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市场需要预防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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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市场因素的问题

记者:劳教授，您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

劳凯声:我国社会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开始发生改变，不再仅仅局限于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需求，而开始向更高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发展。

在教育领域中，这种变化尤其明显。由于教育能给学习者带来巨大且明显的回报，原先由政府垄断并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发展的教育，正在出现某种私人消费的倾向。不同的人对教育的不同需求开始成为教育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我国教育开始兼有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双重消费特征。

记者:具有私人消费性质的教育消费，对教育改革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

劳凯声:作为一种公共消费，教育通常都是由国家免费提供或不以成本价格提供的。然而，作为一种私人消费，教育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正在培育一类新型的消费者，他们的需要和兴趣影响着学校，促成学校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兴趣实现培养目标、教育形式、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从而导致学校发生功能上的转换。

记者:具有私人消费性质的教育消费，对教育行为带来了哪些影响?

劳凯声:作为一种催化剂，学校正在促使知识传授与市场相结合，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各种职业培训中，许多学校教育机构和其他培训机构正日益以一种企业或商业实体的形象出现。许多学校机构就把自己定位于“公司”或“企业”。它们利用各种商业手段，如“消费者”研究、市场战略、产品(指课程)包装等等，来寻找和开拓市场。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学校教育机构的教、学、研究活动已表现为一种交换过程，并逐步植根于消费文化之中。新的教育消费观正在导致重新解释关于学校领域中知识传授的意义，并进一步影响教育者(生产者)和受教育者(消费者)的行为，从而迫使我们从消费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学校的知识传授功能。

记者:教育市场行为对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请您谈谈其消极影响。

劳凯声:由于市场的驱动机制是私益而不是公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少必要的市场限制，则对于私益的追逐就会演变成为一种无序状态，甚至改变教育的公共性质。当前教育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乱收费问题、择校问题、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配不均衡问题等等，就是教育市场无序状态的一种表现。这一问题背后所反映的是社会价值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即社会的教育资源在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几个方面的结合不能体现社会公正，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抱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以这样的警示:教育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商品，单纯依赖市场提供一种渠道不能平衡社会对教育的供求关系，为了保证教育的公益性质，必须对私益作出必要的限制，必须对市场的介入做出必要的限制，必须对办学者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

归纳起来，这些问题包括:社会公平、教育腐败和教育公益性三大改革伦理问题。

问题一:社会公平

记者:为什么市场因素介入教育会引发社会公平问题?

劳凯声:因为市场导向的教育改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增强教育制度的灵活性、多样性、自主性，扩大学习者的选择权，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高学校办学的责任意识和效率，培植一种竞争、进取的市场精神。它还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教育资源，吸引各种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大大缓解国家投资的沉重负担。

但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改革又会扩大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导致社会分层的强化，并有可能将那些因社会和地理位置的原因被边缘化的群体排除在竞争和择校的新机制之外，产生社会的不公平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这种危险的倾向已经初见端倪。公共教育资源的流失问题、区域间教育发展的梯度拉大问题、贵族学校问题、弱势群体的“国民待遇”问题等等，似乎正由于学校教育的市场化、民营化而加剧。

记者:为什么社会公平是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问题?

劳凯声:因为一个公正的社会不能是在剥夺弱者的基础上使强者更强，而应使强者扶助弱者从而使弱者变强。教育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进行教育改革时应时刻关注市场化、民营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想方设法处理好社会的公平问题。

记者:如何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劳凯声:政府在寻求教育投入渠道多样化的同时，不应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不能把教育责任完全转嫁到学校和消费者身上。特别是在当前，在社会分化还有可能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应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及其应享有的受教育权利，并借助于教育来缩小社会分层所带来的贫富差距。

记者:请您更具体地说说您的看法。

劳凯声:具体地说，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教育改革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之间寻求一种更好的平衡。因为市场取向往往会导致过分强调消费者个人的选择权，而作为整体的社群利益则容易被忽视。市场并没有赋予每个人以同等的权利，市场竞争的结果并不保证人与人之间最终的平等。因此，教育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商品。事实上，单纯依赖市场提供一种渠道并不足以平衡社会对教育的供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教育的市场介入应当做出限制。

问题二:教育腐败

记者:市场化改革应该会有助于克服教育腐败。

劳凯声:是的，在国外，市场取向的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引进市场激励以取代对学校机构的随意的政治干预，从而改进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系统。这意味着政府将改变以往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和使用的做法，放松规制以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甚至营利性组织介入教育领域，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凭单等形式把责任委托给在竞争市场中运营的学校组织。一般来说，市场化的教育改革作为一种体制性的改革，就其目标而言，它立足于减少甚至去除各种教育腐败现象，因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含义。

记者:为什么您还提出这个问题呢?劳凯声:这是其他国家的教训。在改革的过程中，腐败往往会以改革伴生物的形式出现，以至于被许多人认为是改革的一种代价。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来防范改革当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这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发育成熟，相当多的规则还缺乏可操作性，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遏制腐败就是一个大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对如何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败德行为尚缺乏有效的预见和准备。这就是说，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些人有可能会为了某些经济目的而背离其教育宗旨，模糊甚至抛弃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变公共教育资源为私人资源，变公益为私益，其结果必然会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加大腐败的风险。

记者:如何克服改革中的腐败问题?

劳凯声:对于民营化过程中的这一共同性问题，西方学者开出了许多措施试图使民营化改革中的腐败风险最小化，例如:加速民营化改革进程，不给腐败交易留下时间上的可乘之机;按照标准程序操作，减少推行过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即不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改变规则);确保透明度，做到民营化进程、企业价值、最终结果等方面的信息公开;对改革进程拥有独立控制权，避免由企业原来隶属的政府部门控制一切，因为这可能导致有人会利用原有关系搞幕后交易。

对于其中可资借鉴的做法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问题三:教育公益性

记者:为什么您要提出教育的公益性问题?

劳凯声:当教育这种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向社会成员提供时，就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可分性和排他性，从而使教育变成一个具有营利性质的领域。

而另一方面，教育的价值基础又决定了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通过对个体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促进个体身心发展，使个体社会化，并最终使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学校的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是从文化、精神、体质、社会诸方面开发人的潜能，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各种基本条件的事业。由公益性取代以往教育的私事性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教育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前提。对教育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教育公益性和资本寻利性的悖论。可以说，教育与市场这对关系的要害就在于如何认识并处理这对悖论。就一个社群或社会的公民而言，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既能充分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又能灵活应对市场经济的公共教育制度。教育是非营利性事业，学校是非营利性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这是几乎世界各国都普遍予以肯定的一个事实。但在很长时间里，有关教育公益性的理解牵涉到一个传统的观念，即教育是一种国家的权利和责任，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举办学校教育机构，发展教育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个体来说，受教育应当免费。如果教育收费了，似乎就会出现社会的不公正。由于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在计划体制下教育一直是由国家包下来的，也就是说由国家全额拨款，无偿提供。甚至在某些阶段连学生的生活费都由国家包下来。

记者:请您谈谈其他国家的经验。

劳凯声: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国家，教育这种公共物品是通过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来提供的，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税收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影子价格，是纳税人为自己所消费的公共物品所支付的代价。因此，他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个人和企业纳税之间的关系，看作类似于市场上的自愿交易关系。他认为个人和企业正是根据自己从公共物品中得到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纳税份额。这就是说，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等价交换而已。当教育这种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来向社会成员提供时，营利性组织就会介入。通过市场运作的规则，营利性组织实现了自己的私益，同时又满足了社会成员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因而实现了公益，因此大多数国家对营利性组织举办的教育都采取了较宽容的政策。这就使得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转化，是可以进入市场，可以通过市场来运作的。

限制教育市场行为记者:请您谈谈如何克服引进市场因素进行改革所面临的这些伦理问题?

劳凯声:我有三个建议，就是:必须对学校保持一种不同于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律监督，对营利性组织的办学行为必须做出明确的价值定位，对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作用领域应有明确的界定。

记者:请您先谈一谈对学校保持一种不同于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律监督。

劳凯声:由于学校属于公益性机构，在遵循教育规律，独立自主办学的同时，必须对其权能做出必要的限制。在制度安排上，不应简单地把学校这种社会组织与企业相等同。政府对学校的作用不能因市场的介入而弱化甚至退出。

相反，在这里政府的监控功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遏制因素。

记者:对营利性组织的办学行为如何做出明确的价值定位。

劳凯声:营利性组织的介入必须首先满足社会成员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实现社会的公益。对营利性组织举办的教育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使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在严格的条件下经过转化，进入市场，实现市场运作。营利性组织在介入教育市场时，其所具有的资格和能力与其他市场是不同的，因而所享有的权利也是不同的。特别是对资本的寻利性应做出必要的限制并保持有效的法律监督。所有这些特点的体现都必须通过一种确定性，即法律的形式来实现。

记者:如何对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作用领域作出明确的界定。

劳凯声: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都会有“失灵”的情况，因此，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补充和交替发挥作用的关系。同时，不同的教育领域，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又是很不同的。例如义务教育是人人都必须接受的，只有经历了这样一个教育阶段，个人才能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义务教育的公共性程度就远远高于其他教育领域，是由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个领域，应当强化国家的教育职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当更多地体现实质上的社会公平，使人人都接受一种条件基本相同的教育。所以教育的供给在更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国家。而义务教育以外的其他各级各类教育，如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并不是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在这里，所谓的教育公平主要体现为一种形式上的社会公平，即机会均等。

机会均等保证受教育权利分配上的程序平等，并不保证结果的平等。

结论

记者:请您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劳凯声:改革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在导致出现一系列改革伦理问题，比如:市场化或者民营化是否是一帖根治现行公共教育体制弊病的灵丹妙药?市场化、民营化改革会否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新的教育机制能赋予公众自主的教育选择权吗?如何解决缴费上学的不公平现象?谁来解决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政府抑或市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

可以说，这一问题已构成中国公共教育改革的瓶颈，如果改革最终不能把社会导向公平，或者在公平问题上不能取得社会共识，就会限制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空间，甚至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深入理解当代教育的基本价值，把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其中所涉及到的利益分配的复杂关系，同时注意伦理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才能最终提升教育改革的道德水准和改革决策的伦理质量。

记者:最后，请您对中国教育体制未来走向谈点看法。

劳凯声: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当前中国教育体制应有的特征:它应当是一个多元化的教育体制，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构成教育体制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应当是一种非政府的和非企业的社会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由于教育的非垄断性质，这种公共物品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途径来提供。提供公共教育的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机构，根据举办者的不同，可以是公益性机构，也可以是营利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