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农村学生考试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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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缘起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深刻变革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突出表现在社会分层加快和社会流动率的提高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一项有关社会分层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当代中国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其中倒数第一阶层（社会最底层）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倒数第二阶层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倒数第三阶层是“产业工人”阶层，而“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最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农民工。构成农民的两大主要职业阶层———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中分列倒数第二和第三的位置，这就是当前我国农民社会地位的基本境况。教育向来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底层成员改变身份的主要途径。从隋唐或更早的时候开始，百姓就将教育（如科举制度）视为可资信赖的实现社会流动的阶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对由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描述。教育带来的社会流动使我国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社会流动率。在现代社会，教育更是社会底层成员及其子女改变身份的主要途径。遗憾的是，相对于城市孩子，农村孩子通过教育来改变身份的历程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考大学方面，农村学生要面临比城市学生大得多的障碍，尤其是农村学生考好大学越来越难。谢维和、李雪莲对37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了城乡对比研究。他们发现，农村学生占所调查学生总数的比例为35.6%，但是，国家重点院校的学生中来自农村的比例只有26.8%，而地方性院校的学生中来自农村的比例高达48.7%[1]，也就是说，农村学生进入地方性院校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进入重点院校的可能性。杨东平比较了北大、清华和北师大这三所学校近几年的招生情况，他发现北大、清华和北师大这三所中国顶级高校的农村生源也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2]。《南方周末》近期的一篇报道说，“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3]，再一次凸显了了农村学生入名校难的事实。大多数农村学生难进大学，而进入大学的农村学生主要进入了地方性院校。近几年，地方性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农村家庭辛辛苦苦供子女读完大学，却发现就业后的收入非常低。农村孩子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越来越难。那么，为什么农民子弟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会越来越难？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扭转这一状况？本研究希望对这些问题做出清晰的回答。

二、研究方法

按照“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的二元分类框架，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归为“质的研究”范畴。具体而言，本研究所使用的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的田野考察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在社会人类学中，研究者一般选择一个村庄、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城镇，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笔者选择的调研地点在湖北省英县，英县总人口为40.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4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小县。一般农户的两大经济支柱是种茶和外出打工。从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经济指标来看，英县的经济状况在全国经济序列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笔者对英县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性田野调查。5年的时间内，笔者对英县的1所高中、1所初中、1所小学、2个村庄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述，与多名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县教育局干部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撰写了30余万字的田野笔记。

（二）BuddyResearch的应用buddy是“朋友，伙伴”的意思，顾名思义，Bud-dyResearch就是通过与受访者交朋友的方式展开研究的方法。当研究者和受访者成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朋友以后，很多问题不仅可以依靠正式的访谈来理解，而且还可以通过朋友之间的自然交往来理解，相对而言，后者是一种更好的理解社会问题的方式。在本研究中，笔者与数位教师、学生、家长和教育干部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友谊，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笔者获得了一般的调查难以获得的宝贵资料。

（三）重视个案的价值质的研究重在用事实说话，而搜集典型的个案是用事实说话的有效方式。“一个精心寻找的案例往往比任何模型和理论更能深刻地说明问题”[4]。个案可以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个家庭，或者一起事件。本研究中，笔者搜集了各类典型的案例上百个，从而为笔者的观点和理论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支撑材料。

三、农民子弟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之路上的障碍

（一）贫困依然制约着农民子弟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

在笔者田野调查的早期，英县还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无法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他们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学就辍学了。因为当时的学生还要缴纳相对于家庭收入而言数额不菲的学杂费。从2004年起，国家在农村义务教育领域陆续推出了“一费制”、“两免一补”、“义务教育全免费”、“提供寄宿生活补贴”等措施，与此同时国家还推出了“免农业税”等优惠措施，农民的家庭负担日渐降低，而同期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农村家庭收入不断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因贫辍学的现象很少见了。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而言，经济的因素已经不再是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障碍。但是，对于非义务阶段的教育而言，各项费用仍然构成了很多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首先来看看高中的情况。英县共有五所普通高中，每所高中每学年的学费在2000—2500元之间。除了学费之外，高中阶段的其他支出也明显高于初中。在吃的方面，初中生一般都是从家里自带米和菜，生活成本较低。高中设在县城，且学习时间紧，一月只能回家一次或二次，所以无法从家里带饭菜，只能在学校食堂吃饭。以每天10元钱、每年在校时间300天的标准计算，一个高中生一年的生活支出为3000元。

初中阶段的交通费用往往为零，而高中距离家庭一般都比较远，因此，交通费用也需要考虑。高中阶段的资料费用也较高。加总各项开支，一个高中学生一年的开支在8000元左右。关于高等教育的经济负担，笔者曾调查了英县11个考入不同大学（都是公办高校）的学生的开支情况。大学的费用主要包括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三个部分。这11所大学的平均学费为4577元，住宿费为1075元，新生初次报到还要缴纳一笔“代收费”，包括军训着装费、体检费、医疗及保险费（自愿）、教材费、借书证、户口、餐卡工本费等费用，平均为1200元。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约为7000元。除了上交学校的各项费用之外，大学生最重要的开支就是生活费了。前几年，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用至少在400元以上，近几年物价水平不断提高，现在一个大学生一月的生活费至少在600元以上。以每年十个月的在校时间计算，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开支至少为6000元。这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支就在13000元左右。而在英县，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纯收入大约在1万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纯收入难以支付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各项开支。虽然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支会超过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纯收入，但是农民家庭往往很早就为子女积攒了读大学的费用，而且农民家庭也可以通过借款等方式来供子女读大学，所以，对于正常的农民家庭而言，供一个孩子读公办高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我国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家庭有2个或者更多个孩子。根据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家庭第一胎为女孩的，可以生育第二胎。从概率上看，第一胎生育女孩的概率约为50%，而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一般不会放弃生育第二胎的机会。再考虑到我国农村不同程度的超生现象，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应该有超过50%的家庭有两个或多个孩子。对于双子女或多子女家庭而言，当两个子女同时读大学或者一个孩子读大学另一个孩子读高中时，很多农民家庭就会感到沉重的负担。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农村仍有一定数量的贫困家庭。我们调查过一个农村家庭，女主人患癌症，医疗开支使这个家庭欠债10万多元，这个家庭赡养着一位93岁的老人，这个家庭还在供两个双胞胎姐妹读大学。目前这两个姐妹靠助学贷款、奖学金以及平时勤工俭学的方式，负担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学费则主要靠亲戚的借款。在这个案例中，两个双胞胎姐妹并没有终止学业，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非常好，都考入了很好的大学，所以，父亲和亲戚们决定，即使“砸锅卖铁”也要让她们读完大学。这个个案绝非孤例，农村的贫困家庭还有很多。目前农村的贫困家庭，主要是由重大伤残疾病或天灾引起的。由于农村基本救济制度缺失、公共医疗保险体系落后，一些经济基础本来不太好的家庭一旦遇到突发灾难（例如家庭成员患诸如癌症之类的大病，或由于地震、台风、暴雨使家庭财产遭受严重损失），那么整个家庭就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对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会大大降低。对于这些家庭的子女而言，他们可能因为家庭的贫困而主动放弃高等教育，当他们考取的大学并非重点大学时，放弃上大学的可能性非常高。英县长冲高中2004届高三（五）班共有62人，其中有8名同学考上了大学但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这8名同学放弃大学的原因是一样的：“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太好，而且考取的大学不是太好，读了也不一定找到工作”。就这样，家庭经济的贫困最终影响了农村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最终影响了他们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

（二）农村学生的“考试竞争力”下降，导致他们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困难

1.文化资本缺乏导致农村学生考试竞争力不高。高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竞争的过程，竞争力强者读名校，竞争力弱者读一般院校，甚至没有机会读大学。导致农村学生考试竞争力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文化资本。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在研究法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时发现，“高级职员儿子进大学的机会，是农业工人儿子的80倍，是工人儿子的40倍，是中级职员儿子的2倍”[5]。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他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文化资本是指继承于家庭之中的知识、学习能力、语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能力和素质。文化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农村学生考试竞争力低于城市学生的现象。城乡居民的文化资本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

（1）两者在平均受教育程度方面相差甚远，这就导致城市的家长可以很好地辅导孩子，而农村家长几乎无能无力；

（2）城乡家庭文化耐用品拥有量存在很大差距，例如电脑、电话、照相机等；

（3）城乡居民在参与文化活动上存在很大差距，城市居民享有较多文化优势，包括可以经常光顾图书馆和博物馆等，而农村的文化活动很少；

（4）城乡居民在子女教育的投入上存在很大差距，城市家长下班后可以辅导孩子，而农村家长或许远在沿海城市打工，没有机会和时间辅导孩子。我国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评价标准对城市学生有利，而对农村学生不利，这就使得文化资本成为明显影响农村学生考试竞争力的因素。余秀兰分析了我国的语文教材，认为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定的城市文化偏向，尤其是教材所使用的书面化语言和表达方式，对农村孩子而言是外在和陌生的。高考的语文试卷中也存在文化倾向：考试内容较多地反映城市生活；考试对语言、文字要求非常规范，完全排斥口语和乡土知识；考试的综合性和创造性越来越高，使农村孩子处于不利的境地；信息不对称，一些反映当代社会状况的新闻性问题对于信息较为闭塞的农村学生不利[6]。当前我国正在进行高考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给予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权，而各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内容往往距离书本知识较远，很多内容都是社会热点问题或反映学生文化素质的内容，比如“大飞机”、“五线谱”等，很多农村孩子根本不知道，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农村学生的考试竞争力。

2．农村学校的落后导致农村学生考试竞争力不高。比文化资本更严重地阻碍农村学生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因素是农村学校的落后，当然，和过去相比，农村学校自身也有了一些进步，这种落后主要是指与城市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教育发展严重失衡。农村学校的落后表现在校舍、教学设备、学习资料、运动场地等多方面，其中，以师资队伍最为严重。

（1）精英教师的减少与流失。“世间先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教学水平不高、对学生缺乏关爱的教师不但不能促进学生的成长进步，反而会阻碍学生的发展。那么，英县的教师状况如何呢？在当地最好的中学———英县一中的老一辈教师中，不乏毕业于名校的名师，有3位教师毕业于武汉大学，15位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但这都是在1992年之前的事情了。随着毕业生分配制度的取消和毕业生双向选择制度的确立，1992年以后再也没有名校毕业生愿意到山区工作。现在，英县一中毕业于名校的教师基本上到了退休的年龄，名师越来越少。近几年进入英县教育系统的新教师，一般都毕业于湖北大学、湖北师范学院、黄冈师范学院等地方性院校。实际上，即使对于这些地方性院校的毕业生而言，他们的首选也是沿海发达地区或大城市，只有在其他地方无法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之后，他们才会考虑回英县工作。当然，即使地方性院校的毕业生，在教学一线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也会在教学岗位上取得好成绩，成为优秀的教师。遗憾的是，许多教师在积累了足够的教学经验并获得了较高的职称之后，就开始想方设法向大城市或沿海地区的学校调动。英县的长冲高中，曾在一年之内流失了五名教师，这五名教师都是学校中的骨干，有四位还是学校的重要干部，分别是副校长、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和办公室副主任，这五位教师分别流向了中山、深圳、黄冈、广州和昆明。而在英县一中，教师流失的现象更加严重。一方面优秀的毕业生不愿意到英县教书；另一方面英县培养的优秀师资不断流失。经过一系列的筛选和积淀，英县的师资力量越来越弱。

（2）教师年龄老化现象严重。由于生源减少，每年新进入农村教育系统的教师很少，即使有少量教师进入，也大部分进入了高中，这就导致农村初中和小学教师平均年龄不断提高，尤以小学为甚。英县小学教师平均年龄已达51.2岁，在偏远的农村小学，教师年龄老化现象更为严重。笔者蹲点调查的河南畈小学有13位教师，平均年龄达55岁。余伟研究发现，老龄教师知识老化、教学成绩下降、职业理想缺乏、工作倦怠、漠视教育管理，因此，老年教师的工作效果不如青年教师[7]。笔者访谈的许多教师也承认，“年纪大了，工作不如以前了”。英县教师平均年龄达51.2岁意味着平均来看在10年之内所有小学教师都要退休，这似乎也意味着农村小学教师队伍面临着一个实现新陈代谢的宝贵契机。但是，实际情况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当大量小学教师退休时，更新的方式并不是从外界招聘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小学，而是将那些相对而言不能胜任初中或高中教学任务的教师“下放”到小学中来。例如，由于初中生源的下降导致初中教师超编，2006年三门河中学有七位教师被分到了河南畈小学和流水小学。因为小学和初中教师的待遇存在明显差别，“下放”到小学被视为对初中教师的惩罚。那些年富力强、富有敬业精神的教师是不可能被“下放”到小学的，年龄较大、教学业绩不突出、缺乏社会关系的教师则很容易被分配到小学。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在可以预计的未来，小学教师队伍年龄偏大、素质偏低的现象将很难改变。

（3）部分学科教师短缺现象严重。英语、音体美和信息技术等课程的师资力量短缺严重。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讨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时说，“没有油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人生乐趣会失掉一半”[8]。音乐、美术和体育等学科对于人今后的发展确实非常重要，这些学科教师的缺乏，使得农村学生们难以全面发展。与音体美等课程相比，英语教师的不足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考试竞争力。考大学、考硕士、考博士、评职称，诸如此类的通关过关卡都对英语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缺少音乐和美术的相关知识仅仅让人“失掉人生的乐趣”，而缺乏良好的英语基础将使农村学生过早地终止学术之路并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英县教育局规定，从2006年秋季开始，全县所有小学从四年级开始都要开设英语课。笔者蹲点的河南畈小学没有英语教师，只好安排原来教音乐的李老师教全校4—6年级的英语。李老师中师毕业，是学校中最年轻的教师，也是唯一可以教英语的教师，因为其他教师连基本的ABC都不会。不仅是小学，初中英语教师也不够。三门河中学共有4位英语教师，其中2位是正式（在编）教师，两位是代课教师。两位在编教师都毕业于黄冈师范学院英语专科，一位代课教师系西安翻译学院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另一位代课教师教育背景不详。四位教师负责全校的英语授课，任务相当繁重，按照正常的师生比和工作量三河中学应该有六名英语教师。繁重的工作使教学质量很难保证。

（三）高校录取政策不利于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

高考表面上遵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子女考入同一所高校的实际分数往往存在很大差异。目前的高校录取基本上是根据省（区）来分配指标的，不同省区获得的指标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省区的学生在录取分数上的区别。在一些高校密集的省市，如北京和上海，地区内的高校将众多的招生指标投给了本地区，自然就会导致这些高校在本地分数线的下移，而在那些重点院校较少的人口大省，如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学生要考入省外的重点大学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为他们需要更高的分数才能够进入这些大学。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杨东平研究发现，“那些农村学生占多数的人口大省由于配额较少、整体录取率偏低而录取分数奇高，甚至可以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100多分”[9]。

高等教育机会不仅在全国各个省区之间分布不均，在一个省内部的分布也不均衡。一些省属院校在各个地区分配招生名额时也有所偏向，对省会城市的学生有适当的照顾。例如，山东省2000年非重点院校的省内录取线是不同的，省会济南最低，其文科和理科类都低于最高地区63分。这样，从全国来看，北京、上海等这些重点高校聚集的大城市受到了较多的照顾，而在一个省内部，省城和大城市也受到了较多的照顾。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就这样被严重地分割，那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具有优势的区域，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中占据了优势，那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边缘化的区域，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中也处于劣势，而农村作为我国经济和文化的最弱地区，农村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是最不利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如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等，也对农村学生不利。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而这些高中无一例外都在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例如，全国十三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北大清华。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目前，“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南方周末》披露，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等途径迈入北大，而这些加分的学生一般都出自位于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农村孩子基本无缘。

四、解决的对策

教育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基础，应该为缩小社会阶层差距做出贡献。但是，我们看到，由于教育外部环境的原因和教育制度设计的缺陷，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提高社会公平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我们要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使教育成为弱势群体改变社会地位更可信赖的渠道。

（一）防止贫困把农村孩子拒绝在教育的门外

首先要关注贫困家庭对义务教育的支付能力问题。国家有必要保证每一个贫困孩子不因为家庭贫困而被剥夺义务教育的机会。失去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或接受不完整的义务教育，将面临陷入社会最底层的危险。虽然国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在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农村孩子上学远、上学难、上学难吃饭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农村儿童没有接受基本的义务教育就离开校园，在这方面，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解决这个问题是当前所有教育行动中最紧迫的步骤。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努力降低贫困对农村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近几年，教育部一直强调公办高校不能提高学费。从保障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机会来看，这个措施是必要的。今后，除了要继续限制公办高校学费快速增长之外，还要加大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临时困难补助、减免学费、勤工助学等各种措施的力度，更好地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对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保障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切实提高农村学生的“考试竞争力”

实现义务教育的城乡均衡发展应该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重要的发展目标。鉴于师资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城乡之间师资力量的巨大差距，我们要把解决农村教师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解决师资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目前，农村教师的待遇远远低于城市教师，这是导致农村教师不断流失的主要原因。只有有效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才可以吸引优秀的人才到农村任教，也可以有效阻止农村优秀教师不断流失。农村教师待遇的提高有赖于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在当前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下，教师工资的发放主要依赖于县级财政，多年以来，我国的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县级财政的力量弱小，提高教师待遇的空间不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让省级财政成为教师工资的负担主体，省级财政对同省教师待遇进行合理统筹，从而有效提高农村教师待遇。

（三）高考改革要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

鉴于高考在我国的社会流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高考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是提高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从而使高考更好地发挥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一些重点高校在提高招生公平方面做出了表率。中国政法大学于2006年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具体做法是将2006年的2000个计划招生指标除以13亿人，再乘以各省的人口数，这样就可以得出下达到各省的指标数。按照这个办法，山东、河南、四川三个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数都历史性地突破百人，而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由2005年的185人下降为160人，降幅达到13.51%。按照人口比例来看，虽然北京市的招生名额依然过高，但中国政法大学的做法却让我们看到了扭转这种局面的希望。解决重点高校招生公平问题并不能仅仅依靠高校的自觉和自律，教育部要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部属院校的领导者，教育部拥有这些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权，提高招生的公平性，使更多的农村孩子有机会进入这些高校，应该是教育部对这些高校招生的基本要求。在高考的改革中，知识分子可以扮演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或议题”[10]。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知识分子在公共政策的形成与转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是高校甚至教育行政机构的决策者，作为社会良知的守望者，知识分子应该大力鼓与呼，切实保护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农民子弟的高等教育接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