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改革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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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法律教育是在案例教学法基础之上发展生成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于上世纪五六十年端于美国。现已逐渐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法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诊所法律教育进入中国已近五年，完成了从理念突破到实践操作的破冰之旅。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共培养学生3590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1782件，从事法律咨询万余人次，并在不同院校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虽然开设此项目的高等院校数量和受关注程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但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法学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相比，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学教育中无疑还处于边缘地带。在全国近400个高校法学院、系中，只有33所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显得十分单薄。

早在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体系中出现之初，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法学教育工作者，即这一美国法学教育的舶来品是否应当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体系中，诊所法律教育应该获得怎样的身份？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7月9日-12日，由中国法学会法律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国际诊所法律教育大会暨第三届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大会上，围绕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议题，诸多法学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积极而有建设性的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的观点和认识，或许能为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指出一条光明的前途。

“舶来品”挑战传统法学教育

法律诊所也给人看病吗？

法律诊所的老师和学生是不是也穿着白大褂？

没有课本的教学还能称得上是一门“课程”吗？

没有试卷的考试怎么评价学生的成绩呢？

诊所的学生是以什么身份替当事人打官司？

当“诊所法律教育”这个新名词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伴随而来的还有一连串善意的玩笑与疑问。

诊所法律教育20世纪中期首先在美国兴起，是一种强调“从实践经验中学习”的法学教育模式。之所以被称为“诊所”，是因为它汲取了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类似于医学院的临床实习。

在诊所法律教育中，法学院的学生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的指导下处理真实的案件，为处于困境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解决问题的“处方”，并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服务。学生通过办理真实案件，参与案件的全部过程和细节，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判断力、职业责任心，并借此理解法律和律师的社会角色。

对于这种实践型的法律教育方法，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用三个形象的比喻做了一个很贴切的注脚。比喻一：当司机要比当乘客更认路。传统的法学教育是老师开着车带学生寻找答案，诊所法律教育是把学生放在司机的位置上，老师在一旁启发引导，处于主动地位的学生必须独立思考如何走出一条合适的路，那么他就会更加主动、负责任地学习；比喻二：练武术要融会贯通各种招式。传统的法学院课程是按一种套路学习，分门别类、程式固定，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一个案例是绝对按照学科建制分割孤立的。诊所法律教育就是要打破部门法的割绝，拆开各种固定的招式和套路，综合运用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比喻三：学习游泳一定要下水练习。法学院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岸上学习游泳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到真实的案件中像律师那样操作和演练，就不可能真正领悟和掌握法律职业的真经。诊所式的课程是把真实案件中的法律、事实、人际、经济、政策、道德、传统等各种问题摆到学生的面前，这对于学生真正理解社会正义，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无疑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诊所法律教育的理念与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是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听，师生之间在课堂上很少开展讨论。思维培养是建立在已知案件或虚拟想象的基础上，包括模拟法庭或案例分析也是如此。考试中更多的是对记忆而不是对分析能力、推理能力的测试，这很难培养学生思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无法得心应手地运用法律知识去解决具体问题。”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甄贞说，“在学校考试成绩都是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到律师事务所竟然不会为当事人写一份起诉书。”

参加诊所法律教育大会的不少法学教育专家也认为，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仍是一种以教为本的教育模式。当然这种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生发出一些与法律工作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其一，以教为本，教师教学难以克服单向性和封闭性，学生学习难以克服被动性、消极性和应付性；其二，学生培养与社会的不适应性。学生面临择业时，往往感到迷茫，难以恰当估计自己，在就业初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或与社会的不适应感。法学教育虽然已经给予他们走向社会并从事法律工作的通行证，但却缺乏对他们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须具备的综合能力的全面培训。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近年来，一些法律实际部门和社会对于法律院系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颇多微词。

法学院到底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如果仅仅将法学作为一种坐而可论之道而进行课程设置，就等于抛弃了法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即培养学生的实践和操作能力。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建民认为：“我们虽然在不断努力进行法律教育方法的改革，但在根本上没有改变以理解法律含义、传授法律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模式，因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将学生培养成为法律职业者。”就目前看来，法学院的毕业生的实际执业能力与法律职业所要求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突出，法律教育中缺乏对法学院学生进行律师基本能力的训练，而现行的实习制度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体系中，为了使法学院的课程能够包含一些更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内容，很多高校都会要求学生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进行为期两到三个月的毕业实习，还有近年兴起的模拟法庭、案例教学都是实践教学的不同形式，但是这种实习机制面临诸多问题。在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任外教的amelaN.Phan告诉记者，在一些高校，由于最后一个学期正是大四学生忙于撰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时间，如果所在学校对实习的时间和结果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的话，“这两到三个月的实习期只是成为学生日常紧张课程安排以外的一个假期而已”。

实习导师的素质参差不齐，投入精力也往往有限；大多数缺乏系统化、科学化的进度安排和实习指导；对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学生介入的程度极其有限，一些学生的实习就是装订卷宗。至于模拟法庭，在一些学校已经蜕变为“让外行人看热闹”的戏剧化表演，而且也并非是真实的司法过程的再现。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左为民认为，从总体而言，尽管实习机制和模拟法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法律诊所的理念，但是由于实际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往往难以保证多数学生获得足够的专业训练。

“向弱者伸出法律的援手”

“与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相比，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局限于帮助学生了解和理解法律，缺乏对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干什么的深入思考，法学院更需要培养学生的律师能力和职业责任心。”甄贞认为，能力的培养应该提到与知识传授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通过为学生创造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法律的机会，培养学生强烈的律师责任感和道德观，鼓励学生去思考法律职业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发展规律中的作用，思考律师职业的价值和作为律师个人的自身价值。

对于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存在缺陷，特别是缺乏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法律职业道德培育，我国法学教育界是有共识的。问题主要在于对此缺陷如何弥补。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蔡彦敏认为，通过法律诊所的设置，让拥有了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高校学生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拥有法律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从某种角度说更有利于他们产生对自己法律职业身份的深层次认同。

多年来，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就活跃着这样一群法律援助者的身影，他们利用自身资源，凭着稚嫩的双肩，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以法律援助推动社会公平与公正，成为民间法律援助事业重要的补充。“出庭担任辩护人，为因长期家庭暴力受虐待妇女杀夫案辩护；作为人，河北固安某农民夫妇诉医院和某外国医疗器械公司心脏起搏器民事索赔案，8岁儿童石某遭电击索赔案等。”面对记者，甄贞教授如数家珍，“由诊所学生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有很多都办得相当出色。”

从诊所法律教育项目引进中国以来，法律诊所便一直与法律援助紧密联系在一起。诊所法律教育的核心精神在于将现实的社会作为法学教育的实验室，而法律援助使诊所学生置身于现实的社会中把握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并不仅仅是法律援助需要法学院师生作出贡献，法学教育对学生的培养同样需要法律援助这块基地。

对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之间相依相存的联系，蔡彦敏深有体会。她认为，一方面，诊所法律教育项目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而且可以成为培育法律援助后备力量的法学教育基地。通过法律诊所可以使更多的法学院学生感受到法律职业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急需，从而可能对学生的从业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诊所法律教育经历本身往往也会影响和激励学生在不同的工作中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和权益保护，并为此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通过诊所法律教育的经历，通过像律师一样办理真正的案件，通过帮助弱势当事人，能够促使他们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更关注社会底层人们的命运，也更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同时，诊所法律教育还有助于学生在法学院学习期间初步形成作为法律职业人士应当拥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带着辨别力和免疫力走向社会，逐步积聚成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抵制和抑制司法腐败的主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诊所法律教育有助于使法学教育更契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急需，并为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正义与法治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因为诊所法律教育的核心精神在于将现实的社会作为法律教育的实验室，而法律援助使诊所学生置身于现实的社会中把握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终极目的是教育和学习”

面对法学教育界的传统惯性，经过近五年的实践，诊所教育已经在各种形式的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中被证明是一种较好的、培养职业法学人才的方法，因为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带给我们不同于传统法学教育的方法和教学内容。

一些上过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在总结中这样写道：“与其说是在上课，真不如说是一群朋友聚在一起讨论。这里没有指定的课本，没有老师填鸭，没有同学们拼命三郎一样的抄笔记，一改往日上课时头脑基本处于休眠的状态。”“我在这里学会了如何会见犯罪嫌疑人，如何审查各类证据，如何制作诉讼文书。在诊所里学习，是我大学四年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目标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去学习和运用法律，然而“希望在诊所中办一两个真实的案件就能解决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愿望，想法似乎过于简单；希望通过诊所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的学习，就能积累丰富的经验，一跃成为合格的、十足的‘法律人’更加不切实际。”

法律诊所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师李傲认为，教会学生自我学习、独立思考，这才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最需要达到的、最现实的目标。

学生办理真实案件只是将案件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而不是目标，“诊所法律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教育，是学习。”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刘晓堤说，“学生在办理案件中所做的一切准备和实践活动最终都将回到课堂上，并经历反馈、分析和反复讨论等教学环节。没有课堂和实践的结合，学生便无法从实践中充分获得经验，也就无从学习到法律的真谛。学生终有一天会离开学校成为法律专业人员，诊所式法律教育并非提前把他们推出学校大门，正相反，它打开了一扇窗，让属于校外的实践经验进入校内，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部分，丰富了法学教育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针对诊所法律课程推动法学教育改革和培养法学人才的作用方面存在的观望和疑虑，蔡彦敏告诉记者：“尽管传统的法学教育需要改革和完善，但并不是要以诊所法律教育取而代之，而是把它作为中国法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成为改革与完善法学教育体系的重要机制。”她认为，中国法学教育应向诊所法律教育敞开大门，应当确定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并纳入法学院的课程体系。

“昂贵教育”难过成本控制关

“在北大法学院，诊所法律课程是选修课中最热的一门，每学期开课时，最多只能容纳30人的课堂有三四百人报名。很多学生都希望能来旁听，不要学分都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杨晓雷老师告诉记者，“由于受师资配备的限制，实际接纳的学生有限，法律诊所不得不面对选择学生的问题。”

与传统教学一个老师面对50到200学生相比，诊所法律教育无疑是一种高成本模式。诊所法律教育要求在极低的师生比例基础上实施“一对一”的直接指导。相比“灌输—接纳式”的课堂传授，“监督—操作式”的诊所教学要求教师投入更充分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师资问题因而成为困扰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

在诊所法律教育界里，诊所教师们被称作“活雷锋”。他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曾经参与或目前仍然从事着法律援助工作。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们有着让人敬佩的奉献精神。但是，仅仅靠诊所教师的奉献精神是不足以支持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要保证师资力量，必须建立一个长效保障机制。

从美国诊所法律教师队伍来看，其构成基本上是在法学院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另行聘请有丰富实务经验并热爱法学教育的律师，而且大部分诊所教师是专职的，无需承担诊所法律课程之外的其他法律课程，在职称晋升上也有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的评价标准。

蔡彦敏认为，与美国明显不同的是，目前我国的诊所教师几乎都是从原有的法学院教师队伍中产生的，他们一方面新开设诊所法律课程，另一方面还要同时兼顾其他某门或几门传统法律课程。一般而言，教师们并不愿意割舍其他的课程而成为一名专门的诊所法律教师，且如果只作为一名专职诊所教师，也很难达到所在高校对教师工作量的基本要求。同时，由于受我国高校现行人事制度的制约，法学院本身实际上也不具备独立和另行聘请专职法律诊所教师的现实条件。

“从目前已建设诊所法律项目的学校看来，建立怎样的诊所教师评价机制是维系诊所项目建设及其运作质量的保证。”蔡彦敏告诉记者，在我国各个高校的诊所课程一般为3-4个学分，每门诊所课程一般有两个以上的教师，这种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模式，带来的是如何计算诊所教师工作量的问题。从授课场所来看，诊所教学有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从授课方式来看，有集中授课、分组讨论和单独指导；从指导阶段来看，有实践前的技能训练，实践中的个案监督，案件完结后的评估。每周一次的例行见面，数不清次数的临时见面、电话指导，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跟随学生开庭一个学期结束，诊所教师还要忙于处理“善后事宜”，继续关注假期案件的新进展，安排学生人的衔接，延续对学生的个案指导。“这是一个具有可变性、难以完全量化的工作，如果让几名老师平均分割该门课程的工作量显然有失公允，很难从制度上巩固和壮大诊所教师的队伍。”

另外，诊所法律教育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也需要法学院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和经费保障。以四川大学法律诊所为例，学生每一个案件，需要在交通、通讯、文印、午餐等方面补贴数百元；与此同时，维持一个20-30人规模的法律援助中心日常开支每月需要数千元，一个诊所每年需要几万元的直接经费，而且还没有将教师工资、必要的硬件投入等计算在内。相比之下，传统课堂教学除了占用教室、电教设备等公共资源及有限的教材外，几乎不需要任何附加投入。

将学生从固化的法律条文中引领到鲜活复杂的司法实践中来，注重法学理论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应该是引进诊所法律教育项目的一个初衷。然而与法律援助息息相关的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极强的法学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制度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成本与经费、诊所师资、管理人员等种种难题。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左为民认为，成本难题在今天的中国显得更为严重。高校本来就缺乏国家财政的足够支持，也缺乏民间力量的资助，近年来的扩招更是加剧了财务和师资的双重紧缺。在此前提之下，“大课堂+图书馆”的俭省模式高校尚可勉力维持，而精细化、消耗性的“昂贵”实践课程暂时还不具备普及的条件。

目前，在我国设有法学院、系的高校中，只有少数设立了诊所法律教育项目，更多的院校虽然已经表示了对该项目的强烈兴趣，但却由于经费、师资等原因尚无法启动。如何保障诊所法律教育在学校的持续发展以及如何促使更多的高校能够加入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

走过五年的历程，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如何确定诊所学生“准律师”的办案身份；如何协调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如何解决诊所教师的超负荷工作量的问题；如何保障诊所教学稳定的教学来源；如何有效地组织和管理法律诊所；如何为诊所学生创造良好的校外实践环境；如何为更多的法学院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是“跳跃式”的，在接受了国外三十多年来的诊所法律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诊所法律教育已经踏上与中国法学教学的契合之路，正如一位美国资深诊所教授所说：“我们今年来帮助你们了解诊所式教育，但我知道，十几年、几十年后的中国法律诊所可能让我们不认识，是全新的法律诊所，那是中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

生为责任而来

第一次听说“法律诊所”这个名词是在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志愿者有关法律援助的一次对话中，那位志愿者兴奋地向我描述着参加法律援助后带给自己心灵上的巨大震撼，也成就了我对诊所法律教育最初的感受。

终于有机会深入了解这样一个新生事物之后，才发现在这片实践教育的广阔天地中，竟是女性撑起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多半边天。12位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有8位都是法学教育界非常优秀的女性，诊所法律教育能走到今天，可以说每一步都离不开她们坚韧和执著。

为什么在男性占主流话语权的法学界中，诊所法律教育这块领地却会集了如此之多的优秀女性？是什么吸引了她们关注的目光？

了解诊所法律的课程之后，才明白，都说诊所教师是“活雷锋”，不仅仅因为这项极富育人智慧的实践性课程，需要教师承担更为繁重的工作任务，更因为没有相对应的考评体系，在职称的评聘和发展的空间上，诊所老师要承受着比普通教师更多的压力。如果没有爱心，没有一点非功利的教育理想，这项工作想要坚持下来，恐怕很难。

让人欣慰的是，在高校，越来越多负责任的法律人通过艰苦而充满希望的努力，为法律与社会的融合挥洒他们的激情与理性，在中国法治的道路上烙下了他们深深的印记。在这样一个喧嚣浮华的年代，他们忠诚于自己的理想，他们以法律人的名义，守望这片苍茫的土地，满怀唤醒山河的勇气，踏上荆棘丛生的法治之途因为，他们生为责任而来。

【链接】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制度的关系

诊所法律教育将法学教育事业与法律援助制度联系起来，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但是，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制度的联系

1.目标的一致性。诊所法律教育的目标之一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与法律援助的目标是一致的。诊所学生通过法律援助案件，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有助于培养学生参与公益服务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社会的需求性。当前我国法律援助的最大问题是供需矛盾突出，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很大，而法律援助机构限于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对申请法律援助中的一部分人进行援助，而法律诊所的案件主要是法律援助案件，缓解了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适应了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需要。

3.教育的迫切性。法律援助作为法律诊所采用的方式之一，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法律咨询、法律文书、诉讼等方式，提高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培养法律实践的基本技能，而这些是法学教育改革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制度的区别

1.性质不同。法律诊所是法学院学生进行法律实践的基地，诊所式法律教育追求的是教育效果，即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法律援助是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它追求的是使社会弱势群体真正能享有诉讼的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主体不同。法律诊所的主体是法学院的教师和学生。而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主要是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3.方法不同。法律诊所通过教学和实践的方法培养、锻炼学生的法律操作能力。而法律援助是通过为弱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方法实施援助。

4.范围、形式有限。法律诊所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形式只是国家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的一部分，如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援助。由于现行法律规定，法律诊所在法律援助案件范围方面受到限制，如诊所不能刑事一审、二审案件。而法律援助的实际范围、形式不仅仅限于这些。

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在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作为我国法学教育的有益的补充，同时，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法律援助模式，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