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论衡的科学教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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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调“见闻”和“效验”，注重实证研究方法

在认识论上，王充坚持“知物由学”、“学之乃知”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强调“见闻”和“效验”，主张对事物的认识必须建立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经由感性认识再上升到理性认识，而认识结果的正确与否则必须用事实和效果加以验证。应该说，王充的这一认识论思想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还体现了观察、分析与推理和实验验证等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王充十分注重对事物的观察和实践经验的获得，认为无论什么人，都只有通过这种感性认识才能形成对事物的比较正确的看法。他明确指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论衡·实知篇》）而且，“远不如近，闻不如见”（《论衡·案书篇》），就是说，人不可能有先见之明，须耳闻目见方知是非真假，而且通过自己的实际感知获得的直接经验远比他人的间接经验更为重要。在《论衡·变虚篇》中，王充正是通过对人的感知觉过程的深入细致的观察，指出了听觉是外界声音由空气传导至感官而产生的，而听觉产生的传导距离是有限度的，天与人之间的距离又远远大于这个限度。由此形象而直观地驳斥了“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的“天人感应论”。在《论衡·谈天篇》中，王充还通过对天象的观察，反驳了当时邹衍关于“方今天下在地东南，名赤县神州”的说法，提出了“地小居狭，未能辟离极也”的观点，认为太阳和极星离人的距离远远大于人所居之地的尺度。在这里，尽管他没有从整体上得出地远小于天的结论，但其分析本身仍然是科学的，是经得起推敲的。尤其是其中对观察法的应用，是具有很强的科学意义的。正如科学史家王琎先生所说：“《论衡》……批评邹衍九大洲之说，先取最近之证据，如张骞使西域之经验，而觉邹衍说之无稽。再就理想方面设想，因太阳出地与北极关系之观察，觉世界地面之大，必远过中国所有者数倍，而断邹衍之说为不合理。可称有讨论真理应有之精神矣。”但是，王充并没有把对事物的认识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他甚至认为只凭感官所获得的直接经验还可能是虚假的错误印象，不足于形成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揭示事物变化的规律。所以，还必须从“任耳目”上升到“开心意”，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指出：“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论衡·薄葬篇》）那么，如何才能“开心意”呢？王充提出了“案兆察迹”、“推原事类”、“原始见终”、“方比物类”等具体方法。也就是说，要通过细致的观察和了解积微见著，以小见大，在具体感知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比较、分析、推理和综合，从而作出理性的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揭示本质和规律。所以，大量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是王充在《论衡》中批判一切虚妄不实之辞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举例来说，世人多言日有乌龟，月有蟾蜍。王充则说：“夫日者，天之火也，与地之火无与异也。地火之中无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乌？火中无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烂而死焉，乌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与蟾蜍久在水中，无不死者。……夫乌、兔、蟾蜍，日月气也，若人之腹脏，万物之心膂也。”（《论衡·说日篇》）在这里，王充从地上生物的生存条件出发推论出日月上没有乌、兔和蟾蜍，就其方法本身而言，应该说是合理可取的。除此之外，在《论衡·论死篇》中，他还用火灭不能复燃推知出人死不能复生为鬼。指出：“人之死，犹火之灭也。”“案火灭不能复燃以况之，死人不能复为鬼，明矣。”在《论衡·治期篇》中则由“人因温病而死”推知出“国因祸乱而亡”。类似的例子还远不止这些，但都是王充运用逻辑分析、类比推理等方法“开心意”的具体体现。相比于感性认识的“见闻”和理性思维的“推类”，王充更加重视“效验”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在王充看来，一切结论都要有事实依据，并要用事实和实际效果加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证实或证伪，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论衡·语增篇》）并反复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无兆象效验，圣人无以定也。”（《论衡·知实篇》）从具体方法而言，王充所说的“效验”包括了观察、实验、实际考察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效验”的方法，王充有力地驳斥了“雷为天怒”的“天人感应说”，证明了自己“雷者火也”的唯物论观点。在《论衡·雷虚篇》中，他详细写道：“何以验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焚，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之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在这里，王充运用的实证方法既有直接的观察，也有通过实验所作的类比推理。针对《禹本纪》中关于昆仑山上有“玉泉、华池”的说法，王充也在《论衡·谈天篇》中用张骞出使西域亲赴昆仑山实际考察黄河源头的实例为依据，予以彻底否定。指出：“昆仑之高，玉泉、华池，世所共闻，张骞亲行无其实。……案太史公之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其“疾虚妄”批判精神的突出体现，也是他的思想的主要特点和贡献之一，它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意义的具体方法在反对谶纬神学，探讨真理过程中的初步运用。受时代的限制，王充不可能明确提出完整的近代科学方法论，但他继承和发扬了自墨子以来的中国古代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尤其强调实证方法对于正确认识事物的重要价值，提出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检验的一系列接近于近代科学的方法论体系，这些见解无疑是十分深刻和难能可贵的，也对我们今天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二、崇尚“实知”“知实”，彰显理性

精神理性是科学的内核，科学是理性的外现。理性精神是我们正确认识一切事物的前提，也是我们从事科学事业所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法则。近代科学的理性精神突出表现为，在认识论上，把自然界看作是有规律的，是可知的，相信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够通过气象万千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在方法论上，注重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应用；在价值观上，则高扬求实求真的旗帜，取“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向度，表现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美德。王充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注重实证的方法论，秉持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品格和勇气，对谶纬神学和世俗迷信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这是王充的理性精神的总的体现。但就具体而言，依靠知识、运用知识又是王充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据实而论“疾虚妄”精神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所以，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崇尚“实知”、“知实”，渴求知识，突出强调知识在探明真理中的价值以及一切以事实为准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严谨务实的求知态度或许更能集中反映王充的理性精神。首先，王充十分重视知识的作用，强调“有知即有力”。他明确指出：“倮虫三百，人为之长。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篇》）又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儒生以学问为力”。（《论衡·效力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述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因此，他鼓励人们要“多闻博识”、“通明博见”（《论衡·别通篇》），努力认识“天下之事，世间之物”。（《论衡·实知篇》）只有这样，才能“博达疏通”、“学为世用”，成为对人民、对国家有用之才。而对于那些不思进取，无所用心，饱食终日的人则严加痛斥，将其比作死人和禽兽。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王充所说的知识包含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毋庸置疑的。正如阎光表在明天启本《论衡序》中所说，整部《论衡》，完全可以说是“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数，旁至动植，幽至鬼神，莫不穷纤极微，扶奥剔隐”。其次，王充主张知识的客观性，强调知识来源于实践，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反对迷信权威，信师是古。认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论衡·实知篇》）即使如孔子这样的“圣人”，概莫能外。所以，他不认为人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先知先验，人的知识都是后天在与外部世界的广泛、深入接触中，学习得来的，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结果。针对谶纬神学神化孔子，称其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事，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论衡·实知篇》）王充断然加以否认，一连举出十六个例子，证明“圣人不能神而先知”。（《论衡·知实篇》）并且指出，孔子“今耳目闻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论衡·知实篇》）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神而卓绝。据此，王充进一步指出，圣人和普通人一样，都必须遵循对事物的认识规律，不能逾越，也不可能逾越。在这一点上圣人和普通人的区别只不过是更加聪明，更加勤奋而已。圣人也有不可知之事，也有许多错误的认识，不一定都是对的。为此，在《问孔》、《刺孟》篇中，王充大胆地指出了孔、孟言论中的诸多自相矛盾和不实之处，并公开宣示：“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说，何逆于礼？”（《论衡·问孔篇》）体现出一种很强的不迷信权威，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第三，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事实出发，敢于批判一切不实之辞。谶纬神学除了神化圣人之外，还神化儒家经典，认为《五经》是天书，高于其他诸子百家之说。王充则指出儒家经典的众多错讹和夸大其辞的说法据实加以反驳，明确说道：“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又说：“《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篇，《乐》须民欢，《礼》待民平。四经有据，篇章乃成。《尚书》、《春秋》，采掇《史记》。《史记》兴，无异书。以民事一意，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论衡·书解篇》）由此可见，书未必不如经，无需多说。不仅如此，对于其他书本上的知识和结论，王充也都用事实和逻辑推理加以审察和检验，显示出“实知”、“知实”的科学态度和理性的分析精神。比如，针对邹衍“方今天下，在地东南，名赤县神州”的说法，王充明确指出：“天极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东南，视极当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极南也。以极言之，不在东南，邹衍之言非也。”

作者：周逸仙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