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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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现状及问题

(一)物质基础薄弱，家庭教育投入有限

本次调查中，78.5%的农民工集中在30～4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既要赡养老人又要抚养子女，经济压力比较大。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看，农民工在城市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他们是缺乏可靠的社会资源扎根城市的，因此他们在城市生计压力比较突出。在对农民工子女所拥有的学习工具的调查中，字典所占的比例最大(66.4%)，其次是课外书，占了62.2%。甚至很多农民工表示一般都是子女提出要求，他们只管给钱让子女自己去买，而买什么样的书，利用程度有多大，他们从来都没有了解过。很多农民工子女的书桌通常是家中的餐桌。一些家长每个学期用在子女教育的费用不到200元(厦门已经免除学杂费)。另外农民工由于住在城乡结合部地带，或者近郊工棚、集体房或租赁房，几乎不能为其子女提供必要的学习场所。

(二)家长精力有限，子女教育辅导能力一般

从在厦农民工的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劳动强度总体偏大，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感觉累，没有精力顾及孩子的学习。调查显示，38%的表示没有时间为子女辅导功课。在“有时间”的农民工中，受制于其教育背景，也使得他们在教育时显得力不从心。超过半数的农民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15.3%的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只有5.3%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工每天劳动时间会超过8个小时，即8～10小时的123人，占36.3%，10～12小时的有100人，占29.5%，12小时以上43人，占12.7%。况且，农民工在周末和节假日还会遇到加班的情况，经常加班的占29.8%，偶尔加班的38.1%，从不加班的只有13.0%。针对家长是否具备辅导孩子学习的基本知识而言，资料揭示，43.7%的家长表示他们“有一些但很缺乏”，47.8%的家长表示具备辅导孩子学习的知识，8.5的家长表示“没有”。随着子女读书年级的上升，往往农民工不具备辅导知识。

(三)家庭教育内容不全面，面临困难多而大

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更多地关注子女良好习惯和性格的培养、思想道德教育。针对“教育内容”(限选三项)问题，被访者的回答主要集中在习惯的养成和性格的培养(占81.7%)、思想道德教育(占84.8%)、生活自理能力(占66.6%)这三大方面。其他依次为文化课学习(占53.4%)，课外技能(计算机、音乐、艺术等方面)仅占13.1%，其他教育(智力开发、体育教育等)仅占1.0%。可见，农民工最关心的是子女的人品，重视子女习惯的养成和性格的培养、生活自理能力。这是农村的传统教育观念在城市社会的复制。中国农民期望他们的子女举止得体并且有孝心，能遵循祖辈们传递下来的传统惯例和习俗［5］。但是，农民工缺乏对子女关于计算机等课外技能的培养，不够重视子女的体育锻炼和智力开发。这是由于传统教育观念导致了农民工在意识层面上忽视了对子女的体育锻炼和智力开发。子女进入城市读书，必然给打工的父母带来家庭教育的困扰。从调查资料看，农民工遇到的主要困难在于孩子不听话、自身文化水平低、时间与精力不足。40.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文化”，36.2%的认为困难之处在于“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子女沟通”，认为子女“不听话”的占54.4%，“家里老人太溺爱子女”以及“夫妻之间意见不合”的比重分别在8.5%、9.7%。这表明，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在于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和时间精力问题。其一，文化程度低导致农民工不知道如何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会影响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其二，没有时间和精力直接导致了家庭教育的缺失。

(四)亲子关系互动较少，家－校合作不够密切

从调查情况看，农民工每周与子女的沟通时间较少。在“您每周与子女的沟通交流时间”选项中，选择“4小时及以下”的占68.6%，而4到8小时的占17.2%，8小时以上的更是只占10.8%。在交流时间少的原因调查中，“没有时间”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与子女交流”和“子女不愿意与自己交流”也不少，共占32.4%。有46.3%的家长认为当孩子与家长一起参加的亲子活动时“会想尽办法参加”，36.3%的家长表示“有时间就参加”，“只有学校老师要求时才去参加”的比例为11.2%，还有3.8%的家长“觉得是浪费时间，不去参加”，1.5%的家长持“无所谓”态度。在家长了解子女当前状况的途径调查中，50.4%的家长表明会“直接与子女沟通”，22.4%的家长选择“自己观察”，仅有14.5%的家长会“询问老师”，还有10.9%的比例去询问与孩子较为亲密的伙伴。农民工对子女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与子女的沟通，但是农民工与子女的沟通又是比较少的，可见农民工与其随迁子女的互动不充分，亲子关系一般。另外家庭教育方式存在部分的失当，家长的榜样作用不能很好地示范。仍然有部分家长在孩子成绩下降、做错事等行为时会给孩子一些惩罚和打骂。调查资料揭示，对“如果子女学习退步了，您会如何做(最多可选两项)”的调查中，“选择和子女一起分析原因并进行鼓励”的比例高达68.0%，“会限制孩子活动”的比例为30.9%，仍有19.0%的人会“会批评挖苦孩子”的占10%，还有6.6%的被调查者表示会“打骂孩子”。同样在孩子做错事方面，“会批评挖苦孩子”的占22.6%，还有20.2%的被调查者表示会“打骂孩子”。一些农民工根本不重视在子女前面的言行举止，他们行动鲁莽、语言粗俗，在孩子面前缺乏家长的风范。“我们是农村出来的，也没太多的经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是急性子，经常打骂孩子，很少给他讲道理，缺乏耐心。给他举例子，说邻居孩子乖，他就反驳说，‘你就知道人家孩子乖，我就不乖。’孩子他爸是建筑工人，根本没时间过问孩子的学习，都是我在问。好好给他说，他不当回事。平时只有对孩子凶起来，他才会听我的。平时我也没有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说过一些脏话。每天回来和孩子一起看电视，经常和孩子争遥控器。”(HJF家长，女，家庭主妇，35岁)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现状主要体现在物质基础薄弱，投入较少;家长辅导能力与精力有限;家庭教育内容不全面;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家－校合作有待深化，责罚与打骂方式并存等，也就是说厦门市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更多地处于缺失状态，这与农民工本身的弱势地位有关。这种弱势地位是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面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约束，由于自身劳动技能不高、社会资源缺乏、经济基础薄弱等因素所使然，加之农民工的家庭教育观念、教育认知、乡土习性与城市社会不能顺利对接，这种社会结构制约与农民工的能动力量建构相互融合于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之中，呈现一种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对此问题，本文从结构－能动视角进行阐释和分析。

二、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缺失的结构

结构—能动分析是安东尼•吉登斯倡导的一种社会研究模式，旨在从社会结构与行动者的能动性来阐释社会现象。吉登斯把结构视为规则和资源的统一［6］69;能动涉及到行动者的一种转换能力，即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所具有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6］80。换言之个体有能力“改变”既定事态或事件进程，这种能力正是行动的基础，但个体行动者的“改变”能力是受到一系列具体境况的限制。从结构－能动视角来看，行动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具有社会结构的属性，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被结构化的;同时，作为资源和规则集合体的结构，通过行动者的记忆痕迹体现出来，对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和促成人们行动的二重效果。从结构－能动视角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既有当前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客观限制，也与农民工记忆痕迹建构的偏差有关。

(一)从社会结构视角看

从社会结构角度考察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所反映的是中国城乡二元分治下社会结构与个体农民工的关系。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工的现实农民身份决定了其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居住、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权益和权利。在农民工受到的这些不平等待遇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8］。具体而言，农民工在就业选择与劳动保护受到限制，居住条件差、安全隐患多，社会保障权利缺位、子女教育权益被忽视。这种现状不利于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因为“农民工”身份，导致就业质量不高，农民工经济收入有限，还要为住房、生活开销、子女教育等方面维持必须的开支。农民工进入城市因为生计问题不得不靠加班加点来挣钱，这又使得他们没有精力投入在子女家庭教育方面。

1.工作稳定性差。在当今城乡二元结构的就业制度下，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城市良好的福利待遇、工资收入缺乏基本的保障，以至于他们会频繁地换工作。农民工在城市更换工作频繁，往往也要经常变换住所，这会导致他们首先关注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子女家庭教育。从在厦农民工调查情况来看，三年内农民工换过4次及以上的工作占15.3%，换过三次工作的占17.1%，两者相加为32.4%;换过两次工作占20.9%。对于农民工来说，经常换工作势必占用一定的劳动时间、休闲时间，甚至牺牲教育和辅导子女的时间，还会影响农民工经验的积累进而影响到其工资水平，诸多弊端结合起来就势必导致其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也是容易造成农民工没有精力关注子女家庭的重要因素。他们很少去和子女沟通，更不用说每天检查子女的作业和辅导子女功课。厦门农民工集中在商业、餐饮服务业、制造业及建筑业领域从业，就业于又苦又累的行业和去技术化的职业之中。

2.收入低开销大。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开销很大，但是家庭收入是有限的，这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父母对子女家庭教育的投入。本次调查中，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500元左右。其中，月收入在1501～2000元、2001～2500元以及2501～3000元之间的农民工数量相差较小，数量分别为62人、79人及72人，比例分别为18.3%、23.3%和21.2%。同时农民工在城市日常开支也是比较多的。根据统计资料，农民工在厦门的支出主要用于饮食、租房、孩子读书、通讯费、人情交往等，家庭月支出水平2000元以上者，152人，占44.8%，1601～2000元者62人，占18.3%，1201～1600元者55人，占16.2%，1200元及以下者有70人，占20.6%。这样农民工在城市所剩无几，要想在城市能够多挣钱，就得依靠加班赚取加班费实现。这是农民工以额外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所得的。因而，这必然导致农民工对子女的家庭教育缺乏时间的保证。但是如果不去加班，会导致农民工的收入降低很多，又影响了其家庭教育的物质基础。农民工在经济承受能力上的劣势，使得农民工对子女家庭教育的物质投入和金钱投入相当有限，容易使其产生对家庭教育的无力感，最终在对家庭教育的资源获取中处于下风，并影响其对家庭教育的有效性。

3.受教育程度低。处于底层社会，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缺少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一方面，家长受教育程度影响了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内容。由前文可知，家庭教育内容主要集中在习惯的养成和性格的培养、思想道德教育、生活自理能力等三大方面。另一方面，家长受教育程度低是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最大障碍。前文的现状分析到，农民工在家庭教育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在于“孩子不听话”(54.4%)，这导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教育孩子，影响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同时，比较多的(40.9%)农民工认为在家庭教育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自己没有什么文化”。这表现出农民工在文化方面的自卑感以及对文化的崇拜。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就不能够扮演好主导家庭教育的角色。农民工认为自己低学历，工作不好，在子女面前抬不起头，很少以自己为典范来教育子女。在子女看来，父辈们在城市处于边缘阶层，做着苦、累、脏、差的工作，居无定所、毫无保障的生活状态，是不成功的体现，这样农民工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往往难以有效，使得他们很少与子女有深刻的沟通与交流。

(二)从能动视角看

从能动视角看，既定社会结构下，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是如何被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资源所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的。因为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是现时各种规则与资源以及社会关系结构复杂作用的结果。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入城市，本可以对子女的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更好的监护，但是他们促进子女学习的意愿与其自身的家庭教育能力存在一定张力，即农民工在教育观念、教育认知及其生活习性与城市社会结构存在偏差。具体表现为:

1.教育观念与城市的脱离。农民工沿袭了原先在乡土社会沉淀的教育观念，用传统的教育方式对待其随迁子女。“多数流动家庭中的教养行为还是以家长式的权威和命令主义为主，以家长为中心，过分强调其子女的服从，子女的个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子女的创造力受到极大挫伤，甚至形成了孤僻和冷漠的性格。”［9］一些农民工对随迁子女身心特点的不正确认识，再加上传统的“棍棒教育”等不科学教育观念的影响导致他们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方式有失理性和科学。强调棍棒下出孝子，采用责罚式教育方式，在农民工的心目中，“乖巧听话”才算得上好孩子的标准，对于孩子的智力开发，兴趣培养，他们较少考虑。他们认为子女就是要管教要责骂，认为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只有管教和打骂才会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是一种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的教育观念，不利于随迁子女的成长。

2.教育认知的偏差。大多数农民工家长认为把子女送进了学校就等于送进了“保险箱”，培养和教育孩子属于学校的应尽之责。农民工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家长不主动与学校沟通，将孩子交到学校之后不闻不问，一年半载，家长不到校过问子女的成绩和表现，更谈不上为了子女的教育主动找学校和老师交流意见。在对农民工通过谁了解子女的当前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民工(占44.6%)会直接与子女沟通，仅有17.5%的家长会询问老师。在对YZ学校老师的访谈中，当提到农民工家长与学校的联系时，K老师讲到:“少数家长会主动联系老师，了解孩子情况。但是大部分家长基本上都不跟我们联系的，对学生的情况是不闻不问的。有一次，一位家长因为学生不见了很久，才打电话过来问我小孩子怎么没有回家。放假前我们发通知单给家长，让家长签字然后收回执单的，以让学生能够在家长的督促下准时返校。但放假后有些学生却没有回校，我们打电话过去问，家长才知道小孩该上学了。”(KYR，女，27岁，老师)

3.不良习性的示范。言传身教是家庭教育的关键因素。但是一些农民工有不良的生活习惯，而且有时候个性冲动，出口成“脏”，给子女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容易令子女滋长了一些不良的想法并体现于言行举止上和日常生活中。在家庭中，家长没有起到榜样作用，没有在子女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这对长期生活在他们身边的子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爸爸很少在家，有空就出去打麻将，我很少看到他会笑，除了打麻将还有跟别人开玩笑的时候才会看见他笑。……爸爸很少管我，他觉得我没出息，不会读书，每次发成绩单的时候就打我一顿……他们抽烟喝酒打麻将的时候就会说很多粗话，我的很多粗话都是在爸爸跟他朋友们那里学来的。……”(XF，15岁，初二未读完已辍学)在成长过程中，农民工子女往往会从身边的重要他人习得经验，并逐渐构建人格、情感和价值观。而家长是与之较常接触的重要他人，家中的这些不良习惯将严重阻碍子女正确生活态度和个人价值观的建立。总之，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当前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下各种规则与资源以及社会关系结构复杂作用的结果。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经济欠发达，使得一些农村人口无法接受更深一步的教育，只能过早结束受教育机会，进入城市务工经商，成为农民工。成家以后，由于早年的农村生活经历、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匮乏的文化资本以及有限的社会资源，在城市他们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下使得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阶层，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收入少、劳动强度大且要经常加班加点，居住在城乡结合地带，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子女教育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种边缘地位对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带来诸多限制，而且农民工的家庭教育观念、教育认知以及乡土习性与城市社会的教育现实存在一些张力，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

三、改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启示

基于以上对厦门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缺失问题的分析，要有效解决该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城市的生存状态，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入手;加强农民工的家庭教育和管理能力、提升家庭教育认知水平;逐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促进其城市就业能力的提升;农民工借助社会工作的介入，通过家庭教育的实践来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状况。具体而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根本上改善农民工城市的生存状态，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政府督促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劳动合同制度，合理调整农民工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定期调整机制，对最低工资标准定时调整，逐步提高工资标准。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稳定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增长相适应。这对于创造良好条件让农民工能够享受法定休息时间和合理的劳动报酬，能够更多地参与居住地的各类社会生活，尤其是能够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条件。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条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是不完整的，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家庭教育必须引起重视［9］。只有彻底改善农民工，尤其是普通外来民工的生存环境，提高农民工的生存质量，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农民工子女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才能获得强健的身体和健康心智的全面发展，真正成才。

(二)逐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促进其城市就业能力的提升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已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文化生活的贫乏与发展繁荣城市文化、创建文明城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都是不相符的［11］。在城市文化建设进程中，如何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尊重和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创新城市社会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城市建设中，要加强引导和教育，帮助农民工提高文化水平，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政府部门应以财政投入为主导，开展适合当前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的成人教育，不断提升其体制化的文化资本，以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成人教育要把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素养作为重点。成人教育的形式主要有函授教育、夜大、自学考试、现代远程教育等，他们是保障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方式。同时要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和文化培训班，使农民工在参加完成职业技能课程的学习和培训后，就能获得相关的就业资格证书，直接进入就业岗位。通过培训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增强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这对于农民工改善城市生存状态，提升家庭教育认知水平，增强家庭教育和家庭管理能力有着实际需要。

(三)加强家庭教育和管理能力，提升农民工对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认知水平首先，加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和管理能力。众所周知，很多农民工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教育、关心子女成长。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社区或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家长教育活动，如开办家长沙龙，利用专家讲座、集体讨论、案例分析的形式指导家长，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使他们配合学校解决好子女教育问题［11］。地方政府应当依据本地实情，组织各方面力量开办多类型的针对农民工的家长学校，组织家庭教育方面的专家以及志愿者构成家庭教育讲师团，定期开展讲座，向家长宣传国家教育方针及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有关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政策、法规、条例、文件［12］。建立家校合作系统，促进家长与教师的交流与沟通。学校要建立健全家校合作制，定期向家长通报学校和子女情况，家长要主动配合、主动了解，保证家长与学校及时交流。其次，提升农民工的家庭教育认知能力。学校和社区要积极举办专业水平较高但又通俗易懂的改善亲子关系的相关讲座，普及改善亲子关系的相关知识。通过家访、印发告家长书等形式，介绍、推广成功的家庭教育经验，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教育子女的能力。引导农民工积极学习，不断进步，引导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有益培训和分析家庭教育的成功案例以提升自身素质，改变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改善自己的教育方式，真正做到教育的民主性;引导农民工家长注意自己在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以促使子女养成良好习惯、学习和生活态度。培养农民工主动与学校老师联系的意识，及时了解和反馈子女的状况。

(四)借助对家庭教育的社会工作干预，培养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强品格由于农民工群体内部互动频率高，相互支持的机会多。在社工的指导协助下，可以发展家庭教育互助小组、亲子关系改善小组或学习小组等等。在其中学习家庭教育的技能、正确树立家庭教育的观念、分享家庭教育的经验，更好懂得互相理解与关爱。以城市社区为单位举办农民工家长学校活动，传授一些家庭教育方法。利用社会行政方法为农民工家庭争取更多资源。运用社会工作行政的方法，呼吁政府适时建立超越户籍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出台涉及农民工及其子女相应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的合法权益，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与社会环境。要引导社会力量加强对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模式的研究和探索，要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建立服务于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机构和团体。提倡心理认知干预，纠正农民工的不合理教育观念。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唤醒、激励和鼓舞。农民工往往没有意识到对随迁子女个人特质的培养，没有根据子女的个人特征进行不同的教育，更没有激发子女的创造性、重视挖掘孩子的闪光点，建立自信心等方面的观念。因此，应该通过社会工作对家庭教育的介入，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必要的帮助，启发他们的心智，启发他们的创造性和自信心，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立自强的品格。

作者：孙文中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