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式家庭教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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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惩罚式家庭教育引发的舆论混战

所谓“惩罚”，是对违纪者在心理或生理上施以不愉快的刺激，从而减退或遏止不良行为出现的一种强制性的纠正行为。惩罚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某种思想行为给予的否定性评价。［1］惩罚式家庭教育是以家长为施教主体、以子女为教育对象、以家庭为教育场域，以惩罚为主要手段，对子女的行为习惯进行强制纠正与约束，达到施教者(父母)所设定目标的教育行为。作为一种以家长本位主义为特征的强制性教育行为，惩罚式家庭教育对受教者(子女)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情绪衰竭、去人格化、低成就感等方面，是一种非理性的教育行为。最近两年，“虎妈”、“狼爸”、“鹰爸”等爆炸性语词逐渐进入了社会的舆情视野，并将“家庭教育”这一事关千家万户并持久赓续的热点话题一次次点燃并引爆，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三天挨顿打”的“北大三子女”、严冬里“裸奔”的“纽约南京娃”、高烧时的“自动康复疗法”，等等，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的极端家庭教育案例占据了众多大众传媒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并一度成为平面媒体的主流话语，充分激发了中国式家庭教育的成功想象，引发了无数家长、学生、媒体人及有关专家学者等媒体受众的参与热情，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些潮水般的论战中，各方用语尖锐，唇如枪，舌如剑，针锋相对;观点激烈，你一来，我一往，互不相让。其声势之浩大，可谓一哄而上、铺天盖地;其言辞之犀利，近乎声嘶力竭、歇斯底里，极大地满足了广大话题参与者表达个人观点、陈述教育立场、争夺话语霸权、抢占舆论高地的欲望。口诛笔伐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人云亦云者有之，不置可否者有之。一场场媒体混战愈演愈烈，往往一发不可收拾，任凭网络的洪流无限泛滥，可谓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诚然，在这个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与平面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社会的各种信息以几何速度不加梳理、不加整合地迅速传达，广泛传播，由此引发的持久不衰的思想碰撞与思潮激荡往往已非任何话语主体所能掌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乃至争论到最后已经不由自主地远远背离了某个被陈设的话题之本源意义，胜负难分，真假难辨，近乎一场马拉松式“网络群殴”。如何正确判断某个针对孩子，尤其是以低龄子女为教育对象的具体案例的施动方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其行为在动机及其后果两个维度是否基于个人理性，以及每一位中心话题的参与者在面对无数的对立者时发挥自己评价张力和逻辑引力的能力是否具有可控性，而不至于走向狂躁和极端，一如其所评判的内容一样，值得人们深思、反思。也许，这远比争论本身重要。

二、一种极端化的家庭教育模式

针对形形色色的“虎妈”、“狼爸”事件，以及随之而导致的林林总总的媒体观点，笔者向未以完整的语文形态进行过审慎的思考与系统的陈述。一个主要的现实理由是，作为一位人本主义者，笔者本身不是这种极端教育方式的自觉推崇者，因而并不认为针对某种错误行为具有辩论的现实价值。一个偶然的任务型机会，笔者被赋予就此问题进行语篇分析的尝试，从而得以比较系统地将个人的琐碎成见记录下来。在某种意义上，个人深刻地认为，这种被严重异化的家庭教育行为无异于父母施予子女的“教育暴力”、“魔鬼法则”，大而言之，堪称“家庭恐怖主义”，是某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性病理机制跨代际基因移植后在现实场域中的本能发作。对一种不曾得到也注定不会得到群体多数认可的教育模式，无论它的施受双方是家长与子女还是教师与学生，坦率地说，在道德与观念层面，本人是根本反对的。至少这不应被认为是一种值得效仿与宣扬的教育良策。现代遗传学与基因学认为，在代际传承的过程中，孩子与生俱来具有遗传的自然属性(先天性)，潜移默化具有模仿的心理属性(后天性)。可以说，“虎妈”、“狼爸”们在教育观念上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暴力认同与自我中心意识，是传统的“棍棒之下能成才”、“棍棒底下出孝子”等观念在作祟，本质上无异于一种已经成为人类文明档案的社会形态下父权主义的当代变体。如果这种观念在实际的教育行为中得不到自我认知、自我抑制、自我矫正，其对孩子成长的负效应将是深刻而深远的。一方面，这种棍棒式教育以对孩子进行身心强制为直接指向，是一种有悖家庭教育学的“衍生暴力附加”，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孩子的规律性成长，剥蚀孩子的常态需求，使其自然属性异化，从而导致孩子思想逆反，行为逆常，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这种暴力环境势必产生“后天遗传效应”，破坏家庭生态系统的良性建构，影响孩子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使其社会属性偏化。

一如一株为接受观赏而生存的盆景，即便称得上秀丽端雅，终归是千刀万剐的结果，可谓遍体鳞伤。无论如何，这种所谓的美都是病态的、残缺的，也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此类问题行为得以曝光，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与公共领域之后，非但没有得到及时遏止，其施动方(家长)反而成为众多媒体争相追逐、竞相追捧的“新闻素材”而大行其道，甚至在媒体镜头的折射下会被塑造成新时代的“教育名人”。“狼爸”萧某即是一例。身为家长，为人父母，无论他们怎样沾沾自喜、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所谓“育才真经”、“教子良方”，怎样为自己张贴上冠冕堂皇的价值与道德标签，其观念异化的本质鲜明可鉴。在一个信息数字化、思想多元化、社会功利化的时代，如果听任惩罚教育这一广受诟病的育人行为以集体狂欢的方式加入到“社会选秀”的阵营之中，这与其说是媒体的悲哀，毋宁说是社会的不幸。中国有句古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原初意蕴可谓尽人皆知，因为父母既是孩子生命的制造者，又是他们灵魂的塑造者。孩子的未来与父母的思想传达、行为施予息息相关，他们不是任人摆布的器具、物件，可以随意占有、使用和支配;他们不是供人使役的牛马，主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旨意任意驯服、驾驭。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需要不断精雕细琢，悉心打磨，日后方能树大志、立大业、成大器。而这需要家长们多学点符合教育规律的科学方法论，即便只是最朴素的，也可以纳入科学行为主义范畴。仅就其观念形态而言，也是值得尊敬和尊重的。我们无以否认，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位家长本能的良好愿望，用心良苦，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将孩子的行为习惯与成长路径建立在鞭笞、训斥、压制与惩戒等外引性强制行为基础之上，他们还有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童年，从而得以“成龙”、“成凤”?他们还能不能建立起成长历程中的快乐记忆?他们又何以能够建立起对亲情的珍视、对生活的乐观，以及对社会与人际的亲善?考察众多青少年犯罪案例表明，往往是充斥着暴力与压制的不幸童年、暴戾横行的家庭关系导致他们人格扭曲与行为变异，最终走上了反社会的不归之路。在众多现实个案面前，这不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更不是危言耸听、骇人听闻。敬畏不等于敬重，威严不等于威望，希望家长们从善如流，“择其善者而从之”，多发挥一些正能量，多施与一点正定力，让子女敬而不畏，使自己威而有望，这才是为人父母的至高境界。惩罚教育是灌输给孩子的一剂毒药，既伤身又伤心，为人父母者，当戒!

三、惩罚式家庭教育归因

(一)社会机制缺失

可以在社会机制维度将家庭与学校的惩罚教育做一简单而直观的比对，从而更加完整地呈现教育作为一项培养人、塑造人的社会活动所具有的体系属性。长期以来，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有序推行并不断深化，时至今日，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施教行为逐渐被纳入理性化、规范化、制度化运行轨道，具有学校、家长和社会等群体界面的多维监督机制，从而得以构建起一种具有自我审查功能的良性生态。“体罚”、“变相体罚”、“软惩罚”等有悖教育规律的现象，作为统治课堂教学活动的去人格化教学行为基本上从校园的土壤里被铲除。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现实场域中，教师各种施教活动的开展已经回归教育理性。“以学生为本”、“和谐课堂”、“爱的教育”等已经成为得到教师、学生、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普遍认同的规范性教育理念，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是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社会成熟的必然要求，令人欣慰。相比之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众多“虎妈”、“狼爸”们却逆势而为，反道而行，不自觉地扮演着一位自相矛盾的施教主体，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应该具有有实质内涵的、对等的约束机制，例如颁布与《义务教育法》相对应的《家庭教育法》，以及与《教师法》相对应的《家长法》，从而使得孩子的教育环境具有对应性参照?难道我们真的对此束手无策，只能成为各种问题行为的旁观者?令人遗憾的现实是，每当谈及学校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写满师德规范的法律条文，而对于家庭教育的极端案例，我们所见的，至多是“群起而攻之”式的舆论审问与道德审判。至于涉事家长本人，面对各种指责与质疑，则往往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他的“家事”、他的“权力”，将沦为历史尘埃的“家长制”奉为家庭教育的圭臬，怎么着也用不着其它人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更遑论孩子的所谓“权益保护”了。解铃还须系铃人，面对这种自我设计的“挡箭牌”与“护身符”，舆论的力量再强大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是何等的讽喻!我们常说“树立法律意识”、“加强法制建设”之类的官话，其实，我们并不缺少法律，我们缺少的是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的社会意识。上述问题是有法可依的，只不过没有得到实质意义上的执行罢了。2006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应该)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父母或者其它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面对这些庄严而神圣的公共文本规范，不知信奉惩罚式教育理念的“虎妈”、“狼爸”们有何触动，做何感想?

(二)传统家庭负文化

常言道，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罗素说过:“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拥有幸福的人生。”就孩子的成长而言，如何在温暖的亲情牵引下迈开人生的第一步，父母既责无旁贷，又至关重要。孩子的身体与心灵都是稚嫩的，面对被施加的各种形态的惩罚，他们往往缺乏判别是非的能力，并同时缺少反抗与抵制的意识。因而，从个性与行为塑造的角度出发，他们需要的是更真切的关爱和更细柔的呵护，从而培育起他们无论作为自然人还是作为社会人所应享有的基本尊严与独立人格，而不是以仅仅停留在口头和形式上的爱之名义施予的超负荷承载，这于其成长、于其健康并无一利可言。所谓“都是为了孩子的好”只不过是一句苍白无力的托词而已，是施动者掩耳盗铃式的自我遮盖。还有什么比多一点关爱对孩子的成长更有益、更宝贵，从而更值得我们推崇?有必要补充指出，在我们的社会记忆中，作为一个农业形态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农耕型、内向型国家，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土地中心意识深刻地影响着千百年来的社会生存机制，从而成为现代公民意识的母体基因。金榜题名日，荣华富贵时。时至今日，子女考上大学，尤其是考上名牌大学，或按照父母设计的“图纸”完成自己的人生建构，由此踏上人生历程的“星光大道”，似乎成了为人父母者完成家教考卷的“收官之笔”、“得意之作”，成为他们判断家庭教育成与败、好与坏的唯一标尺。他们从而当然地认为，子女因此高人一等，得以脱颖而出、出人头地;自己因此有头有脸，得以木秀于林、笑傲群芳。这种功利导向型教育理念与升学导向型教育行为不难从对我们社会历史形态的考察中得出直接的结论，在此意义上，惩罚式家庭教育只不过是社会集体意识下身份个案的病号式反应而已。

(三)媒体社会责任异化

考察当今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反常态行为，不难发现，很多时候是媒体的无节制报导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纵然惩罚教育如洪水猛兽，但洪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推波助澜者;猛兽并不可恶，可恶的是为虎作伥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市场，为了一己之利，吸引观众与网民的“眼球”，提高所谓的“点击率”与“发行量”，许多媒体尤其是众多非主流媒体不惜以牺牲自身定位及媒体人职业准则为代价，奉行“花边”路线，以“俗”取胜;推行曲线战略，标新立异，肆意背离普世伦理标准，刻意歪曲公共价值观，反其道而行之。或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或添油加醋，观点传达断章取义;或混淆视听，负面事件正面报导，扮演着误导观众、误导舆论的不光彩社会角色。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受功利主义的驱使和诱惑，很多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日益缺失乃至已完全丧失，其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功能已经弱化甚至完全异化，实在是一种与其所报导的反社会行为一样可悲的现象。媒体是社会的良心，担负着去恶扬善、维护正义的崇高社会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部分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沦丧、部分媒体的社会责任异化是对良知的失贞、对道德的失守、对社会的失约!那些以博取关注噱头、获取新闻资源、捞取一己之利为价值取向的媒体，是否该扪心自问，三省其身?

四、走出惩罚式家庭教育的观念误区

遵循孩子的身心成长规律，尊重其个性自由发展，是最普通不过的“教育原理”，本应得到家长们的自觉认同。然而，受传统家庭观、教育观、成才观、价值观的影响，许多家长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拾起体罚或变相体罚的“凶器”，将错误的教育观念转化为粗暴的教育行为，扼杀孩子的天性，剥夺孩子的权利。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既违背了孩子成长的自然规律，又背离了家长的理想预设，可谓费力不讨好，“好心”办成了坏事。此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即便有个别所谓“成功”的案例，至多也只能认定是分数与升学导向背景下的阶段性、片面化“数据成功”———一场数字游戏的获胜者而已。在社会评价机制还不够健全，甚至在很多领域、很多场合有失偏颇的情况下，这种唯分数论的机械化数据与指针导向正日益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许许多多的质疑与不满。这应该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不争的事实。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的天然需要理应得到满足，他的自然个性理应得以彰显，从而更需要家长们在乱象丛生的社会流变面前，明辨是非，选好边，站好队，不断增强自身抵御错误思潮、观念的免疫力，增强其思想的净化和“排毒”功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构建起第一道“防火墙”。任何扼杀孩子个性的教育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对此，我们面对的活生生、血淋淋的实例还不够多、危害还不够大吗?2010年元旦，一位名牌大学的浙江籍毕业生，因责备望子成龙的母亲横加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最终挥刀捅死母亲。在他眼中，母亲“关心我，但关心过度”。就在案发前半个月，2009年12月13日，一名陕西镇安县初二学生谋杀母亲。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妈妈，请您尊重我的意见，还我一片蓝天吧。”［2］……这些沉甸甸、甚至堪称血淋淋的家庭教育犯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可谓不胜枚举。其警示意义何等深刻!为人父母，责任重于泰山。如果我们都将自己的子女成才观建立在粗暴的教育模式与异化的教育范式上，我们的社会离原始回归与原点回溯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以“虎妈”蔡美儿为例，她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极端精致的能获得全部利益而没有其他人可以争夺的、享有物质富裕以及一切特权而且很安全的个人主义者。”客观地评价，一个并不具备现代文明素养的华裔教授，以她的自以为是又一次地贬低了中国教育。［3］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古今中外，杜威、陶行知、蔡元培……有哪一位教育理论家建构过“虎妈”、“狼爸”式教育理论，从而成为一种普适性教育范式?欧美、日本、香港……有哪一个教育发达国家(地区)，其教育与社会的发展不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之上?须知，作为一个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正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泱泱大国，我们的大学竞争力与国民素质排名，一如我们的发展指数一样———请允许笔者负责任地说，如果不至于被认为是自我践踏的话———还处在正儿八经的“第三世界阵营”，甚至有些指标还处于“垫底”的位置。看看咱们无论家长还是学生都趋之若鹜的清华、北大这些大腕高校，它们的世界排名在什么位置，从而令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后裔百般无奈、无比汗颜?笔者意在申明，在这个纸笔测试依旧盛行、分数取向依然受宠的时代，即便你的子女上了清华、进了北大，那又能说明什么?这笔“功劳”到底该记在谁的头上?如何合理分配孩子成才的教育红利?“虎妈”、“狼爸”们，你们是懂的。当然，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不等于无限纵容，更不等于放任自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来都是人们最容易犯的惯性错误，贻害无穷。身为家长，我们所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是成为引导他们在正确轨道上勇往直前的“推手”，是及时给予他们成长历程中所需的“营养快线”，是在干旱的沙漠里开掘出一条引导甘泉通向生命绿洲的引渠来。是否可以认为，你的孩子也许考不上名牌大学，也许他今后成不了CEO啥的，但是，如果他长大后懂得感恩、懂得回报，会做人、能做事，有学识、有本领;他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所从事的职业领域干出一番事业、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来，我们不能不说，他成功了。我们也可以无怨无悔地说，我们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子女如此，夫复何求!教育是爱的学问、爱的艺术，以爱育爱是教育的永恒要义。奉劝天底下的“虎妈”、“狼爸”们:当家长，不可有家长制作风;做父亲，不可有父权制思想。如果听任非常规、反常态的惩罚式教育大张旗鼓，大行其道，中国家庭教育的理性范式到底在哪里?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希望我们的有些父母不再自扮“可怜”。因为我们培养的，不仅仅是家庭的继承人，更是一个民族的接力者。诚如郅庭瑾教授所言:“任何教育唯有指向对方的思想，并真正走进他(她)的心灵，触碰其灵魂，才是真正的教育。而有了这样的目标和定位，教育便回到了它最为古老、也最为朴素的本质，那就是，教育基于内心的爱，基于真实的理解和尊重”。［4］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道德防线，拒惩罚式家庭教育于千里之外，还孩子一片充满“理解和尊重”的成长空间。

作者：汪长明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