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学院课程演变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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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学教育具有世界性声誉。其以本科教育为起点在研究生层次上进行的法学教育模式，是当代很多国家效仿的对象，如日本法科大学院的设置、中国法律硕士的设置等。其案例教学、诊所教学的方法因为富有活力、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参与热情而受到很多国家法学教育甚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模仿。然而，美国法学院最基本的活力来自于其课程在促进学生个人发展以及回应社会发展需求方面的活力表现。美国法学院课程演变表现在多个层面，不仅表现在外在体系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内在实质性内容以及课程目标的价值诉求方面的演变。作为借鉴者来说，当前我们更多地关注到的是外在体系的结构性演变，对内容的实质性演变关注不够，更未能认真研究其课程价值诉求的演变。从美国法学院课程演变的轨迹与特征方面，我们也许可以获得更有价值的借鉴。

一、课程结构的演变

美国法学院课程从体系结构方面看，特别是选修课的增加方面看，主要是在最初以私法课程和“纯粹法律”课程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公法类课程、跨学科课程和比较法学课程，课程结构体系的开放性、多样性与个性化更为突出。这种演变适应了学科的发展、法律职业领域的变化，以及更广泛社会变迁的需求。美国法学院课程以哈佛法学院为典范和代表。在其模式初成的时候，主要是以私法性课程、“纯粹法律”课程为核心。以哈佛1889～1890年的课程结构为例，其一年级必修课是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民诉、刑法;第二年课程是从交易法、准合同、证据、平等法、高级财产法、销售、信托基金等7门中选择5～6门;第三年课程是从、宪法、公平权力(eq-uityjurisdiction)、合伙与公司、保险与抵押、联邦司法、人法(LawofPersons)、冲突法、法律史等9门中选择5～6门［1］。这三年课程中除了刑法和宪法，均为私法性课程。到了20世纪以后，很多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公法课程逐渐以选修课的形式进入法学院课程体系。罗斯福新政以后，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管制加强，产业管制方面的课程、一些成文法等进入法学院课程体系，如保险法、公共法人、铁路法、税法、反托拉斯、立法、行政法等。特别是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较早开设了“商业的公共控制”类新法学课程。不同时代增加的选修课分别是:1890年代增加较多的是保险法;1900年代是控制性产业相关法，如公共设施、公共运输等;1920年代是行政法;1930年代是与罗斯福新政相关的法学课程，如反托拉斯、联邦税法、证券法、公共法人等;1940年代是劳动法、家庭法(familylaw);1950年代是国际法律研究、比较法、法律程序;1960年代晚期是贫困法、城市法;1970年代是诊所、法律与经济、种族与法律、女性与法律、自由演讲、民权法、环境法、犯罪与社会;1980年代是法律史、法律与其他社会科学、儿童与法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哈佛法学院2011年的情况为例［2］，可以看到当前美国法学院课程体系结构更是呈现高度开放性、多样性与个性化。一年级主要是在传统的民诉、合同、刑法、财产法、侵权法之外，增加了立法与调控方面的法律、国际与比较方面的法律。二三年级，主要由学生在学院和学校广泛的选修课中进行自主选择和塑造满足个人发展需求的课程结构。法学院推荐和设计了五个方向的课程结构安排供学生选择，包括“法律与政府”、“法律与社会变革”、“法律与商业”、“国际与比较法”、“法律、科学与技术”。其目的是引导学生经历一种结构性学术教学计划，使其围绕选定方向，在法律、政策、理论与实践方面有充分的接触。法学院鼓励学生在三年级拥有高级研讨班、诊所实践、写作项目等综合性学习经验，以全面应用所学知识、技能与方法工具，解决复杂和疑难法律问题。五个方向各自构成高度开放、多样与个性化的课程体系结构。如“法律与政府”方向的课程主要由法学院、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根据各自优势提供，如法学院提供刑法、政府结构与功能、健康法、管制法或调控法、税法等类课程;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提供政府结构与过程、背景知识与技能、刑法、环境法、婚姻与儿童、财政体系调控、健康法、房屋法、人权法、土地利用法、宗教与法、税法、贸易等类课程;哈佛大学提供政治、政策与教育中的政治行动;学校与法律;高等教育与法律等类课程。每个部门提供的每类课程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如法学院提供的刑法类课程就有22门可供选择。

二、课程内容的演变

伴随着美国法学院课程结构的演变，各门课程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演变。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刑法等课程的具体内容与过去50年有显著不同。宪法是美国的根本大法，该课程的设置具有高度稳定性。这里仅以宪法课程为例，来说明美国法学院课程实质内容的演变情况。宪法教材内容的变化表明，美国宪法学课程内容的演变与政治和法律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性。19世纪末，经历内战和重建，当时最为重要的宪法问题就是奴隶制的废止、民权运动和司法审查，这些内容成为宪法关注的主要内容。而20世纪初到新政之前，困扰美国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因此，有关贸易权力的分配、税收政策及其判例，是该时期的教学重点。新政时期，宪法学的内容演变围绕新政而展开。二战后，民权运动再次兴起，最高法院密切关注公民自由和平等问题，因而教材内容又从经济转向人权。20世纪末，宪法课程内容结构趋于稳定，但又开始关注宪法的解释方法(如文本主义和原旨主义等)，这是因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案件判决过程中适用不同的解释方法而产生不同司法意见的事实已经被人们所关注，遂成为宪法学的重点之一。具体情况可从宪法教材的演变窥见一斑。宪法课程的第一本案例教材是《宪法案例教程》(Thayer，1895)。它奠定了该课程不变的模式，其案例主要来自最高法院。其第一部分是“美国成文宪法”，讲宪法结构，特别强调该框架中司法的特殊职能。内容以殖民地宪法为重点，包含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和其他法学家的大量论述与相关案件。第二部分是“成文宪法的制定与改变”，广泛涉及各州宪法及联邦宪法。第三部分是实体法部分“民权与公民”，大量关注奴隶制、南方11个州企图脱离联邦等内战时期的重要问题，涉及大量与奴隶相关的案件，也包含1866年民权法案相关的一些诉讼，以及其他民族和印第安人公民身份的案件。第四部分是“政府主要权力机构”。第五部分是“对州政府的权力限制”。第六部分是“联邦与州的商业权力”。第七部分是“货币、度量和处理战争与暴动的权力”。《宪法案例选集》(EmlinMcClain，1909)包含大量联邦税收与商务权力以及联邦司法制度的内容，这些到1960年代都是本领域主要的话题。其独特之处在于几乎没有涉及奴隶制的案例。在“平等保护”和“平等权”方面，也只各有一个案例，涉及对华人的歧视以及女性选举权。但该著作似乎未关注到内战前后美国宪法斗争的历程。《宪法案例选集》(EugeneWambaugh，1914)有四卷，最长的是第四卷，涉及贸易条款的内容，第二卷主要是有关合同和有追溯效力的法令，但也有20页论及人权法案。第三卷几乎完全是有关第十四和十五修正案，但包含一些奴隶制的案例。它也包含1905年一个以劳役形式偿债的案例、一个违反第十三修正案的犯罪合同的案件、认为女性在宪法上不能从事法律职业的几个平等保护案件，还有印第安人公民身份和正当程序相关的案例。该著作还包含小部分专门讨论种族歧视问题，有5个案例。第十五修正案是独立的一部分，只有一个案例。《美国宪法案例》(NoelT．Dowling，1937)标志着美国宪法课程重点的转移。该书几乎全部是贸易与税收案件。第一部分是“国家政府的权力(贸易、税收权力的管理，消除贫困，条约等)”;第二部分是“州的权力(健康、安全、商贸与收入、反对州际贸易)”;第三部分是“权力的限制(过程、程序、实体、合同条款5案例、平等保护条款3案例)”。奴隶问题被排除在外;第十八修正案和“禁酒运动”相关案例也只有短小说明;有关最长工作小时和最低工资的这些最激动人心的激进主义案件在该书中都没有体现;未受重视的还有联邦支出权力，它是罗斯福新政所依托的立法基础。《宪法、案例与其他材料》(2卷本，Freund，Sutherland，Howe＆Brown，1954)反映了该课程的主要变化。该书开始是司法审查和联邦主义的简要回顾。接下来的章节包括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分割。“国家的经济权力”涉及的案例包括重要的反托拉斯法案例(UnitedStatesv．E．C．Knight)，反对新政立法的相关案例，1974年的小麦超种案(Wickardv．Filburn)等。然后用很长的一章(250页)论述州的税收权力。第二卷以“自由与财产”开卷，包括实体法部分，如内战修正案、民权法案、平等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170页)，以及宪政化，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程序公正，也包括立法调查方面的案例。最后一部分有关国际和军事关系。《宪法》(Stone，Seidman，Sustein＆Tushnet，1986)与今天的教材非常相似。开始是“宪法体系中最高法院的角色”，涉及创建违宪审查制度的著名案例(Marburyv．Madison)、美国银行案(McCul-lochv．Maryland)，以及联邦国会权力的概览，引领我们从“马歇尔法院(MarshallCourt)对联邦的巩固有所助益的相关判例”到“后民权法案相关案例”。接下来的部分涉及传统的联邦与州在商务方面的权限，但只有86页长的内容。然后是一个新话题“国家权力的分布:立法与行政之间”，相关案例涉及各州和涉外的行政性事务。接下来的内容是255页专门论述平等问题的系列相关案例。然后是“隐含的基本权力”、第一修正案中有关演讲和宗教自由的详尽阐述。结尾部分是合同和征收条款。《宪法决策程序》(Brest，Levison，Balkin＆Amar，2000)把历史从前言转为中心，试图表明宪法的演变“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紧密相关”。该书首先以400页的篇幅展开历史回顾，包括美国银行、马歇尔法院、坦尼法院(TaneyCourt)和内战，以及新政法的重构等。接着是“现代社会中的宪法裁决”，首先是经济调控与商贸条款的一章，较长的章节是“历史负担:宪法对种族问题的处理”，其次是独立成章的性别平等、隐含的基本权利、宪法与福利国家等。但有些话题消失了。宪法有关言论和宗教自由的部分、有关刑事诉讼程序、有关联邦司法部分本身内容过于庞杂，进入了不同的课程。征收条款已经融进财产法课程中了。至于1970年代前作为宪法课程基础的州税收权力和商务条款等案例都从该课本中消失了。

三、课程价值诉求的演变

美国法学院课程还在价值诉求方面有所迁移。实际上，在法学学术与法律职业的持续互动过程中，美国法学院的课程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过程［3］。美国最初的法学教育是学徒式的，几乎没有正规课程，只是跟随从业律师做一些事务性工作，学习更多是经验性和观察性的。19世纪初建立的一些法学院其课程更多是机械记忆有关实体法教材，教师基本由从业律师与法官担任。1870年代哈佛法学院的改革才开启了美国现代法学教育，当时的美国法学院课程更多倾向于理论性知识。为了强调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殊性，使其在大学中获得合法性，使法学院成为一个真正的专业学院，哈佛法学院的兰戴尔教授(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坚持法律的科学性，试图发现客观的法律真理，相信人们能够通过逻辑推理从案例中获得不证自明、能够处理一切法律争端的法律原理。与此观念相一致，兰戴尔教授发展了案例教学法。随着采取案例和苏格拉底法致力于法学理论研究，法学院作为一个学术性实体在大学中树立了牢固的根基。相对于其有关法律科学的认识，案例教学法对美国法学教育的影响更为深远，它逐渐成为培养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的重要教学手段。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现实主义法律运动时期，人们开始批评兰戴尔有关法律科学的认识，认为法律是情境性而非普遍性的，依赖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学界和行业界均指责法学院未能很好地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弗兰克等人(JeromeFrank)开始呼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从业律师和法官更是呼吁进行更多的实践技能训练。美国律师协会也不断强调法学院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践技能和职业伦理培训，其1992年的报告(MacCreateReport)进一步明确了法学毕业生应该掌握的法律技能与职业伦理。法律诊所教育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快速发展起来，进入美国法学院课程教学的主流渠道。20世纪后半期法学院课程改革主要是技能与伦理课程、问题导向教学，以及经验性学习项目的出现，这些极大改变了美国法学院课程的结构。美国律师协会组织的“1992～2002年法学院课程调研”也表明［4］，这十年的改革主要强调了诊所教育和职业性两个主题，凸显了对法律职业技能的价值追求。实际上，除了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和课程价值诉求的演变，美国法学院课程演变还表现为课时的演变。不少课程的课时压缩了，以便为日益增多的选修课程留有余地。但是也有一些课程的课时增加了，如法律写作课程。“1992～2002年法学院课程调研”表明在所有的传统科目中，法律写作课程变化最大，除了课时的增加，很多学院还在该课程中增加了访谈、咨询和谈判因素。

四、美国法学院课程演变的特征

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美国法学院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与课程的价值诉求方面发生着持续的演变。这些演变有些是具有一致性努力的改革，而更多的是广泛而渐进的创新。从上述方面可以看出美国法学院课程的发展具有稳定性与动态性兼具、内容与方法相协调、体系高度开放性的特点。这些使得美国法学院课程具有持续的活力，能够紧密把脉法学学科发展和法律职业发展的趋势。

1．课程的稳定性与动态性兼具美国法学院的课程体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很多低年级必修课体系保持了哈佛大学法学院设置以来的基本模样。“1992～2002年法学院课程调研”指出20多年来很多法学院课程保持不变，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一位具有28年任期的美国法学院院长指出，美国法学院一年级必修课和高年级选修课程中最普遍的选修课程表明，大部分学生所经历的核心课程在过去近50年来，至少从表面看都非常相似［5］。这种稳定性反映了法律教育对法学人才基本专业知识能力的要求。尽管具有超强的稳定性，美国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同时体现出了应对时代需求的动态性。前面在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的价值诉求等方面的阐述表明，美国法学院课程在逐渐进行着适应性演变，以便满足学科发展、法律职业发展的需求。这些演变有些是教师个体在教学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推进的，也有很多是学校慎重规划与组织实施的。

2．课程教学的内容与方法相协调美国法学院课程演变的过程始终保持着内容与方法的高度协调。这种协调性提高了课程的教学效果，有助于美国法学教育培养律师目标的实现。案例教学法由美国兰戴尔教授发明并传播到世界很多国家，诊所式教学法也由美国著名现实主义法律学者以及法学教育家弗兰克首倡，并逐渐在世界很多国家流行。这些方法在美国获得了最佳的教学效果，因为美国法学院课程设置及其内容，包括教材的编制等，都与上述方法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从上述美国宪法课程的内容可见，宪法课程的教材多数以案例为主，是进行案例教学的基本载体。缺乏大量、系统的案例教材，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效果必然会受到限制。当然，美国采用案例教学法也有美国法律体系特点的根源。至于诊所式教学法，它更是融内容与方法为一体的综合性教学设计，体现了对法学专业知识、技能与职业伦理等的高度整合，是对不同部门法学专业知识的整合，更是对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整合。当然，美国诊所教育之所以较其他国家成效更加显著，除了内容与方法之间的高度协调，还与美国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高度相关性，以及强大资金支持有关。美国法学院课程这种内容与方法的协调，也受到其价值诉求的引导，与价值诉求的演变相一致。

3．课程体系呈现高度开放性美国法学院的课程体系具有高度开放性。从课程设置看，课程体系从纯法学领域向其他学科开放，跨学科课程发展快速，当前法学院教育中“法律与……”的课程日益增多。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逐渐向经济学、社会学等开放，法学日益受到经济学、社会学思维的影响，并以跨学科课程的形式得到普及。由于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影响，这种开放性还体现在法学院普遍重视比较法学，从比较的视野增进对别国的法律体系与法治环境的了解。据相关研究，50%以上的美国法学院都设有比较法学课程［6］。当然，这种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学科方面、国别方面，更表现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的开放性。美国法学院课程体系中对可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视也日益加强，不断加强实践性技能训练与相关课程建设，这些均是“1992～2002年法学院课程调研”的发现，它们表明美国法律教育高度重视法律职业对实践性人才，包括对非诉讼法律业务领域人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