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比较

导语：中美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比较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差异

(一)政府与高校

在中国，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贯彻者、高等教育的决策者以及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占据主导地位，享受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资格和权力，高校处于从属地位，接受其领导和管理。1．中国政府本位的历史原因。第一，我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史都是基于政府办学的。从以前的京师大学堂，到现在的北大、清华等名校，无一例外。第二，高等教育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但缺少自治的权利，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党和政府的约束与管制。第三，高等教育与政治、哲学联系紧密，无论是其政治功能还是经济功能，都离不开政府对大学的指导、监督、管理与调控。［1］2．中国政府本位的制度基础。教育是面向社会的，应该依法办学，民主管理。第一，大学校长任命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目前我国大学校长的遴选是在上级党委组织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其本质上属于传统的行政领导干部的遴选方式。”［2］遴选的一般程序为:(1)上级党委组织部门通过一些民意测验活动对竞选人进行初步摸底与审查;(2)通过小范围的推荐活动考核;(3)综合统计分析结果，并向主管领导提呈;(4)由上级主要领导做最终决定。［1］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拥有对大学校长罢免的权力，从而使得高校不能自主选拔人员，自主办学的展开也受到制约。第二，行政与立法。中国的高等教育行政与立法虽有明确的规定与记录，但或多或少存在有法不依的情况，相当多的法律规定缺少可操作性，约束力不强，部分行政决策往往是实施以后才来立法，使得立法成了行政的工具。第三，大学拨款制度。我国各个时期的大学拨款制度是符合当时国情的，从1986年至今，一直以综合定额和专项补贴模式向下级院校发放。综合定额按学生人数划拨，弹性很小;专项补贴按项目划拨，弹性很大。［1］第四，社会中介组织。我国的社会中介组织于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本意是为高校自身的意志提供一个渠道，实际上，本身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成了政府的派出机构，为统一直属高校和贯彻政府思想做了铺垫。而在美国，大学作为独立的办学实体，占据主导地位，对政府制定的高等教育政策有表决权，各州政府不得因自身所处地位而对高等教育事务过分进行干预。1．西方国家学校本位的历史原因。第一，近代认识论哲学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进入20世纪后，高度自治的传统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三，随着教育规模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增多，但整个过程中，政府处于从属地位，高校始终是高等教育的主体。2．西方国家学校本位的制度基础。第一，董事会负责制。高校中校长是最高行政负责人，在大学组织活动中负直接领导责任，对大学的长远规划与发展起核心作用，接受董事会的质询和罢免。目前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由董事会负责，遴选的一般程序为:(1)校董事会组建遴选委员会;(2)遴选委员会制定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并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公布;(3)由董事会以全员投票方式选出校长并公示结果。［1］第二，立法。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大学作为独立的办学实体，拥有处理学校内部事务的权力，政府无权过度干涉。“立法与行政的关系是立法在先，行政在后。”［1］先通过立期法，后颁布政府出台的有关政策，使得每个组织都能依法维护自身利益。第三，中介机构。美国各地区大学一般下设学校评估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学校可以借助这些组织机构调整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它们向社会提供信息，维护教师权益，研讨高等教育问题，并对高校的办学水平和专业教学质量进行评估。第四，大学拨款制度。美国的教91育投资实行三级教育经费管理系统，以地方政府、州政府为主，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级拨款和管理教育投资。由于美国各州分权而制，各州的经济增长、历史文化和贫富差距差异巨大，各州的高等教育拨款无论在总量、比例上都没有规律可循，拨款分权化明显。高等教育的拨款服从国家优先战略，经费主要先划入研究性大学，培育高等教育领域新增长点和促进大学入学人数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增长等高校中。一般来讲，公立高校的经费资助是多于私立高校的。另外，美国多层级教育资助体系为学生提供了助学金、贷学金、奖学金及攻读方案或由国家信任委托等为经济支付能力不济的学生提供服务。无论是学校本位还是政府本位，都是在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熏陶下形成的，具有各自的特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高校更好的发展，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更加完健。

(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学术和行政作为高校中的两条主线，在中、美大学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国的大学中，行政权力强于学术权力，致使学术发展空间受限，学术研究气息不浓厚;而在美国的大学中，遵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重，高校也很好地协调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学术研究充满了活力。1．组织结构。在我国，大部分高校呈校、院、系三个层级。由校长委任学院负责人和系负责人，层级明显，既体现出了基层代表的权力，也表现出了行政管理的特征。部分代表身兼学术和行政两块职责，也有部分代表缺少发言权，使得学术和行政关系界限模糊不清。而在美国，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决定学校短期和长期的发展目标与方针，处理学校的财政、资产等行政事务，建立与社会各界的良好关系，对学术管理和教学工作等很少介入。［3］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之间界限清晰，职责明确。2．管理体系。“目前我国大学的管理体系基本属于直线—职能型，以直线型为主导。”［3］在日常事务决策中，行政力量过硬过强，致使部分负责学术的专家或教授只是徒有其名，在学术管理方面不能发挥决议权，在学术活动开展上缺乏自主权。而在美国，大学的管理体系属于委员会型，即教授与行政领导共同管理、治校。［3］行政服务于学术，学术又支撑着行政，两者相互统一，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和完善高校的各项事务。3．权力地位。在我国，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大学的最高权利主体，对下面的各个组织部门负责。“校长下设若干副校长，与校长一起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具体事务的决策规划，权力范围广泛。”［3］而在美国，实行的是董事会负责制。校长是大学的最高行政负责人，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在内，处理日常行政、科研等事宜;在外，代表学校与社会各界沟通，获取社会支持与赞助。此外，高校内部还设有专家、教授组成的评议会或教授会来行使部分职权，权力分散且平衡。学术和行政始终贯穿于高校之中，在不同的国家因其实行的领导体制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或者行政强于学术，或者行政弱于学术，或者行政与学术并重。但其能表现出的模式又最终取决于各国的管理模式、管理制度以及长期以来历史文化熏陶所赋予的职能。

(三)自主办学权力

高校办学自主权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概念，类似于西方大学的“教授自治”。它们都是对高校自身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定位，具有共同的内容［4］，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管理组织形态。1．中国的自主办学权。中国的自主办学权于1972年12月被苏步青、李国豪、刘佛年和邓旭初四位大学校长在《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在此之前，中国高校基本无办学自主权。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高校的改革，办学自主权大致经历了“高度中央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放权为主体的权力调整”→“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确立高校法人地位与办学自主权”五个阶段。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研究视角又有各自的见解或看法，但实质上对其内涵都有一个趋同的理解:“高校办学自主权是高校针对其任务和特点，为保障办学活动能够依据其自身特点和内部客观规律的要求，充分发挥其功能所必需的自主决策权、自主执行权、自主监督权等，即高校可以自主地进行教育、科研、办校产和后勤服务的权力。”［5］总理于2010年1月在听取科教文卫体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针对中国大学的现状，也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它是一个具有相对性和多层次性的概念［6］，也是一种相对自主的权利，不是在封闭的系统里搞自我完善就可以治理的，需要依靠和借助外部力量获得发展。同时，它也体现着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体现着办学主体与校内各职工之间的关系。2．美国的自主办学权。美国的自主办学权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自治。它指出:大学有权力对自身的发展目标做决策，对发展计划投入实施，政府、教会和其他法人机构无权加以干预和控制。这些权力由办学权利主体本身提出而不是实行地方分权制的联邦政府，但这并不意味自主办学权就完全脱离政府而存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还是会共同进行宏观管理，并且，不少社会中介机构也会加以监督协调。第一，宏观管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负责对地方教育机构的补助拨款进行分配和管理;通过制定研究项目推动高等教育某些领域的改革;收集、统计地方和教育机构需要的教育状况资料。第二，社会中介机构，又称“中介团体”或者“缓冲组织”。它出现于19世纪末，是一个加强政府部门和独立组织联系的团体。它们可以协调高等院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促进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的衔接，也通过与同行专家开展调查研究，提升高校办学质量。第三，美国对自主办学权的相关规定在联邦政府法典之中有明确记录。只要在合法的权力范围内，高校就有权进行自我决策和管理，有权就法律规定的权力进行选择，而不受政府的干涉。无论是高校自主权还是大学自治，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受不同环境和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色，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二、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启示

历史以不同的方式造就了形态各异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各国由于文化、风俗、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国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改革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高等教育是一种大众化的永恒现象，也有着共同点，因而各国的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些类似的问题，并寻求一种相近的方法去解决。为此，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我国应该在坚持本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独特风格的前提下，革除陈旧的管理观念，积极大胆地吸取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建立起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

(一)政府对高校实行“间接”和“有限控制”的管理。目前，政府、社会、学校是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要素，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不断完善有促进作用。借鉴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应在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和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的现代化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在新形势下，将高等教育逐渐向“两级管理，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过渡。在多方经验的启发下，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调控和管制，以使高等教育符合多样化的社会需要。在高等教育管理权下放之后，地方也应该逐步建立完善的教育管理机制，实行教育的宏观调控，促使高校积极办学，充分发挥其自主办学权利。地方政府应该通过相关政策、信息和法规对高校事务实行“间接管理”和“有限控制”的策略，以增强高校的灵活性，从而更快更好地推动高校教育科研的发展。［7］

(二)充分发挥大学各类学术组织的作用，做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重。高校应实行专家治校、民主管理，要求校长及各职责人员合理行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正确处理好高校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加强改进校长负责制，凸显学术权力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党委领导的职责和作用，明确各学术组织部门任务，让广大教师尤其是教授更多地参与到学术事务和教学活动的管理中。同时，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强调行政权力或者学术权力，要避免学术、行政不平衡时出现用行政力量阻碍学术活动的决策和开展，使得学术人员权力弱化而出现“官僚作风”“大包大揽”以及使用权力驱使行使某项教育活动和教学事务的现象。因此，合理的集权或者放权对于高校的管理显得相当重要。

(三)政府和学校属于上下级关系，受国外高校管理的影响，政府只能在相关政策和方针下进行宏观调控，为学校服务。营造一种好的办学环境，为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政府不应该将权力下放到学校，干涉学校各项事务，应避免因干涉过重而引起高校自主办学权力过小的情况。高校和政府间应以一种互动的方式共同为高校管理服务。

三、结束语

当今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模式和动向及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方面的经验表明:不同国家的管理体制是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只适应于特定的国家。我们在改进和发展本国教育管理体制的同时，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适时适度地借鉴国外成熟的办学和管理体制理念，积极转变观念，在转变中做到不盲从、不一味地效仿，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建立和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领导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由封闭走向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下积极应对历史的挑战，实现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作者：孙怡谢鸿全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