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教育强化典型教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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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上产生了多元化思想，人们对于典型的精神鼓舞和警示作用的重视程度大大削弱，加上典型教育法在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其实施效果极大地削弱了。因此，有必要对强化典型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效应进行深入探讨。典型就是指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物，典型教育法即示范教育法，是运用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进行示范，帮助和启发教育对象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一种教育方法［1］(P168)。典型教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对典型事例和典型人物的具体宣传达到教育的目的，将教育的具体内容寓于典型之中，受教育者也能通过这种具体的、直观的教育方法不断改进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其最为重要的分类就是按照典型的性质分为正面典型示范与反面典型警示。正面典型教育即通常说的榜样示范法，指选择体现先进、正确的思想，反映时代的主旋律，象征积极向上的前进力量的好人好事，来引导人们向其学习，以此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反面典型教育是指针对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坏人坏事进行批评，以此引起人们的警戒，发挥其警示作用。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典型教育作为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

一、典型教育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

(一)典型教育法具有示范和警示作用

“榜样的本质之一就是确立一种道德人格范式，并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模式表现出来。”［2］(P130)通过对典型人物和事例的宣传，受教育者往往会以典型及其行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观察、学习和分析典型的行为来达到自身的认知向行为的转化，学习、模仿和推动进步的行为，警惕、矫正和避免错误的行为，达到示范和警示的作用。例如，红色光碟中所宣扬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对观看者就有示范作用，鼓舞其向这些伟大的人物学习，而“药家鑫事件”对大众则从另一个方面产生了很好的警示作用，敦促其一定要遵守法纪，明白孰是孰非，也是加强法制教育的很好契机。

(二)典型教育法具有激励和感染作用

“行为结果，如成功、奖励等正强化和失败、惩罚等负强化对道德行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个体的行为能够得到积极因素的正强化，这种行为将会得到加强并反复出现，否则这种行为将会消退和终止。”［3］(P73)受教育者通过外界对典型人物事例的表扬和嘉奖、批评和惩罚，以此树立自身正确的人生目标，并且激发其不断前进，使宣扬的榜样行为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使反面典型批判的行为越来越少，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而在良好氛围形成的同时则能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这种行为的认同和情感，并由此对进步思想和行为产生共鸣，对错误行为产生排斥，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各种情感，将社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带入一种良性循环。

二、当前典型教育效应不断弱化的原因

(一)树立的典型本身过于完美

一个典型一旦失去可信度就不会对人们产生激励作用，甚至会使人们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长期以来，在进行正面典型示范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好的方面，将宣传对象描绘得十全十美，“高、大、全”和“空泛、失真、抽象”已经成为当前人们对于典型的整体印象，大大降低了所树立的典型在群众中间的可信度。而事实上人无完人，只有切合实际地树立典型才具有真实感，才不会受到人们的质疑，才能让榜样真正地发挥其作用。

(二)典型的树立过于单一，没有结合不同人群的特点加以宣传和教育

在当今社会，不同人群、职业和处于不同社会环境的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都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群体的人也会存在多种多样的思想需求，他们往往喜欢根据个人的价值观和喜好选择不同的典型加以学习和取舍，所以，只具有单一特点或者出自单一领域的典型是很难满足民众的多样化需求的。青少年、中年、老年人和男性、女性在不同时期对于典型的需求都是不同的，不同职业领域的人对于典型的需求类型也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在科学领域只是一味单纯地宣传政治、社会科学领域的典型显然并不是明智的选择，这样也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多注重正面典型的示范，对于反面典型的警示存在不足

虽然积极的典型会对人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反面典型给人的触动和警示作用会更加强烈和有效，可现实是当前在运用典型教育法时曲解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意思，忽视了很多反面典型的教育作用，和谐并不是表面的和谐而要达到实质的和谐，对此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在笔者看来，“药家鑫事件”的警示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绝对比单纯赞扬、宣传某个组织开展的法制教育活动更加有效。因此，不只有正面典型才能产生有利影响，绝不能忽视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除此之外，典型宣传的方式过于单一、宣传效应持续时间过短等也是造成典型教育方法效应弱化的原因，使社会对典型教育法的作用产生了质疑。

三、强化典型教育效应的主要对策

(一)选择典型要实事求是、具体对象具体分析，坚持客观性

1．真实性和具体性相结合。真实性要求我们在选择典型的时候要还原典型本身，而不能任意地拔高或者贬低，要保持典型的客观性特征，越真实贴切、越接近原型对人们才越有吸引力。先进典型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其事迹比别人先进，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十全十美的典型是不存在的［4］(P215)。同时，对于反面典型也不能将其妖魔化，过度渲染其消极方面，不客观地加重警示作用只会对整个社会氛围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甚至会导致有人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所以，选择典型的真实性、客观性是十分重要的。具体性则要求选择典型时应该从社会、生活的细节出发进行赞扬或者批评，而不应该将其过于政治化、抽象化，否则只会让民众产生厌恶和排斥心理而使典型失去群众基础。所以，实事求是地反映榜样，用其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打动人，才更令人信服，从普通人、平凡人的角度揭示他们热爱生活、充满激情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地树立起朴素、真实的形象，从而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和效仿价值，而不是为了学习而编造一些虚假的、理想化的情节。

2．针对性与时代性相结合。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模仿行为一般会显示出以下趋势:“由远及近，由小到大，由无意识的模仿到有意识的模仿，由游戏的模仿到生活实践及学习知识技能、思想品德的模仿，由外部特征的模仿到内部特质的模仿。”［5］(P108)这说明，对于不同群体的人应该树立不同的典型进行教育，典型教育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必须讲究针对性，注意典型的多样化，让不同层次的人都能有与自己生活相近的榜样和偶像，这样才更便于学习和模仿，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选典型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树立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这样才能让受教育者感同身受而不至于感觉离自己的生活太过遥远而失去兴趣。比如对于青少年崇拜体育明星、影视明星的现象我们没有必要去极力打压，而要结合时代特点积极引导，挖掘这些明星身上符合时代特点的闪光点进行宣扬。

3．正面典型与反面典型相结合。唯物辩证法教育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问题，既要看到积极面又要看到消极面。对于典型教育法来说，既要看到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的人，又要看到阻碍社会发展起消极作用的人。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典型教育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警示作用，只讲正面典型而忽视反面典型只会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恩格斯也曾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运用典型教育法则是要将正面典型的示范作用与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结合起来，同时要注意掌握比例关系。正面典型应该占主导，这样能够激发人们对于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反面典型也必不可少，这样能够让人们随时保持一颗谨慎的心，防微杜渐。

(二)宣传典型要全方位、多元化，保持连续性

首先，在宣传时要坚持广泛性、深入性的原则。要让典型的宣传深入到每一个受教育者心中，让每个受教育者都能够感受到榜样的力量，并对榜样产生高度的认知和认可;同时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解读典型，不能只流于表面、过于肤浅，否则不能真正对受教育者产生心灵上的震撼，无法加强其学习和效仿的动机。其次，要采用形式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宣传方式。比如重庆市发放红色光碟并通过校园多媒体进行宣传就是很好的方式，这样才更能贴近学生。当然，除此之外，开展文艺活动、演讲报告、交流座谈会、观看影片、亲自参与体验等都是很好的宣传形式。最后，要保证典型宣传的长久性和持续性，杜绝此一时彼一时，流于一时的口号。因为人们对于榜样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前进的长期的过程，对于典型的宣传和警示只有经过一个相对稳定的周期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短时宣传只会使典型教育法这种方式流于形式而引起人们更多的质疑。

(三)保障典型要制度化、规模化，形成系统性

人们认为典型只能讲奉献，不能讲索取，对先进典型只强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注意贡献与待遇同步，致使典型在工资、住房、医疗等起码物质待遇上难以同普通人一样享受，不仅客观上给人造成“谁当劳模谁吃亏”的印象，甚至连一些典型本身也会或多或少地产生“难言之隐”［6］。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十分不利于榜样行为的保持和强化典型教育效应的。所以，国家必须要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建立榜样的权益保障机制，通过多种途径对榜样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实现对榜样保障制度的法制化，并且让这种保障制度形成一定的规模，形成一种系统的体系固定并延续下去，营造利于榜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和法制环境，这样才能实现典型教育运用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对于反面典型教育的保障方面也不容忽视，这种保障主要体现在人权、尊严上，虽然反面典型犯了错误，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有践踏他人尊严的权利。比如以前法制还不健全时期的大街游行、群众集体批斗会等有损人格尊严的形式就不能再在典型教育法中使用，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法治社会，对反面典型人权的保障也是从另一方面将对公民的教育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总之，典型教育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但当前典型教育法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导致其效应不断弱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选择、宣传和保障三个层面加强典型教育法，充分发挥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示范警示和激励感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