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道德关联的根源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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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与道德同宗共源，其关系古已有之，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道德对经济活动具有激励和约束的作用。本文从溯源的角度对经济与道德关系进行研究，以此说明经济与道德关系的协调一致性，为研究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提供思想基础。

关键词：经济；道德；关系

一、经济与道德关系的思想溯源

在西方，对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有关经济的内容一直隶属于更宽广的政治、道德和神学的研究。从词源上看，英文“Economy”一词源自希腊语eco(家务)和nom（规则或管理），合意就是家政管理，这就是说古希腊人的“所谓经济……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1]（P.87）。这种理解说明了古希腊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有限性和无独立性。也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同时，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作为最权威的科学，认为包括“理财术”在内的“最受尊敬的能力”都隶属于政治学。“政治学制定着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法律，它的目的就包含着其他学科的目的。”[2](P.6)可见，就算涉及经济事务，其背后也总有一个道德背景决定着经济分析的方向。所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强调了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的意义，主张家务重在人事，不重生命财物，重在人生的善德，不重家资和财富的丰饶。并对商品交换所发生的经济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思考。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致富活动”，只有家务管理才是出于自然原因的，具有合理性，但也不能说是德性活动；零售贸易，“采用的是从它处获利的方式”是不自然的，即其目的不是利用物品的自然用途，尤其是高利贷“是用金钱本身来谋取暴利，不是通过金钱的自然目的来获利。因为金钱本来是用来交换的，而不是用来增加利息”[3](P.61)。亚里士多德从广义上把经济思想纳入道德探究之中，欲图于在伦理学中思考经济问题。

18世纪随着经济活动呈现新的特点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旧的市场规范以及道德规范被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所取代。近代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撰写了两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与《国富论》(1776)。这两本著作总的共同主旨就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是在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行为准则就是在市场竞争中所形成的社会规则，而社会规则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经济规律，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社会法规，它能够自动地调节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均衡。所以，道德行为与经济活动相一致。而这也是这一时期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综合成果。

在亚当•斯密之后，19世纪中后期，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经济与道德渐行渐远，经济学初步从内涵道德和规范的学科转变为工具和科学的学科，并且经济学在脱离社会与人文科学走向纯粹科学的道路上，逐步摒弃价值判断走向纯经济利益决定论。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又把道德、伦理问题逐渐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在研究和解决经济活动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思考道德对经济活动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时，产生了作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经济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家认为，伦理对于经济不是一种外部的力量，而是经济内增长的内生变量；经济学可以通过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在中国，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都集中体现在义利观的争论中。孔子最早表达了其义利观，即“义以为上，重义轻利”，“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孔子还认为利以义取，“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但只有合乎道义的私利才应该肯定“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孟子把孔子的义利观思想进一步发挥，其义利观可以概述为“去利怀义”。《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说“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秦儒家的义利观，集大成者为荀子,荀子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柒封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汉代董仲舒在继承儒家义利观的同时，又赋予儒家义利观一层的神秘色彩。他主张贵义贱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随着儒学地位越来越高，到宋明理学家就演绎为“理欲之辩”。理学家们把义利对立起来，宋学家周敦颐认为:“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颇子》）宋代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者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理学思想，同时吸收了部分佛道思想，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其义利观也阐述的系统而又深刻。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24)他还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13)。直到明清之际，义利观才又回到义利兼顾、义重于利上来。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与道德关系的阐述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经济决定道德的思想。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P.73)那么，生活如何决定意识？他们做了详尽的阐释：“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5](P.14)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6](P.434-435)由此可见，一定社会的道德受制于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关系。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私有制条件下的道德状况与当今私有制条件下的道德状况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共同道德(或称全球道德、普遍性道德)已被人们逐步认识和认同，但这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本质观，也没有动摇马克思、恩格斯经济道德观的“基石”。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经济的本性决定人们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观念。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较为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此理论包含三部分：一是劳动自身的异化；二是人的异化；三是人际关系的异化。在我看来，人际关系的异化最具代表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不是人的本质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象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我的生产的结果本身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你的生产的结果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样。换句话说，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而从事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物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看作是另一个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物化的私利。”[7](P.34)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彼此的价值就是我们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某种没有价值的东西。”[7](P.37)以上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性决定了人们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观念，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劳动异化、人的异化和人际关系扭曲的事实镜像。

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观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作为劳动产品是“人手的产物”，“在拜物教这种意识中，都被反映成为他自身具有生命、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自存的东西，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东西”。[8](P.135)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在人们的意识中成为独立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9](P.448)“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实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10](P.171)而这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商品拜物教的必然性和产生的道德风险。商品拜物教对人类道德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显而易见，人与人因为利益关系而相互联系，利己主义普遍盛行。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社会道德在堕落，意味着一定的经济现象总是伴随着一定的道德。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关系与道德关系之间的联系，为人类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著作导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章海山.经济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