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院系设置研究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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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教育是高教新类，其专业设置的起点是文化体系的分类，具体到高职院校的应用，首先是院、系设置，因为它涉及分类问题。普通高教是知识文化体系，按学科分类，按学科不同层次设置院、系；高职教育是技术文化体系，只能按产业、行业和部门设置院、系。对社会产业、行业、部门和职业的分类有很多种，可供我们借鉴的有《国家职业分类标准（代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虽然不能直接引用，但可以按它的行业大类作为高职教育的总分类，再依行业、部门实际，以及教学需要逐层分解下去，给高职教育院、系设置提供依据，也为高职教育专业设置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依据这一逻辑思路，研究出我国高职教育的行业大、中、小类分类目录，以及适用于高校院系设置的管理学理论。并试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对该院的系、部设置，提出了一套调整方案。

［关键词］高职院校；院系设置；文化分类；高职教学单元；院系设置理论；院系设置实例

院系设置，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的范畴，它是高等教育教学单元的总分类在教学管理实践中的应用。高等教育管理学在我国还不是一门十分成熟的学科［1］，专门研究“院、系设置”的论述极少。高职教育的院系设置，还没有进入高职教育研究的视线，许多比这更重要的问题正等待厘清。然而，当高职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确定之后，其理论体系构建就应该开始了。高职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若能认定是从“人类三种文化”［2］41-42的分类开始的话，高职教育的“总分类”（实践中的院、系设置）就是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件事，高职教育理论应该按着高职教育的逻辑来发展。

一、高职教育“院、系设置”的依据

普通高教，是“知识文化”体系的教育类型；高职教育，是“技术文化”体系［2］42-49的教育类型。在技术文化体系下的“院、系设置”，与在知识文化体系下的“院、系设置”，应该是有区别的，不管普通高校对“院、系设置”的研究是否开始或成功。因为普通高校的“院、系设置”是以学科为标准的，即以学科分类的名称来设置；高职院校的“院、系设置”是以技术为标准的，即以社会产业、行业、部门的名称来设置。

注：中国大学的学院设置情况来源于各学校的网站，学院数量中不包括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等管理型学院及独立学院。国外高等学校的学院设置情况来源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透视与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校调研报告》以及有关学校的网站。关于学科分类，中国学校主要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国外大学主要参照2000年修订的美国学科专业目录（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简称CIP），为了便于比较，也参照了中国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

上表中清楚表明，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普通高校，它的院系设置都是按学科分类设置的。而高职教育，因为是以技术文化为逻辑起点的，它的院系设置就只能以技术部门来分类。问题是学科分类经历了几百年的研究与发展，已经十分明确并细化，它可以按学科门类和一、二级学科设置院系（只有中国内地按二级学科设置院系）。而技术教育过去是附着在知识教育体系之中，靠知识主体在各技术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体悟、试验、重复、熟练而得到。国际上，专门开设技术教育，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而且各国模式不尽相同。所以，我国高职教育的院系设置，不是我们想怎样设置就怎样设置，必须在技术文化理论指导下找到高职教育院系设置的依据，才能研究、分析出来。

知识文化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记录、储存在书本里。技术文化也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但不全部储存在书本中（书本中的技术来自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全部、系统地存在于社会各技术部门里。知识文化是主观认识的产物，技术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高职院校只能以“社会技术部门”的分类为依据，进行教学分类。

社会技术部门，泛指社会存在的各行各业。对各行业的分类有许多种，如产业、行业、部门、职业等多种称谓。有的部门是产业，有的则不能称之为产业，只能称之为部门，像“教育产业”的称谓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就是在一个产业内部也有层次之分，如机械行业——汽车行业——轿车行业等，它们之间是包含关系。这样复杂的社会技术部门，理出一个大中小的类别，比较困难，但我们必须选定一个社会公认的依据，对社会技术部门（技术文化）进行必要的“总分类”，且能细分下去，直到专业设置为止。

二、高职教育“总类”选定

选定高职教育的“总类”，有两大目的：一是找到技术文化的科学分类方法，既与知识文化区别开来，又能自成体系；二是找到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的依据，既让专业技能完整，又能与社会实践一致。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可供参考的“社会技术部门”分类方法有3种：一是职业分类法；二是人口职业分类法；三是教育分类法。

职业分类法，是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职业按一定标准进行划分归类，以便于统计的方法。职业分类的方法很多，标准各异。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国际标准职业分类》简称ISCO（InternationalStandardClassificationofOccupations），并于1986年第二次出版。它把职业由粗而细分为4个层次，即8个大类、83个小类、284个细类、1506个职业项目，总共列出职业1881个。如加拿大《职业岗位分类词典》，把主要行业的职业划分为23个主类，下分81个子类，489个细类，7200多个职业基本名称。

1999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4］正式颁布，对我国社会职业进行了科学划分和归类，将其归入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并具体划分为1838个细类（职业）。到2005年12月12日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5次增补收录了共77个新职业。

8个大类分别是：

第一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其中包括5个中类，16个小类，25个细类；

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包括14个中类，115个小类，379个细类；

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其中包括4个中类，12个小类，45个细类；

第四大类：商业、服务业人员，其中包括8个中类，43个小类，147个细类；

第五大类：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其中包括6个中类，30个小类，121个细类；

第六大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其中包括27个中类，195个小类，1119个细类

第七大类：军人，其中包括1个中类，1个小类，1个细类；

第八大类：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其中包括1个中类，1个小类，1个细类。

人口职业分类法，是为人口和职业统计需要，由国家标准机关颁布的职业分类。国家技术监督局1999年3月18日的国家标准（GB/T6565—1999）——《职业分类代码》，把我国全部人口按职业分成10大类，66个细类，并分别给定代码。

教育分类法，是指清华大学袁德宁教授（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研究负责人）牵头，先后7次在全国范围征求意见，经一年半时间研究出的“职业性与学科性相结合的”高职高专指导性专业目录。最后，由教育部颁布，从2005年起，在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试行的专业目录分设农林牧渔、交通运输、生化与药品、资源开发与测绘、材料与能源、土建、水利、制造、电子信息、环保气象与安全、轻纺食品、财经、医药卫生、旅游、公共事业、文化教育、艺术设计传媒、公安、法律19个大类，下设78个二级类，共532种专业。

上述3种分类法，都是“国家级标准”。由于高职教育理论的不完善，以学科分类为模式的“教育分类法”，不是“技术文化”的产物（甚至能与本科专业目录一一对应，只是专业名称后面加了“技术”二字，以示高职特色）。职业分类法和人口职业分类法，都是以社会存在的职业为分类对象的国家标准，而且二者的修订时间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实现了相互对接与兼容。因此，我们选择以国家职业分类标准为蓝本，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的分类方法，作为高职教育分类、析种的基础。因为，它既参照了《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88，也参考了外国典型职业岗位分类；既结合我国国情与实际，又能随着社会新职业的产生而增补。

当然，我们不能直接借用它的名称，而是让它既具有教育特征的名称，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国家标准》基本一致。

三、高职教育内部“教学类与单元”的确定

《职业分类代码》的10大类，除学生和失业两类外，还有8大类，8大类的名称，不能直接用于高职教育的分类。如第一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其一，它指的是人，而非产业、行业、职业。其二，领导干部，不是高职教育培养目标，高职培养的是劳动一线的操作工、办事员、技术员。因此，第一大类，必须改成“社会管理类”，把中类的领导干部综合为“公务员行业”，同时，析出“公共事务管理业”、“企业管理业”、“社区管理业”。第二大类“军人”改成“军事”，列为第八大类，把第三大类“专业技术人员”提到第二大类，改为“社会专业服务类”。把“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提到第三大类，改为“服务保障类”。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拆解为两类，即“加工制造类”和“资源、环境类”，以突出我国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的相对恶劣性，分列第六和第七大类。

高职教育分类的直接目的有3个，一是使高职教育系统化、科学化；二是要实现教育与社会各行各业的技术岗位零距离对接；三是为了科学设置院系和专业。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分类代码》大、中两类我们可参照，小类和细类是指具体的职业、工种，对高职教育的院系和专业设置没有指导意义。按国家职业标准，第一大类，基本上是按产业和大的行业分类；中类基本上就是具体的行业或部门；小类是职业。而“我们需要的小类”不仅仅是职业，还可能是岗位群，二者统称为“专业”，有的专业可能比小类还要小，就是岗位或工种。因此，大中小分类方法，是高职教育院系设置的根据，中小类和细类（指岗位和工种）是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根据。

四、高职院校“院系设置”的理论与实践

一所高职院校，究竟应当设置多少系或学院较为合适、合理？这绝不能仅仅靠决策者的凭空想象，而应当寻求一定的理论根据，使决策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

一是管理跨度理论［5］131。管理跨度，亦称管理幅度，指一名管理者直接领导或管理的下属的数量。管理跨度的宽窄是直接影响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管理层次设计的关键制约因素之一。管理跨度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组织的高效运作，常常会造成管理者疲于奔命或人浮于事的现象。

管理跨度理论认为，一个管理者由于精力、知识、能力、经验的限制，所能管理的下属人数是有限的。随着下属人数的增加，可能存在的相互人际关系数将呈指数级增长，信息量和管理难度也是如此，当下属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就超过了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范围。而且越往高层，一个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下属人数越少。研究表明，基层管理者能有效管理的下属不宜超过15至20人，中层管理者能有效管理的下属不宜超过10人，高层管理者能有效管理的下属不宜超过7人。当然，管理跨度的大小还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管理者的能力、分权的程度、下属的水平和素质、管理的环境等。一般而言，管理者的能力越强，分权的程度越大，下属的水平和素质越高，管理的环境越好，管理跨度可以越大。但就高职院校而言，在管理跨度方面，院、系数量不宜超过10个。否则会导致学校和校长的管理效率下降。二是知识管理理论［5］131。知识管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的新兴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理论重视和强调知识的交流和共享，认为知识与有形资产不同，它具有收益递增性质，即知识的使用不但不会减少价值，反而会使价值有所增加。如果措施得当，管理有方，知识得到共享，其价值会呈指数级增长。如果两个人互相交流知识，双方都可以取得知识的线性增长。但如果随后他们都与其他人共享新知识，其他人会提出疑问、作出解释或提出修正意见，这样收益便会呈指数增长。因此，善于进行知识交流和共享所获得的收益是巨大的。相反，如果知识得不到交流和利用，不仅得不到增值，反而会变得陈旧和失去价值。

从知识管理视角看，高职院校设置10个左右的院系，在同一学院内使不同的专业相互交叉融合，有利于不同专业知识的交流和共享，有利于教师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也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三是集权与分权理论［6］。教学一级单位是设院，还是设系，就有一个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按照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的理论，在制度与成本之间，一般表达是制度决定成本，即不同的制度产生不同的成本。反过来，即根据成本的高低来选择制度，从若干可供选择的制度中，选取成本最低的制度。

1.企业决策的集中和分散。在企业决策中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大家说了算，这是企业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作出多种制度安排：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可以大家说了算，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多种组合，比如：一般决策一个人说了算，重大战略决策大家说了算；与职工利益无关或关系不紧密的问题一个人说了算，与职工利益关系紧密的问题大家说了算，等等。

2.权力安排与决策成本。从信息方面看：权力越集中，权力背后的信息越少，盲目决策就会越大，由此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大；权力越分散，权力背后的信息就越多，决策的失误就越少。从效率方面看：权力越集中，决策效率越高。在所有的决策制度中，如股东会决策、董事会决策，职代会决策，党委决策，等等，都不如一个人说了算的效率高。从利益方面看：在私人企业，权力越集中，越有利于避免以权谋私；在公有制企业，权力适当分散，相互制衡，更有利于避免以权谋私。

3.信息分布与权力安排。从知识和信息方面看，权力资源与信息资源的高度统一，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在任何一个企业，信息资源都是相对分散的。企业规模越大，产业越是多元化，信息资源就越分散。比如，某种产品在上海市场是否该降价，只有上海分公司的经理最有发言权，按照权力跟着信息走的原则，应该将此项权力交给上海分公司的经理，而不应该由总公司的总裁说了算。因为总公司在北京，让总公司的总裁决策在上海市场是否降价，很可能盲目决策。

4.权力安排与决策效率。集权的好处是，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分权的弊端是，一件事情反复研究，大家七嘴八舌，久拖不决，贻误商机。

5.权力集中与成本。在私有企业，集权的好处是，有利于减少以权谋私。权力越是分散，给他人以权谋私的机会就越多。由于企业规模较大，管理链条较长，委托——关系较多，给人以权谋私的机会也多。结果，职业经理人利用权力牟取私利的现象大量出现，公司成本由此大幅上升。这个成本就是分权的成本。

综合上述三大理论和高职院校的实际，1~1.5万学生的院校，以设10个左右的系为宜，不宜设置学院，学院本身就是“学科”的标志，否则会延长链条，增加管理成本。一个系500~1000学生为宜，超过1500人的，学生管理就会出问题，就应该分设。

［参考文献］

［1］罗建国.论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年:(1)：23－25.

［2］王波.观念主义——观念与哲学、美学、艺术和社会文明［M］.香港：天马图书出版社，2002.

［3］李福华.研究型大学院系设置的比较分析与理论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6)：20－26.

［4］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M］.北京：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1999.

［5］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钟朋荣.集权与分权应看六个因素［EB/OL］./zpr/wz/ArticleShow.asp?ArticleID=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