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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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将发现，他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坚守并实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的典型代表，而他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政治建树又是以他在“修身、齐家”方面的努力为基础的。可以说，曾国藩早期所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及传统家训的影响直接地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内在的基础。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曾国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是对“三大显学”钻研极深。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入世精神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道家的全身保生，避让退守之道；墨家的勤劳节约之学，都深深地濡染并引导着曾国藩的人生，并进而成为曾国藩家训思想的重要精神养料，影响着他对家人的训教，“儒墨道”之思想在其家训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如他既要子弟立志清远、自强不息、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忧国忧民之心，又虑及儒家的入世精神，既有进取方向、建功立业、利于民生的方面，也有追名逐利的成分，后者往往使人因紧张而压抑、使人际关系竞争而紧张，特别是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封建官场更有可能招致祸咎。故他又以道家的避让退守之道警戒子弟：“吾人在自修处求强人可，在胜人处求强人则不可”，要“从风平浪静处入手，勿从掀天揭地处存想”，这样才能刚柔并济，进退两宜。又如“日课”四条中的“慎独”、“主敬”、“求仁”是曾国藩以孔孟荀程朱陆王之义理教育子弟不断进德修身，完善人格；“习劳”一条则是以墨家之理教育子弟热爱劳动，养成勤劳的品德。曾国藩把这些深刻的哲理运用于家训教化，说理详尽，分析透彻，为其家训思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二）中国传统家训的海纳

中国传统的家训，始于先秦之时，定型于两汉之际，成熟于晋唐之间，繁荣于宋元之期，由盛转衰于明清时期。传统家训在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动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方面；在维系家庭与家族的团结与稳定方面；在将儒家伦理贯彻到一般家庭、改善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方面；在培养一批忠君爱国、清正廉洁的治国人才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自五帝以来的中国家训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家训思想中某些带有全民性的内容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由于人类家庭生活的共同性，家训思想中带有全民性的内容历久而弥新。这些传统家训的精华引起了曾国藩的高度重视，他把前人家训中的“孝亲敬长”、“睦亲齐家”、“励志勉学”等内容，“严慈相济”、“爱教结合”等方法，“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等原则继承下来，并保留和光大了传统家训在功能和作用上的积极方面，使其家训伦理思想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

中国的传统家训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系的，其主要内容带有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强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进而强调敬老爱幼、敬上爱下等观念，将家庭伦理放大，体现了家庭关系的社会化。作为晚清一代通儒的曾国藩，他自然懂得家训的社会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受传统家训的影响。他曾写信给弟弟中提到：“张文瑞公家训一本，寄交纪渠侄省览……将来后辈人人，每人给一本，又给沅弟所刊《家训格言》一本……教之。”他认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和张文瑞的《聪训斋语》都是“教家者极精”的教材，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道：“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因而，传统家训也成为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渊源之一。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

一个人生存和生活的人文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命运曲折的历史人物时，深深感到他的显赫事功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与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相关。因此研究湖湘文化，对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和把握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大有裨益。

（一）湖湘文化性格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历史，就能不无惊异地发现，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受民族性格和地域影响颇大。张朋园先生在研究区域性民族性格时，发现“湖南人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格，且由来已久。”对于地域性颇为鲜明的湖湘性格，史书上有过不少记载，如《史记》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称其“劲悍决烈”。而在湖南地方志中，湖湘性格多被描述为“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悍直”“、民好斗讼”、“率多劲悍”、“其俗剽悍”、“其民尤尚气力”、“其俗好勇”、“好武尚文”、“好勇尚俭”等等。近人对湖湘性格也有不少评说。19世纪60年代布政使李榕说湘人“气太强”；19世纪90年代巡抚陈宝箴说湘人“好胜尚气”；“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曾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兵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民国22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访湘后提出的报告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强……然同时亦气量褊狭……吵嘴打架，贻属常事，民风剽悍贻即如此。”

张朋园先生把湖南人的性格概括为：“综合言之，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在中华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区性的性格。此种性格，由来已久，稳定而少变化。”细观近代湖湘风云人物辈出，而敏锐、倔强、劲悍、俭朴则是他们共同的鲜明的性格特征。纵观曾国藩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确是一个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股蛮劲，争强好胜的儒将，充分体现了湖南文化性格。

（二）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

湖湘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形成了理学与经世相结合的传统。湖湘学人往往是既推崇理学，长于研讨义理和修身养性；同时又重视经世，热衷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

湖湘理学传统源于两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形成。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均是理学造诣极深的学者，同时又倡导经世致用，表现出理学经世派的文化特征。如胡宏深入探讨“性与天道”的理学主题，被清代学者全祖望评价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王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张栻是胡宏的弟子，他在理学研究方面比老师更有造诣，他构建了一个以太极、性、理和心为基本范畴的本体论逻辑结构，提出了“心理合一”的认识论思想体系，突出研究人性二重说，先察识后涵养的道德修养论等伦理思想，并将湖湘学派发展到最盛。因此后人将他和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

湖湘学派在宋学学派中，表现出重视经世致用的特色。胡安国毕生研制《春秋》，他认为：“《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胡宏主张为学应该“有体有用”，所谓“用”即是经世之用。张及其弟子们更重视经世致用，正如《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所谓“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故而成就一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作为的经世之才。

元明时期，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已被确立，并通过湖南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书院延续办学而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至明清之际，王夫之深受湖湘传统影响，继承发扬了宋代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在人性论、知行观及治经学、论史学以及经世致用等方面更直接弘扬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先于曾国藩出生的魏源、欧阳厚均等虽各有特色，但治学上都倡导“有体有用之学”。魏源等人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就成为当时流行的经世巨著。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上，曾国藩很自然地受到了湖湘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具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尽管曾国藩的性格具有复杂性、多元性和多变性，但湖湘文化性格这一基本特质是一以贯之的。同时他也接受了湖湘文化经世传统的熏陶，并且在自己的家庭教育思想中对其弘扬和发展。

三、良好家风的继承

一个人生活生长的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曾家良好的家风是曾国藩思想品德的渊源。曾国藩在继承了曾家重视耕读家风的基础上并发扬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耕读家庭的规范崇尚

清末，曾家家风无论在以封建儒学为中心的书香门第中，还是以勤俭为根本的耕读家庭中，都是堪称楷模的。曾国藩的高祖应贞（字元吉）终生以勤劳致富，常常告诫子孙：“勤俭立身”，“耕读保家”。其曾祖父竞希一生克勤克俭。祖父玉屏（字星冈）“少耽游惰”但却能“立起身责”，“幡然悔悟”，“自是终身未明而起”，“讲求农事”。由于他本人“早年失学，壮而引为深耻”决心让其子孙读书，猎取功名，因而对子弟督责甚严。曾玉屏治家极严，他创立了一些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例“男子耕读，女必纺织”。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和做客赖着不走的。他还经常教训自己的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可以说曾玉屏的为人，治家都给青年时期的曾国藩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曾国藩对其祖父非常崇拜。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困苦于学，转而发愤教督诸子，把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

出生于耕读世家的曾国藩，良好的家风不仅成为他发愤读书，追求名利的动力，而且成为他思想品德的渊源。可以说少时的家风造就了他一生的品行秉性。他也继承和发扬了家庭传统。他把家训归结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早扫，就是早起和扫除；考就是祭祀，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意；宝就是睦邻，要做到邻里之间“患难相顾”；书，指读书明理；蔬、鱼、猪也就是种菜、养鱼、养猪。他把此作为家训的内容之一，教育诸弟子侄，并希望世世代代守之。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给自己订出了“不晏起，勤打扫，好收拾”的戒条，也要求家中子弟皆以“贪睡，晏起”为戒，以“早起，洒扫”互勉。他严格要求子弟，主要是防止子弟们好逸恶劳，染上纨绔习气。他强调“家中养鱼、养猪、栽竹、种菜四事，皆不可忽”。这样一来“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处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曾国藩后来虽为高官，但他仍然把其祖父星冈公“犹亲自种菜收粪”那种农民质朴的思想传给自己的子侄，坚持“书蔬鱼猪”的传统教育。

（二）耕读家风的传承发扬

在继承先人的基础上，曾国藩根据时代及家族生活方式、实践活动内容的变化，构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家训体系，从而将中国传统家训特别是仕宦家训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新发展有：

1.耕读为本，耕读优于仕。传统仕宦家训的内容主要是道德教化，“治生”、“制用”方面的训诫很少，对田耕农作更是持鄙夷态度，如中国仕宦家训的典范《颜氏家训》要子弟潜心读书，立志入仕，为的是不至沦为耕田养马的“贱民”。曾国藩虽亦鼓励子弟博取功名，但在耕读与功名之间，他更强调前者，“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曾国藩的这种价值取向，既是对曾氏家族重视耕读家风的继承，也是对国势衰微、世事混乱的现实状况的反映，这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不失为仕宦家训史上带有先进性和革命意义的变革。

2.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经世济用之学。励志勉学是传统仕宦家训的重要内容之一。曾国藩认为先哲圣贤之言行皆可学皆学，但地、命、僧巫、祈祷则不能学，教导子弟要谨守“六恼”祖训，拒斥封建迷信。他还强调学以致用的重要，反对夜郎自大，提倡子弟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他致书儿子要他们认真研习天文数学，洗刷自己不懂天文数学之“耻”。在给儿子的信中称赞李鸿章办洋务是“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之伟”，并表示自己要着手建立翻译馆，以有利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他在家书中强调反对封建迷信，热情倡导科学技术和洋务运动，这在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不甚昌明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契合了时代的要求，符合历史的节拍，也给传统仕宦家训注入了一股新风。

3.勤政廉政，惠民利民。“俭以养廉，勤政为民”的思想在传统仕宦家训中也有所见，但一般都停留于操作层面。曾国藩则从职业责任层面上来论述这个问题。他说：“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拯民溺救民饥之责”，有“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渴。一夫不获，引为余辜”。之心，因而要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看成“我份内事”。他还用“墨子摩顶放踵”、“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周公一沐而三握发，一饭而三吐哺”等勤政榜样教导子弟，这使其家训教化生动而具体，纲常名教的内容有所淡化。继承和弘扬儒家“仁民爱物、勤政廉政”的政治道德理念，并将之渗透到家庭道德教化实践中，这是曾国藩家训的一大特色。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承继传统精华、突显时代特征是“与《颜氏家训》相媲美的仕宦家训的成熟著作，是中国传统家训史上带有新时代特征的又一丰碑”。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对湖湘文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青年时代对曾国藩关于治学、理事要有恒而专的思想非常赞赏，并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对很多人、家庭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可以说《曾国藩家书》是与《颜氏家训》相比美的仕宦家训的成熟著作，是中国传统家训史上带有新时代特征的又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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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朋园.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860.

[8].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摘要：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和家庭的渊源。其一，曾国藩自幼就受教于儒家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家训的影响，使他明白了儒士仁人所承担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其二，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性格的“任性刚直”、“好勇崇俭”、“气太强”等特征及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使得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湖湘特色。其三，曾国藩出生在重视耕读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具有良好的家风和学风，这一点可以说是他家庭教育思想的实践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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