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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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的潘懋元先生，在其丰富的高等教育思想中，高等职业教育占有重要的位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职业大学的建设开始，潘先生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就倾注了很多精力。透过潘懋元先生有关高等职业教育的论文、报告、讲话，以及其对我国多个高等职业院校的考察调研（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禹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和担任高职院校的名誉教授、研究员（如潮汕职业技术学院），都得以体现。他对我国高职教育问题的思考并非是空洞抽象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以及深刻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文化背景和传统观念基础之上的探究。其中潘懋元先生对高职教育的定位、建设特色高职教育、构建独立的高职教育体系、“专升本”问题以及创办职业技术教育本科和应用技术大学等问题有着深切的关心，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本文对潘懋元先生的高等职业教育思想进行梳理，在表达对其敬意的同时，旨在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倡导高职教育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潘先生认为，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区别于其他高等教育类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着“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三个固有的性质。潘先生引以最终修订本《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佐证，以“教学计划”为基本分类单位，将教育分为六个级别三种类型，其中将“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高职教育划分于5B类型的教育，即明确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1］（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生力军。潘懋元先生在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思考中，开始关注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他指出高等教育能否实现大众化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发展民办教育和高职教育这两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支柱。［2］我国高职教育的真正发展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文件中重新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3］据统计，不包括本科院校的高职学院，截止2013年底，高职院校已达到1321所，占全国高等学校的53％，高职院校毕业学生，占全国大学毕业生的50％。同时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文件中提到，到2020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将占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将会达到1480万人。［4］这些政府性文件及统计数据都足以证明潘先生所提出的高职教育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生力军，是符合我国现代化教育建设规律的思想。（三）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潘先生在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经济起飞与向科技产业转型的研究中指出，这些发展都得力于高职教育的支持，它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也是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基础，通过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和服务生产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型人才，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高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研究中，潘懋元先生总结，德国把高职教育视为原西德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而英国的之所以经济生产总值落在欧洲许多国家后面，其原因就在于重理论轻技术的思想，最终导致其科学发达，技术落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力于大量兴办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和专修学校（专门课程），培养了大批中低级专门技术人才；同时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台湾地区，是其经济起飞时期，也是其高等教育中高职教育发展最快时期。［5］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其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二、强调要明确高职教育的定位及办学特色

潘先生在研究中指出，科学定位对于高职院校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认为任何一所高校制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必须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向的确定要根据外部环境与自身特点做出准确的定位；而定位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则是分类。从而构成了这样的链条：分类—定位—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6］潘懋元先生从建立中国高等学校的分类标准出发，参考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美国高等学校分类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的国际教育分类，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将中国高等学校分为三大类：一是少量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即学术型大学，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创新拔尖的科学家；二是大量的专业性、应用型的大学或学院即应用型本科，培养具有宽厚理论基础的不同层次的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三是更大量的职业性、技能型的高职院校，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从事实际工作的技术人员。其中前两类属于普通高等教育系统，最后一类属于高等职业教育系统。［1］潘先生强调，科教兴国不仅需要若干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还需要培养应用型、操作型的科技以及管理人才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7］与传统普通高等教育的定位不同，高职教育的定位潘先生认为应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高职教育必须与中职教育相衔接、与普通教育相沟通，培养的是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职业型、技能型人才，能在第一线实践操作，着重应用知识，着重具体的技能。［8］另一方面，必须从终身教育的视角来审视高职教育的定位。在高职教育教学中坚持理论够用，着重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潘先生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是多层次、多类型的，而目前我们的很多高职院校还在沿袭着传统的单一化模式，以及重学术轻职业的思想未转变，导致高职院校定位不明，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错位。［9］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只有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才能以其特色在高等教育体系的内部竞争中健康发展，更好地为现代化社会建设服务。而针对如何办出特色的高职教育，潘先生根据高职教育具有相对适应性和动态发展性的特点，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考虑所在地区经济和社会环境；二是考虑当前以及相当一个时期的社会需要；三是要实事求是地评估高职院校自身的优势和特点。［8］

三、构建多层次结构的独立高职教育体系

在对我国高职院校和高职学生的“专升本热潮”问题的思考上，潘先生在顺德高职会议第一次提出了高职要构建独立体系的理论构想。认为构建多层次结构的独立高职教育体系，既是立足于国情，满足客观实际需要，也是顺应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首先，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结构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造就数以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因此，要求高等学校既要培养研究型的科学人才，更要培养应用型的工程人才，还要培养更多的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人才。在农业手工业时代，培养生产操作人员，是依靠父传子、师傅带徒弟；在机械工业时代，培养生产操作人员，主要依靠相当于中等教育程度的职业学校［7］，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出现高位移的趋势。而传统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本科院校，则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中对多层次、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所以应该构建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10］潘先生在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国际上已成为一个共识，并对德国独成系统的“高等专科学校—科学技术大学”体系和台湾形成的“技职学校—技职专科—技职学院—科技大学”独立的技术职业教育体系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在对我国高校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构想：一，将着重职业技术能力实训的高职教育建设成多层次的高职教育体系，即形成专科层次职业性副学士学位—职业硕士与专业硕士—专业博士或研究型博士根据自身能力修读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二，将高职教育与中等教育水平的职业学校和技能学校相衔接，构成从低到高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其形成贴近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前后连贯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内容、教学方法。［10］潘先生按结构分类把我国高职院校分为五类：独立设置的高职学院和地方性职业大学、独立设置的高等专科学院、成人高等学校、本科学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或独立学院、本科学校举办的成人或继续教育学院。从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高职院校主要以专科层次为主，这虽然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但面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所需数量庞大的中高级型应用技术人才来说，单靠高职高专教育是远不能胜任的，这就需要发展潘先生所提出的职业技术教育本科。［11］潘先生根据我国国情创新性的提出将少量办学条件优秀的高职高专院校升格发展为本科教育的职业技术院校，另一方面指出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可向为职业技术教育本科发展，发挥地方特色，培养适应地方实际需要的人才。这样既发展了职业技术教育本科，也为建立一个层次、类型多样，相互贯通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开辟了道路。［12］

四、高职教育的人才观、质量观与培养观

（一）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接受高职教育的学生也是大学生，故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也应有所要求。潘先生非常赞同黄炎培职业教育的“主张职业教育者，同时必须注重职业道德，而公民教育，实合公民道德与公民职业两者而成，彼此均不可须臾离之势”思想［13］，主张我们在培养一名职业技术人员的同时，也要将其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公民。要求高职院校的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也应该强调公民道德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职业技术专门人才。同时潘先生还指出高职院校的素质教育有其特殊性，与普通本科院校的素质教育在内容、方法等方面有较大的区别，不可直接照搬普通本科院校。内容上，除去一般素质的基本要求之外，对高职学生还应着重于职业人文素质，培养学生诚信、合作、责任、爱岗、敬业、创业等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态度；方法上，应根据高职教育年限短，技能实训任务重的性质，少开或不专门开设素质教育课程，将人文素质教育渗透于高职课程教育和技能实训当中，重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和实训基地的人文环境建设，通过环境熏陶和内化促使高职学生形成良好的公民素养，成为全面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14］（二）就业导向的质量评估标准。当前我国针对高职院校开展的质量评估多是以普通本科院校的评估指标为蓝本，对其要求上稍作降低调整而来，并没有针对高职教育质量的特殊性进行较好的考虑。潘先生认为应建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评估指标和评估体系，反对用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为依据对高等学校进行排名。［15］针对高职院校的质量评估标准，潘先生认为高职教育在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与教学等方面与以理论性教学为主的普通本科教育不同，故不应以理论水平的高低为标准，而是应以知识、技能是否与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相适应为标准，即以就业为导向，实际上就是以市场，适销对路为标准。［16］对高职学生理论知识的传授以够用为标准，着重强调将知识转化为技能的实习实训环节，因为它也是提高高职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三）多层次、多学制的培养观。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量多层次的应用技术型人才。而目前我国独立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尚未形成，中职与高等专科未能很好的衔接，而职业型本科院校的建设也刚起步。如潘先生所提及，职业技术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职业技术人员也因工作性质和岗位不同，会有一定分工，其所需要的教育程度也必然不同，高职学生的学习年限也不应该按院校而应该按照专业需要来确定，如有需要高职院校的一些专业同样可以指定四年学制。构建多层次、多元学制的高职教育，既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和世界经验。［14］经过几十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潘懋元先生敏锐的洞悉到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不仅从客观层面上指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提出构建我国独立、多层次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思想。同时，潘先生在吸收主流的国际高等教育分类理论的基础之上，又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创新性的提出了中国高等学校分类。潘先生亲身参与到很多高职教育研究的项目当中，将他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看法与学者们分享，以其身体力行来进行宣传与推动实践，为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和改革作出重大贡献。

作者:刘琳瑛 陶亮 单位:1.福建师范大学 2.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