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治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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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科学治学方法的形成过程

胡适自己曾说过：“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和哪一位老师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实际上他的治学方法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科学方法的综合和集成。

在《口述自传》里，他说杜威对他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他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胡适认为，达尔文和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和“拿证据来”，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起点，“这个‘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世界的哲学思想就不能不起一个根本的革命。于是十九世纪前半的哲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就一变而为十九世纪末年的实验主义(pragmatism)了”。这是胡适对科学方法的认识，也是他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形成的基础。

在实验主义的诸多学派中，胡适又特别推崇杜威的“工具主义”的思想方法。他概括杜威的工具主义认为：“一切的思想、知识、经验，都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基础。每一个人所有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都是为帮助将来生活的工具。天地间一切真理、一切学术、一切教育，以及什么圣人贤人的话，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都不过是工具。这都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帮助我们提一个暗示、一个假设的工具，所以便有人说杜威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一派。”胡适进一步概括了杜威哲学的精髓，他引用杜威的原话，“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在应付环境的行为之中，“思想的作用最为重要；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含有思想的作用；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至于杜威思想的方法，胡适则概括为五步法：“杜威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为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胡适指出这个方法能够“自己批评自己，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随时修正，随时发明。所以，科学方法根本的观念，不单是求知识，还可以处处发现错误。发现错误与发明正确是同样重要的，是同样可以增加知识。求知与发明，和发现错误联合一贯，再看效果，就是实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

胡适赞同并继承杜威的思想起于疑难之说，说：“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这样，胡适把杜威的五步法合并、划约为三步，又进一步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当然，胡适也从近300年的清代朴学的训诂、音韵、校勘的治学实践和成绩中，吸收了考据学的方法，如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会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

二、胡适运用科学治学方法的治学实践

胡适的科学治学方法是与他的治学实践相伴随的，他在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初，便已基本形成了他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尔后终身实践，一以贯之。

留美期间，他即研究了多个国家语言进化演变的历史，证明活的语言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播思想、普及教育的有效工具。举出很多例子证明文言的不适应性，提倡白话文。

在整理国故方面，他指出，消极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积极方面便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以“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和“评判的态度”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就是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因此，胡适的整理国故，是他的治学方法的积极实践。他认为：“‘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必须“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臭腐为神奇，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总之，整理国故，必须“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主张研究国学的新原则和方法可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数据；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导言”里已把“做哲学史的方法详细写出”，“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该书《序》中指出该书“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的法门”，又曾在回击守旧派攻击白话文的《答林君琴南函》中称“其了解古书的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实际上这部书的价值主要在方法论上的开创性。

胡适晚年把主要精力花在对《水经注》的考证研究上，直至去世，许多问题都没有定稿，但在重审《水经注》案的过程中，他对治学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说，“根据五年研究《水经注》这件案子的经验，我认为作文史考据的人，不但要时时刻刻批评人家的方法，还要批评自己的方法，不但要调查人家的证据，还要调查自己的证据”，因此“自觉的方法，——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同时，他还悟出做学问必须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

在《戴东原的哲学》、《说儒》等著作中，在对《红楼梦》、《醒世姻缘》等小说的考证中，在他对神会和尚研究过程中，都贯穿着胡适科学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综上所述，胡适不仅较早就形成了他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和精神，而且在广泛的领域里贯穿了这些方法和精神，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他的治学方法、精神及成果仍给我们以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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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适.杜威哲学.胡适作品集(25)[C].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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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A].胡适作品集(2)[C].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346.

[1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A].胡适作品集(2)[C].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48.

[12]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A].胡适作品集(11)[C].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160.

[13]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A].胡适作品集(7)[C].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10.

[14]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A].胡适作品集(31)[C].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28.

[15]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30.

[16]胡适.治学方法[A].胡适作品集(24)[C].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20.

【摘要】胡适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量级的大学者。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始终注重的是科学的治学方法。本文试图对胡适先生科学治学方法的形成及其运用进行考察。

【关键词】胡适治学方法治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