的学者，他指出批判理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挑战和质疑，并认为20世纪的组织管理理论家对实证主义和科学向度表现出近乎病态的倾向，而且这种理论倾向极其残酷地把“大量的人类事物从真理王国中排除了出去。价值、伦理和道德成为了一个简单的断言和偏爱……它不容许对人类价值问题作任何详尽的探究，宣称关注这些问题从科学上看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价值陈述是无法科学地证明的，因而它们在科学体系中就无任何意义。只有科学才是能够提供真实的、可检验的知识的惟一体系。”［15］(P35)这种观点无疑表明组织理论把与管理实践工作中的价值、伦理向度完全割裂开来。所以，“当代教育管理理论的一个严重失误，就是它不愿关涉那些真正的教育问题。绝大部分管理理论都是借自于商业管理和公司理论。”［15］(P93)福斯特同时也批判了实证主义组织理论不关注人的发展及不重视社会公平与人的自由的现象，认为“批判理论并不是要为管理者提供行为准则，以便更好地控制学生、控制下属。批判理论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批判和反思，使我们那个被习惯束缚得太深的心灵真正放飞，使我们从那些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制度的正统思想中彻底解放出来。”［15］(P90)概括而言，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想核心性的观点主要包括:“教育组织不是自然的而是人造的;教育组织的主要目标不是效率而是保证教育的正义和平等，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教育管理知识不是实证的而是情景和价值的;教育管理方法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对抗的而是对话的。这说明，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方法可能不止一种而是有多种，也就是说，教育管理理论从单一走向多元;同时多元的教育管理理论又是整合的:具有共同的精神，如强调组织、权力、知识的发展性和多样化，强调对话、理解、交流、解释等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管理民主化、分权、公正，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价值和创造等。”［16］(P26)所以，“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主张‘主体间性’的确立，追求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崇尚正义与平等。”［17］(P1)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想能够使人们以更为宽容、开放与多元的视野来重新认识和审视教育管理实践，以对话、理解与交流等方式实现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但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社会理想、人生意义、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可能导致教育管理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出现，无疑会影响到教育管理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

通过对上述教育管理理论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管理理论有了人和人性的浮现，行为科学理论有了人际关系及人的主动性的研究，教育管理科学理论有了技术理性人的探讨，而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则对人的研究更进了一步，出现了主体的人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这些无疑都对教育管理实践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使得教育管理实践中关于人及人性的探索也有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使教育管理实践中管理者的管理行为逐渐走向多样化。但就整体而言，古典管理理论中的科学管理及科层管理思想带给教育管理实践的影响则更加深刻，正如希尔兹等人所言:“它的影响力太普遍、太强大了。我们还是受官僚式和机械性思维的影响，还是忍不住赞美理性。”“这种影响自然也反映在教育领域中，在学校领导的理论与实践中导致非人性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理性哲学、机械论世界观以及官僚主义的局限性所在，对他们在由人所组成的机构或团体中的应用加以认真审视。”［1］(P23)欧文斯也指出:“毫无争议，学校过去一直按科层式的方式进行组织管理，或像现代贬义词所述，以工厂为楷模进行组织管理，现在大体上仍然如此。大部分教育行政人员把自己的工作概念化为对操作程序的管理。很明显，此概念在强调管理的同时，阻碍了学校领导的发展。”［18］(P329)也许行为科学理论中关于人际关系的研究对教育管理实践更具有启发性，但由于其仍没有摆脱工具人假设的局限，所以影响也并没有那么突出，陈孝彬指出:“尽管人际关系学说在50年代以前的20余年中已受到管理专家和学者的注意，但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科学管理的效率主义思想。”［7］(P291)所以，“一些理论家虽然提出了人际关系理论，开始关注人的因素，但其着眼点仍是把人当成工具，旨在通过满足人的需求而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效益和生产力。”［1］(P44)相对于教育管理科学理论，霍金森认为“理论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组织论一开始就将自己界定于价值领域之外。它使自己研究的领域非人格化和客观化，从而有助于获得对这一领域的控制。而它所得以控制的是一种幻象(或者说是一幅抽去了所有生命的组织图画)，这种幻象表面上看是完美的，但里面没有任何实质内容。”［19］(P71)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人性观更加全面、深刻，但因其实践基础的薄弱甚至是缺乏，似乎也没有给教育管理实践带来更大的影响与冲击，威罗尔和福西斯对格林菲德及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即是例证。他们指出，尽管格林菲德的立场指向了主观主义的意义或唯心主义(idealist)的价值概念，也指向了对定性研究方式胜过定量研究方式的期待，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作过解决伦理问题的实质性的现场研究。他们还对其他的理论进一步评论道，批判理论建基于对社会的激进批评，它常常被看作是乌托邦且对实践者过度的批评。而后现代主义表现得比其他各种思想观点更为晦涩，并且充满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者看来都不会给教育实践者应对学校日常工作提供动力(Wil-lowerandForsyth，1999)。［13］(P28～29)

无疑，古典组织教育管理理论的影响是深刻的，“也许我们不认同通过机械性或纯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教育问题，但在实际当中，学校领导者还是倾向于采用简单化的、无理论依据的、速战速决的方法来处理学校所遇到的问题。这些方法仍然是理性的成分多于伦理，机械的成分多于道德。”［1］(P33)这种技术理性的、简单机械的领导过程已把被领导者排斥在外，使其失去了参与的机会，成为被动的客体，这既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僵化与不平等，也使得领导过程成了领导者“一厢情愿”的意愿表达。相对被领导者而言，则既没有责任的分担，更没有对工作积极性的内在追求，最终只能导致工作效率的低下甚至是无效。杜威对此曾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在很少有权力的地方，则相应地只有很少的积极责任感。只去做那些为人们所指使去做的事情，这样便可以很好地掩藏错误。关于比较重大的事情，便产生了一种消极的精神。”所以，“不亲自参与就会使得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员缺乏兴趣和关心。结果是相应地使人缺乏实际的责任心。自动地，如果不是意识地，那么就是无意地发展着这样一种情绪:‘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是上面人的事情，让那一帮特殊的人物去办那些该办的事去吧’。”［20］(P49)这显然不利于教育领导者对学校组织的建设及领导效能的提升。因此，“我们不能把活生生的人当作一个与物质世界一样的物体，而应把他们视为与我们发生各种关系和联系，并与我们互相影响和作用的人。这一点至为必要。”［1］(P24)“对学校领导者来说，需要彻底地转变观念，从制定校规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注教育产出转向关注教育教学的过程，从关注教育政策转向关注人本身，从管理控制转向人的无限发展潜能。”［1］(P37)对此，我们期待着!

作者：徐金海工作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