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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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高等教育逐渐从粗放型、单项性、局部性的改革阶段过渡到综合改革阶段。部属高校已经率先启动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高等学校制定综合改革方案、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应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秉承坚持法治、重视传承、重在机制、系统思维、科学动员、面向未来等6大原则。

关键词: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改革原则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全面、深入、系统地推进综合改革。目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指导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相继完成了综合改革方案的编制，正式启动了综合改革。其余部属院校的综合改革方案正在制定或审核过程中。3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充满活力，物质条件日渐丰富。但是，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积累了诸多问题，影响到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事业位于我国整个改革事业的深水区，粗放型、单向度、局部性的单项改革已经难以取得突破。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不仅要深化，更要综合。深化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事关民生，更属国计。高等教育的改革应如何综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院校面临哪些共性的问题?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者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本文认为，我国高校深入、全面地推进综合改革，需要把握和坚持6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法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作为党中央全会的主题，法治已然成为我国改革事业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本哲学。深水区的综合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成分正逐渐减小，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规范化改革成分大幅增加。高等教育领域的法治建设已经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认可。我国1995年生效实施的《教育法》和1998年生效实施的《高等教育法》都要求大学制定章程。据统计，2007年我国已有近600所高校完成大学章程的制定。2012年以来，我国的依法治校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支持下更加明确了依章程治校的基本方向。目前，各主要大学都基本完成了大学章程的修订，并且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教育部令的形式公布。上述情况表明，经过近年来的努力，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依法治校的法制体系正在形成和完善。大学章程明确了政府主管和大学自主之间的关系，规范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规定了党委、行政、学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大学章程是大学的根本大法、法中之法，更是指导和规范大学改革的基本法。综合改革必须以法治思维来推进，以大学章程为依据，确保改革活动符合章程。综合改革应将推进改革同依法办学两件大事统一起来，法制建设和法治建设将作为综合改革的重要方面。在综合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以大学章程为依据，规范和完善大学内部的下位法法制体系，构建自主自律的大学治理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监督”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明确、规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充分保障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等学术权力机构的学术主导权，建立一套科学的学术治理体系;进一步探索创新学校—院系关系，稳步推进向学院下放管理权限，将治理重心下沉到基层学术单位;进一步强化学校各行政职能部门的服务职能，建立与研究型大学相适应的管理服务体系。同时，要通过综合改革规范大学与外部关系。其中，重中之重是建立规范的大学与政府关系，明确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明确政府主管部门的权力界限、权力清单。要进一步探索社会主导的办学评估监督机制，鼓励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学校管理，积极支持学校发展。要完善以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行政监督并举的学校监督体系。要进一步健全、执行校务公开制度，完善学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主动、及时、准确地公开学校信息，依法认真处理学校信息公开申请，保障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要通过新闻媒体、学校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学校基本情况和招生、就业、学籍管理、收费等情况，主动接受公众监督。要继续增强学校内部监督体系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积极主动地接受和配合外部审计，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逐步加大向社会公开财务信息的力度。

二、重视传承

我国的改革事业已经持续了30多年。综合改革不是将过去几十年的改革设计完全推倒重来，而是要充分继承和吸收以往的改革经验、改革成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例如，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分配制改革为双向选择、自主择业，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始终保持了较大的规模，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要求;我国由政府牵头实施一系列高等教育重大工程、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我国绝大多数大学都逐渐从前苏联单一学科办大学的模式改革为多科性或综合性的大学，为更全面地培养人才打下了基础。这些改革都是重要的、积极的经验，不容否定，更不允许倒退。改革不是简单否定前人，而是建立在历史积淀和教育思考基础上的螺旋式上升，是对历史的扬弃。改革必须同院校的历史经验、教育思想相结合。综合改革需要广泛发动师生、校友讨论，把学校的特色、风格、品位保存下来。清华大学等很多国内一流院校都会定期举行教育教学思想大讨论、科研创新思想大讨论，这些讨论对于把握改革的脉搏、传承学校的精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改革的设计者必须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特性、院校教育活动的特色，必须尊重前人的创造和改革成果。未来中国高等教育需要办出整体的特色和院校的特色，而特色的产生又依赖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因此，改革应当尊重历史。

三、重在机制

综合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内涵、提升质量、提高水平，重点难点是机制体制，主要方法是创新。改革的对象是旧有的、不合理的事物，因此，改革同创新具有一致的内涵。综合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以后，主要瞄准新问题、复杂问题，突出新举措、新思路。经过多年的改革，改革中的众多疑难杂症都指向了体制机制。从根本上说，体制机制就是大学根据其对使命和目标的理解、建构，对人财物等办学资源形成一定的组织规则、组合方式。首要的体制机制问题是关于“人”的机制。要建立大学规模与质量调控机制，形成合理的办学规模。尤其要注意研究未来一个时期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总体规模变化情况，据此形成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学生规模的测算方法和招生、培养方案等。要正确认识终身学习理念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需求，据此发展在线教育、继续教育等不同类别的教育形式，并确定其相应的规模。要正确认识大学的教师规模与办学效益的关系。总体看来，当前国内大学的教职员工规模越大，办学水平相对越高。但是从国际比较来看，教职员工规模和办学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多世界名校是袖珍型的，教职员工尤其是专任教师的数量并不多。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学生规模增长要求教师规模随之增长。但是应该预判到，随着我国大学教育适龄人口的逐年降低，过大的教师规模可能不利于学校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更加重视教师增量的质量，建立起专任教师、辅助人员等大学人力资源的规模与结构调控机制;要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养和成长。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要避免功利主义，避免头衔崇拜，要扎实致力于人本环境的建设。要通过综合改革形成大学办学所需硬件资源(重点是经费、物质和土地等)的增值与管控机制。从生均资源来看，我国一流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投入还远远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还没有建立起大学资源投入的保值和增值机制，在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社会环境下，学费额度多年不变，政府投入多年不变，从而导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生均资源投入甚至有所降低。因此，综合改革要想办法破解筹资、增值的难题。与此同时，伴随着财政政策与财务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高等学校的科研经费等需要更加规范、灵活的管理。一方面要规范，即确保支出合法;另外一方面要灵活，即确保支出合理，不给创新活动造成束缚。机制体制的改革要避免纠缠于细小问题或具体问题，要敢于突破旧的思维体系和旧的体制机制，创新思维模式和体制机制。要紧密围绕师生员工反映强烈的重要方面和关键环节进行改革，以制约学校战略目标实现的瓶颈性问题为改革的对象。因此，改革方案的设计中，细节性、枝节性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学校日常工作予以解决，一般性、重复性的举措不必列入，更不能作为综合改革的内容。

四、系统思维

综合改革的“综合”就是要求改革要有系统性、协同性，要坚持积极稳妥、全面算账、系统考虑。系统思维的建立意味着科学处理整体与局部、结构与功能等方面的关系，把系统优化作为评价改革效果的核心指标。要把全国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规划和设计。要协调好不同类别、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关系，协调好不同区域高等教育的关系，协调好管理者、办学者、评估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关注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高等教育相匹配的问题，同时要关注到高等教育的区域公平、学科结构平衡等问题。虽然高等教育整体环境的优化有赖于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和规范，但高等学校也能够通过综合改革发挥能动性。高等学校的综合改革方案设计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有损于全国高等教育整体环境、不利于整个学术共同体的举措，虽有助于个体或学校的短期发展也不应实施。更重要的是，高校要完成自身对改革的系统设计。要把学校整体作为一个系统———协调好不同学科和不同院系的关系，协调好党、政、学的关系，协调好大学发挥主体功能与支撑条件建设的关系，协调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的关系，协调好整体绩效与个体活力的关系，协调好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同时，综合改革方案的设计不是把各部门、各学院的改革设计简单汇总，而是要寻求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增效。

五、科学动员

改革需要全民总动员。改革的顶层设计要动员党委、校长、学术委员会等多方领导与管理力量，要积极争取学校教授会、校务委员会、董事会等组织机构的咨询、建议和支持。要充分重视学院、学系、研究所、课题组、师生员工个体等基层组织和个人的创造力，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举措逐步推广形成为一般性的政策。要充分动员校友、社会力量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相结合的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实际上已经对我们整个改革事业的动员体制做出了规定，即全面实施群众路线。事实上，新公共管理主义所倡导的治理理论，本质上同党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根据坚持群众路线和完善现代治理体系的要求，在大学这个智力集中的氛围中，综合改革要善于上下互动、内外协调，在教师个体、院系、学校、校外机构之间建立起沟通、合作、协商、伙伴的关系。要形成有效的动员和交流机制，形成人人关心改革、人人支持改革的局面。要避免关起门来做改革方案，通过座谈会、沙龙、邮件、公报等把改革的思想、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进展及时传递给校内外相关群体。尤其要重视新兴媒体的应用，及时掌握舆情动向。要建立起一套专门的班子来动员和设计改革，同时又要走出学校机关来做改革方案。改革的一个目标是破除我国大学治理的行政化弊端，因此，各高校综合改革方案的设计在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前提下，要以教师、教授为主体。西方高等教育常常有“教授即大学”的说法，要想办法以教师代表为主体建立起一个专门设计改革的班子，避免过度依赖行政部门，尤其要避免利益的部门化。致力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高等院校应动员、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界参与综合改革方案的设计，多听取海外校友的意见和建议。教育的改革思路往往是在文化碰撞中产生的，因此要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建议。

六、面向未来

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要继承历史、立足当前，但更应着眼于未来。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发挥我国高等教育的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勾画出未来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之后的大学。要勾勒出大学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愿景。要把教育改革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愿景中设计，放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等社会大变革背景中设计。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大变革、跨越式发展的社会中，一般会产生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独具特色的优秀大学。改革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各主要经济体更高水平的教育开放，全球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竞争态势。慕课等新兴教育教学模式的兴起、大批生源流向海外教育等，都对中国高等教育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同时，一批海外学生为中国近年来持续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所吸引，并进入中国大学学习，为中国高等教育增添了新的要素。我国高等学校的创新活动也更深地融入到了全球创新体系中，逐渐为发达国家所认可。这些变化都要求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必须把与全球化、信息化相关的能力建设作为重点。因此，要加强全球化软环境的建设，构建适应多元文化生存的校园环境与高等教育大环境;同时，要加强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硬件建设，使信息网络更加有力地支撑大学发挥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核心功能。改革不是照搬欧美今天的优秀大学，而是要着力于在一个时期以后形成中国特色的、超越欧美一流大学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历史地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强盛仅仅依靠抄袭其他国家。自中世纪以来，人类先后出现了5个科学中心: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这些科学中心的取代和超越，都在于学习别国经验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从整体到大学个体，都应树立自己的雄心壮志，实现对欧美经验的超越，建立起自身的特色和风格。总的说来，高等学校深化综合改革是涉及院校长远发展、牵动全局的一项重大任务，具有复杂性、系统性、艰巨性、长期性，必须加强领导、科学统筹、抓好落实、稳步推进。深化高等学校综合改革，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必须在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的协调推动下，紧紧依靠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系统研究解决制约学校发展的体制机制约束和政策制度障碍，彻底下放完全可以由学校依法自主决定事项的行政审批权限，支持学校突破有关政策法规中已经过时的和不符合实际的条款与规定，及时协调解决学校深化综合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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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中明 许亮 曾开富 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