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高院文化素质教育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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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高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组织制度、培养制度等制度方面的因素制约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因此，要从根本上增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组织制度变革，以及更深刻的教育理念变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制约因素

不久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中称：“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可见素质教育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交融的教育上。自原国家教委1995年推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以来，很多高校都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模式和途径。经过15年的努力，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遭遇到发展的瓶颈。因此分析制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发展的因素，积极探索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新模式，是当前各高校面临的一个课题。

一、当前部分高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未列入学校整体规划

长期以来，由于教学和科研处于高校办学的中心主导地位，一些高校缺乏对文化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将文化素质教育等同于学校的学术讲座和社团活动，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和定位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了文化素质教育的边缘化和弱化。文化素质教育普遍缺乏系统性、长期性和规划性。

2.教师和管理者自身的人文或科学素质有待提高

大学生对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寄希望于教师的指导，然而由于目前高校教师过分专注于自身科研和专业的发展，导致了文科专业教师缺乏科学素养，理科专业教师缺乏人文素养，这在教学中表现出教师过分专注专业的教育，在人文课程中缺乏科学素养的养成，在科学课程中缺乏人文素养的培育。而高校的管理者则往往专注于一些硬件发展指标，对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大学使命等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思考，在实际工作中也就缺乏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文化素质教育措施。

3.文化素质教育的激励机制和评估机制不健全

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是落实文化素质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保证。但现在很多高校的院系体制结构，基本上依据学术领域的分工原则，教师以进行专业教学为其主要的工作，而将参与文化素质教育活动视为时间和精力上的一种负担，所以文化素质教育就成为被忽视的一个环节。文化素质教育搞得如何，最终要体现在学生的文化素养上。而当前有些高校的做法往往是以听讲座次数计成绩和学分，这很难发挥评价机制对学生提高文化素质的导向作用，而且容易使一些文化素质讲座成为了学生赚取学分的工具。

4.专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互相割裂

由于长期以来高校教育体制模式固化和传统路径依赖，文化素质教育仍面临着严重的外部环境制约。在教育理念上，人才培养体系与文化素质教育理念脱节，存在意识形态教育取代文化素质教育、割裂专业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联系的观念意识，文化素质教育处于次要从属地位，甚至被边缘化。人们把文化素质教育视为扩大知识面的教育，而非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教育。由于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上的不足，导致整体推动力的不足。

5.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开设比较随意

从1998年开始，各高校普遍开设了公共基础及公共选修课程，创办综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成立通识教育性质的学院，旨在实施“厚基础、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可见本科教育阶段始终摆脱不了专业教育的传统模式）。这些措施与文化素质教育相辅相成，促进了文化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近几年，一些高校为了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质量，在原有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精心设计，重点扶持，开设了一批文化素质教育类系列课程，一些高校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内容，如南开大学的科学素养教育、数学文化，四川大学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课程等。但总体而言，大多数高校文化素质类课程存在的普遍问题依然是内容杂、地位低，课程的开设具有随机性和随意性的特点，缺乏对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作用、特点、教学内容与方法等的研究探讨，没有进行认真、有效的高端设计，课程之间也缺乏整体的联系。还有很多学校甚至根本没有开设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

那么，制约文化素质教育发展有哪些因素呢？我们可以从高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组织制度、培养制度等制度方面来进行分析。

二、制约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

1.管理体制因素

为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一些高校成立了与院系平行的实体化的文化素质教育中心或基地，但更多的高校只是成立了虚体的组织，还没有建立实体机构。有调查显示，100%的基地高校成立了“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但仅有13%的高校成立了与院系平行的实体的文化素质教育中心或类似机构，其余的则分设（挂靠）在教务处、学工部、团委或人文学院，[1]在体制上就使得文化素质教育很难把各院系教师资源和课程资源、专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教学活动和社团活动等很好地有机地整合起来。

2.运行机制因素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的主要职能一般包括：建设文化素质教育类选修课、举办文化素质教育系列讲座等。但相当一部分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的职能仅限于组织和开办一些系列讲座。它的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体系建设职能、综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研究职能以及艺术教育活动的开展职能都分属于不同的部门，这种运行机制严重削弱了文化素质教育机构的地位，使得文化素质教育在学校处于边缘地位；使得文化素质教育类系列课程的建设和开设游离于学校的主要课程体系之外；使得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和途径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拓展；使得文化素质教育只停留在使学生增加人文知识、补充基础教育之不足、弥补专业教育的缺憾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培养健全的人，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目标的着眼点上。

3.组织制度因素

为了落实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一些高校吸收了通识教育的理念，进行了综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验探索，如北京大学成立了元培学院，浙江大学成立了竺可桢学院，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学院，中山大学成立了博雅学院等。这些高校力图通过组织变革，加强全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使人文和科学交融的文化素质教育落到实处，但还有相当多的学校没有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小规模地进行一些综合班（创新班）的试点工作，使文化素质教育的受益面仅仅只限于综合班（创新班）的学生，而没有在全校范围内铺开。

4.培养制度因素

中国长期实行的是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制度，尽管教育目标改变为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的专业人才，课程体系、教学制度的形式结构也做了相应的改变，但实质上包括内容、价值取向、教学目的及教学方法等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下面以学分制和课程组织管理制度为例来进行分析。

（1）学分制。从学分比例看，中国大学的公共基础课（通识教育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有30%至40%多一点，但分析课程内容构成则不难发现，占据大部分学分的公共基础课突出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两课”课程）、工具技能掌握（外语、计算机），以及服务于专业学习目的的自然科学基础教育（高等数学）。人文素养教育、科学素养教育以及二者相交融的教育非常薄弱，涉及多学科的综合课程、问题课程并不多见。这与长期以来中国过分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以及培养专门人才不无关系。

由于“两课”是国家规定的必修课程，而英语、计算机、高等数学等又是理工科进一步学习专业必不可少的基础课，因此，各高校很难有空间再根据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和目标自主设计公共必修课。

相对可行的是大力加强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的建设，加强整体设计，提高课程品质，增强课程吸引力。在此基础上，逐步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内涵由选修课扩大到公共基础课甚至专业基础课领域，精心构建课程体系，提高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

（2）课程组织管理制度。在很多高校的本科课程体系中，专业课程基本上都是由各专业院系组织和管理，并为各自院系自己的学生讲授，而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则由专业院系为全校各个院系的学生提供，一般由教务处进行组织和协调。在这样的课程管理机制中，显然亲疏有别，内外有分，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相对于专业课程来说更不受重视。而且在学科、专业占主导地位的大学里，教师首先追求的是在专业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同行的认可，院系也更重视自身的学科专业建设，很少花精力和资源来精心规划和执行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因此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的数量和品质常常得不到保证。如果要开设此类课程，会遭遇到组织不同专业教师（尤其是名师）、课酬经费分配计算等困难。

由此可见，开展文化素质教育，不仅仅意味着增设一些公共选修课程，开办一些系列学术讲座。要从根本上增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组织制度变革，以及更深刻的教育理念变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