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中国大学校训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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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大学；校训；价值取向；伦理思想

摘要：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创建而产生，集中体现了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特有的文化个性、精神理念和伦理内涵。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使大学校训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同时，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斌予新的内洒，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与“超越”，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创建而产生，反映了大学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集中体现了大学特有的文化个性和精神理念，引领大学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内涵。其中，受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影响的中国大学校训，尤其体现出“厚德载物”、“乐群贵和”和“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

一、“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

中国大学校训很大一部分来自传统儒家经典著作，蕴含了很多儒家伦理思想，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明德厚学，求是创新”，中国政法大学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等。这些校训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德性文化，反映了重视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用“道德”将个体与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将“德”作为教育的核心，强调人的道德义务和人伦关系以及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蔡元培先生指出：“德育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恶，无益也。”因此，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德”始终是最重要的人性因素和追求目标，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

“德”字在殷商卜辞中已经出现，作“值”，底下无心符，郭沫若原释“值”为征伐，后在《文史论集》中认定说：值殆古德字。发表于《中国哲学》第八辑上的《殷周奴隶主阶级“德”的观念》一文认为“值”与“伐”相通，是就征伐的结果而言的，“值”又与“得”相通，是指得到或占有奴隶、财富之义。周人认为文王、武王在灭商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厥邦厥民”的伟大显赫业绩“德”(巫显德)，把这种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称为“德”，反过来，认为有了这种“德”，就会获得“中国民越疆土”(《尚书·梓材》)，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使“德”获得了道德的意义。到了春秋时代，“德”这一概念又有了发展，孔子将“德性”总结为“五德”即“恭宽信敏惠”，“无常”即“仁义礼智信”(《论语·阳货》)孟子言道“孝弟忠信”(《孟子·梁惠王上》)。“德”已经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必备要求，也成为儒家追求的教育目标，儒家正是围绕“成德之教”来构建教育体系。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即在于“正德”，……“正德”，就是端正品德、提高品德。一个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自强不息，修身养德，才可以承载万物，这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厚德”之教。“厚德载物”语出《易经·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君子生于天地之间，是天地的精华，应当“与天地合其德”，天的德性是生生不已，运行不息，地的德性是博大宽厚，负载和养育万物，地是顺着天的，君子要效法地的德性，用深厚的德泽容纳万物，具有宽厚仁爱的德性。梁启超先生对“厚德载物”解释为：“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名高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厚德载物，就是要有深厚的德性，目的是为了托载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了中国伦理思想对人格健全的一种特有诊释。“厚德”普遍出现在中国大学校训中并非偶然，从古代太学、国学、书院、学堂，乃至近现代大学，无不以“厚德”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如何做到“厚德”也成为千百年来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

“厚德载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基本精神，要求以博大宽容的道德胸怀包容万物，使大学师生以德立身，以高尚的道德来传承和弘扬人类的美德。中国大学校训中以“德”为首、以“‘德”为魂的思想反映了大学“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大学校训“厚德”的内涵不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为了强国兴邦，提出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自强不息，使中国强大起来，因而此时的大学校训大都引用儒家经典.继承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反映出“厚德”的价值取向，而且突出体现了“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的精神。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大学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大学校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德”也赋予了“五讲”、“四美”等新的内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及至“”结束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大学校训进人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时代，校训由统一、单调的词句转变为广泛的继承和发扬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内涵的名言警句，对中国传统“德性文化”全面回归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和“超越”，“厚德”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涵义。正如湖南工业大学王汉青教授认为：“厚德博学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一贯的价值取向，还体现了时代的强烈要求”。

二、“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

中国许多大学校训都使用了“团结”、“乐群”、“和而不同”等词语作为校训，突出了“和”的思想，强调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如北京工业大学校训“团结，勤奋，严谨，创新”、北京理工大学校训“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北京邮电大学校训“厚德，博学，敬业，乐群”、湖南工业大学校训“厚德博学，和而不同”，都折射出我国大学校训“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中国重“和”的传统伦理思想，这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且哲理深刻的和谐思想理念。儒家把天、地、人看成统一的整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重于权利，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义务感，使整个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根源于中国早期农耕文明，与中国早期人类的物质生活状态和血缘宗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和’的观念是中国人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集中反映，它经历了农耕之和—人伦之和—身心之和的发展过程。”从辞源学的角度看，“和”之为字，在先秦经传中有三种字形，一为“昧”，从禾从口，其口字或在禾字之左，或在禾字之右。口，《说文》曰：“口，人所言、食也。”和字是在禾与口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禾是对农作物生产状态的外观描摹，意思是成熟的穗。((说文》释“禾”时说：“禾，嘉谷也。二月生，八月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表明了人同农业生产之间的物质联系，意思是禾满足了人(之口)之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满足、符合的意思。二为’‘瓤”，此多见于甲骨文中，从字形看，瓤字从“禽”从“禾”，《说文》：“禽，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禽是中国古代竹制的吹奏乐器，最初只有三孔，后来发展为多孔，即今所谓的排箫。“解”以左旁的“禽”表形，以右旁的“禾”表声，表示吹时，从长短不同的竹管发出的“和和”乐音以调和众声。三为“益”，从禾从皿，(说文》：“从皿而禾声”。”益”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或调味器，“益”讲究饮食之和，不但要求果腹之饱，而且向美味发展。因此，风调雨顺之和、五音之和(献)以及五味之和(秃)，是一种“农耕之和”，是一种人与自然之和。

“可以说，和观念的发展在三代既涉指了自然界风调雨顺之和、音乐的五音之和、饮食的五味之和，同时还涉指到了社会的人伦之和。”人与社会之和是“和”的另一种形态，儒家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本于阴阳和合，宇宙万物都处于矛盾对立之中，和谐是宇宙的最佳秩序。正如《周易·乾·象卦》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可见，人类应该顺应天地，根据阴阳和合把握万物的本质，建立人与天地之间和合的伦理道德，才能使人与天地、万物乃至自身和谐统一，达到天人和合，这是一种人与社会之和。儒家的这种“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身心之和，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人要是能做到有学问有道德，且能在贫困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就达到了一种身心内外和谐的境界，正如孔子赞美其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孟子认为要达到人的身心之和，就应该“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侯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一个人要保存本心，修养善性，实现天道的要求，无论寿命长短，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一致，这就是安生立命了。可见，儒家强调的正是通过道德学问的提升而达到身心内外的和谐，最终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当然，儒家强调的“和”并不是等于无原则的和合，而是主张在道德的规范下，有原则、有差别的统一。儒家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可见，“和”是对立物的统一性，是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协调，利用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特性进行相互补充，起到对立物间“相济”、“相成”的功能。“同”则是相同事物的排比，不可能产生相互补充的整体效应，儒家伦理思想“贵和”的价值取向是求大同，存小异，同异互补而发挥最强的整体效应。

人与自然和谐的“农耕之和”，人与人和谐相处，保持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人与社会和谐的人伦之和，人自身内外的身心之和，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资源，也是大学校训在创制、变迁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协调了各种内外矛盾与关系，成为大学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则和理念。“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的表现之一，就是强调爱国，忠于祖国，立志“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替国分忧，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心。百年来，大学校训受儒家“乐群贵和”思想的影响，追求社会群治的传统和谐理念，在不同时代昭示了受教育者的人格和人生追求，在积贫积弱，饱受列强压迫的旧时代，表现出团结一心、抗击外辱、振兴中华的爱国之心；新中国建立后，反映了万众一心、相互协作，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万丈豪情；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和”的内涵作出了最全面的诊释，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理念，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人内心的和谐，以和谐为纽带，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有序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和谐。三、“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

“止于至善”也被众多大学引为校训，如东南大学的校训就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训是“大工至真，大学至善”、河南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河南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厚德博学，止于至善”、华东理工大学的校训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将“至善”作为追求的终级目标，要求以“至善之教”为核心，实现个体由凡人到圣人的理想追求，大学校训诊释、传承、吸收了这种大学之道，反映出“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止于至善”出自《大学》，《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传为孔子高足曾子所作，北宋程颐将原文章次做了改动，南宋朱熹又据二程所定，作《大学章句》。《大学》继承了孔孟的思想，提出了被中国历代奉为圭泉的教育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对“善”非常重视，“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善”字，《说文解字》云：“吉也，从言羊，此与义美同意。”段玉裁释云：“羊，祥也，故此二字从羊。”可见，“善”由“羊”和“二言”组成，义为“吉”和“美”，解释为人与人之间互道羔羊的甘美，也可以引申为人与人互相祝福的吉样话语。可以说，人生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善”来表达。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周易》中讲，“君子以抑恶扬善”；老子说，“上善若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恶矣”；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儒家认为的“善”究竟是什么?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朱熹注释道：“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孟子·尽心章句下》)说明善与恶是对立的。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又论音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还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恰》)在这里，孔子用“善”表示一种趋势，即万物从目前的状态向美好的状态过渡的趋势，这样的趋势就是善。“至善”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境界，要求做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静；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意思是说，在一家中，作为父亲的善是“慈”，作为子孙的善是“孝”；在一个国家中，作为君王的善是“仁”，作为臣子的善是“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善是“信”。“仁”、“敬”、“孝”、“慈”、“信”就是儒家认为的“至善”。孟子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可以说，儒家的“至善”包括“亲”、“义”、“别”、“序”、“信”。可见，“善”是一种向美好状态过渡的趋势，而“至善”一方面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向完美过渡的一种趋势。在教育过程中，要以至善为最终目标，使“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经过教化自觉的从“善”达到高层次的“至善”。“止于至善”是大学的第三条纲领，汉郑玄《十三经注疏大学》注“止，犹自处也。”朱熹云：“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物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意思就是在教育中不断追求“至善”，达到“至善”为止的一种理想境界，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推崇的最高境界，要求人们要以“至善”作为目标追求，并把达到“至善”的价值目标作为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大学的理念就是不断修养内在的德性，然后以明德教化民众，使之除旧布新，通过这样的内在修为和外在事功，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目标。

中国高等教育从古至今，都要求彰明完美的德行，提高自身修养的同时推己及人，教化民众，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而大学校训正是传承了大学之道，反映了“止于至善”的伦理思想，体现了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的“善”。建国前，大学校训反映的“善”，主要是对德行的考量和品德的评价，调节、规范、引导着人性世界，不断地表现出最好的德性，时时向“至善”的方向努力，不“止于”当前的德性水平，在教育和社会活动中将大学之道传递给他人，充分发挥“明明德”、“亲民”的作用，使其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和伦理精神传播于社会，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校训所体现的“善”，增加了更为广泛的内容，不但要求具有高尚的道德，还要努力做到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为人民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要求大学“以人为本”，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大学校训反映的“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也具有了更为深人和全面的内涵。

总之，中国大学校训反映了以儒家思想为文化底蕴的“德性文化”，以“德”为核心，由“厚德”经“贵和”最终实现“止于至善”，“厚德”是中国大学校训价值取向的起点，“贵和”是中国大学校训对具体行为提出的价值取向，“止于至善”是中国大学校训对伦理精神和大学理想的永恒追求。中国大学校训从“厚德”经“贵和”达到“止于至善”，实现中国大学对“德”追求的完整价值取向。因此，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全新时代，我们必须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大学校训中诸如“厚德”、“贵和”以及“至善”这样的传统伦理思想，并重新定位和思考。我们要通过对大学校训的重新认识，使大学校训在继承的同时，能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进行现代的诊释，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这一“老瓶”找到“新酒”，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赋予新的内涵，结合时代，不断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与“超越”，凝练出具有大学精神，体现大学组织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大学校训，使校训成为大学之魂，引领大学完成社会与时代赋予大学和大学组织的神圣使命，建立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