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制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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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法制教育发展的初级阶段

斯托雷法官的《美国宪法简述》就属于后一类教材。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不仅可以用作私人阅读，也适用于作为中学以及高等院校的教科书（Story，1842：1）。在书中他对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逐条进行介绍，并对每一法条背后隐含的立法意图做了简要说明。他还在书的附录中囊括了其它相关的重要法律文件，包括独立宣言、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议会条例等。他在书的结语中写到了他的目的：“如果这本书能够在青年一代中激起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对自由不可抑制的渴望、以及对宪法极大的尊敬，那么作者的期望就达到了”（Story，1842：269－270）。斯托雷希望通过这本书使青少年尊重宪法以及宪法所代表的价值观。这些早期的教材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包括平等、自由、爱国，还包括一些中产阶级所崇尚的勤劳、诚实、正直等美德。当时存在的其它教材基本上也是这两种类型的综合，这些教材都没能引导学生深入考察并独立思考宪法中所蕴含的基本法律原则。到19世纪晚期法制教育的视野更宽广，同时开始注重地方立法的学习，而且更强调法律的实际功能而不是形式。学校意识到了它们在培养合格公民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而通过法制教育刚好能加强学校这方面的作用。经历了世界大战之后，学校意识到培养爱国公民的紧迫性，进一步加大了法制教育的投入，出版了各色法律知识教材。不过由于教学方面的指导缺乏，教师们几乎没有接受过这类课程讲授的训练。当时关注这个问题的贝内特教授提出了教学指导方面的理论和技巧，并且建议将宪法知识引入生活。他建议从对宪法文本进行仔细研读入手，经过分析解释以后，最终鼓励学生对宪法不足之处提出理性批评（Bennett，1935：194－234）。但遗憾的是他的设想当时并没有得到贯彻实施。从早期美国法制教育的历史背景来看，对于一个新独立的国家而言，宪法是建立国家机制的基本文件，与政府基本职能有关的知识受到高度重视，而法制教育刚好能实现这一功能。于是加强国民对宪法的理解和尊重被提上了日程，这段时期各州政府纷纷立法加强宪政知识的教育也证明了这一需要。美国法制教育的初级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从美国独立直到20世纪初期约两百年时间里一直维持着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教育方式。这些早期法制教育在内容上主要关注的是宪法和政府机构组成，而主要学习方式以法条记忆为主。其缺陷在于：第一，使用的教材过于死板教条，未能把宪法当作动态的、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来看待。没有帮助学生从系统上去理解这些法律制度相互关系如何，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中生活应该具备怎样的技能，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第二，所有的教材都表现出一边倒的观点，体现出对宪法的极端尊重和盲目服从，并不鼓励对宪法进行质疑、质问，只限于对法律条文事实上的了解，没有对学生提出进一步要求，去思考为什么会设立这样的法律制度，其不足之处在哪里。但实际上有益的批判性思维才更有利于透彻理解这些法条的内涵。进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训练，不是为了培养学生参加法庭辩论的技能，而是使他们在面对不同观点时知道如何有技巧地检视和选择。简而言之，早期美国法制教育的目标局限于具体法律知识的学习，而未能让学生掌握运用法律的能力，因此无法在学生遇到具体问题时提供可用于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方法。然而值得肯定的是，法制教育在美国很早开始就受到了关注，而且也确实向青年学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这已经为20世纪中期开始的法制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美国法制教育的改革阶段

20世纪50年代开始，法律界和教育界都开始思考将法制教育纳入通识教育，主要目的为了进一步推动青年学生对当前法律制度的深入理解。这一观念逐步发展具体化为如何教育学生处理身边与法律有关的问题，包括批判性思维的技能以及实际运用法律的能力。这些是早期的法制教育所欠缺的部分。在20世纪下半期这种观念的影响迅速扩大，许多法制教育项目在全美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1953年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保罗•弗洛因德在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开始，引发了关于法制教育潜在功能的广泛讨论。尽管弗洛因德教授在演讲中主要讨论的是法律在大学阶段中的教育，他的演讲却推动了法制教育在所有教育阶段的全面展开。他说“一所高校如果未能在通识课程中提供法律思维的指导，那么它就忽视了教育的全面性”（Freund，1953：379）。他认为传统高校中的法律基础知识课程是远远不够的，他呼吁学术界进一步探索法律课程在高校中的更广泛作用。他强调他所提倡的法制教育“不是为了教会学生诸如如何背书支票这一类实用的法律技能，如同开设科技通识课程的目标不是为了教会学生如何修理汽车。尽管另外有律师等法律专家可以为我们提供服务，但某些涉及我们安全、自由等切身利益的知识的学习是不可以转嫁给他人的。”（Freund，1953：368）弗洛因德观点的核心是成功的法律思维教育是全面的通识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拓宽了当时人们对法制教育的认识。尽管法制教育课程多少都教会学生如何理解和运用法律工具，但最终目标不应当仅仅为了完成有限的、特定的工作。一个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向学生呈现完整的法律制度，将其中使用的批判性思维技巧传授给他们，使学生更成功、更有学识地在法制社会中行使职能。尽管弗洛因德的观点也有其局限性，但他的倡议确实打开了大家的眼界，并且标志着法制教育新时代的到来。他的观点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1955年召开的“关于在文科通识课程中教授法律的圆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华盛顿大学教授托马斯•艾略特引用了弗洛因德的论述，进而指出了当前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他指出尽管过去的几年里，许多学校开设了司法程序有关的课程，但是大多带着敬畏的态度，或者说至少不是批判性的（Eliot，1956：1）。他提议大学的法律通识课程应该是对现有法律制度更为现实的描述，包括现有制度面临的问题和压力，他倡议法制教育要摆脱过去的形式主义途径。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了新社会运动，将注意力转移到贫困阶层的社会生活状况，关注如何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帮助。这一时期的法制教育发展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被看作帮助这些弱势人群通过教育了解他们应有的权利，并且懂得应用这些权利来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当时的文章指出“在向弱势群体提供的法律援助中，重要的不是有多少律师加入了法律援助事务，也不是政府提供了多少法律援助资金，因为就这些人群的数目来看，通过法律援助帮助所有低收入人群解决法律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是通过大规模的预防性教育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Har－rington，1969：339）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援助团体意识到了对其目标人群进行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接受法律教育的人群越广泛效果越好。这段时期大家从不同角度探讨法制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有的从大学通识教育的角度，有的从弱势群体保护的角度，总体来说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大家都认为传统的法制教育模式不足以满足当代要求，社会需要的不是形式上的法制教育，而是对法律制度的深入了解，因此积极探索新的法制教育形式成为当时的迫切需求。

三、美国法制教育的规范化发展阶段

当美国遭遇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社会危机之后，公民教育问题再次受到关注。美国法制教育之父伊萨多•斯塔认为新时期的公民教育应加强五方面内容的学习，包括：自由、正义、平等、财产以及权力，才能应对新的社会危机带来的问题（Alexander，1993：67）。在他的倡导下，美国开始了法制教育运动。这次波及全美的法制教育运动最终促成了1978年美国《法制教育法案》的颁布，正式确定了法制教育的名称和定义，并最终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伊萨多•斯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将法律教学应用到社会知识课程中，他发现法律知识的教学可以将学生从课本上肤浅的论述带入到价值冲突的实际场景，帮助学生建立当前社会所认可的价值体系，并应用到决策判断中。因此，他积极倡导通过法律学习来改善公民教育。根据斯塔的话，法律学习旨在“通过教导青年人了解法律制度、法律程序和法律系统，以改善公民教育，给青年人提供另一种理解社会的方式和一些可以使他们参与制定和改善法律的工具”（Williamsonetal．，1997：8）。1962年两件事进一步促成了法制教育框架的形成。一是公民教育基金会学校项目主管明娜•波斯特•佩泽代表基金会向美国社会研究委员会（NCSS）提议，加强权利法案在学校的教育。美国社会研究委员会连同公民教育基金会在马萨诸塞州召开研讨会，形成名为“加强中学权利法案教育的计划”的报告，报告是一份围绕自由、公正、平等等价值观为核心，以案例教学的方式开展公民自由教育的全面规划，这份报告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标志性事件是同年在佩泽的斡旋下，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布雷南在1962年美国社会研究委员会年会上发表演讲，题为“权利法案的教学”。这一演讲确立了权利法案在早期美国法制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并促使教育者从背诵教条为主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向案例型教学方式转变。此外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模拟法庭以及情景教学来学习解决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的价值冲突问题。1963年美国社会研究委员会、美国政治学协会、美国法学院协会以及公民自由基金会达成共识，认为权利法案案例及其基本原则的教学应在全国受到重视，于是联合成立“权利法案教育全国大会”，全国大会的成员包括多名最高法院以及巡回法院法官、高校校长、法学院院长、教育学院院长，法学、政治学、哲学、教育学各专业教授，以及市民领袖。在大会的影响下，1963－1964年间全美各高校纷纷开展了大量关于权利法案的研讨会、讲座、培训课程。1965年，大会和美国顶尖教育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合作设立“美国自由研究与教育中心”，中心先后组织过教师培训，知名学者研讨会以及多个研究项目，为推进法制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在接下来的70至80年代，法制教育在全美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尤其1978年《法制教育法案》颁布之后，全美涌现出无数为青少年提供的循序渐进的法制课程，覆盖的教育阶段也扩大到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阶段。美国学者如此形容这番景象：“孕育了三百多年的法制教育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了”（Alexander，1993：68）。在这期间，全国开展了各类大大小小的法制教育项目，包括“街头法律”这样由司法部支持的全国范围的大型项目，也包括遍布各城镇的小项目，法制教育由此在美国得到普遍的重视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一阶段法制教育的蓬勃发展和美国司法部、美国律师协会以及诸如国家公民教育中心这样的民间机构的促进是密不可分的，这些机构与部门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国法制教育的主要推动力量。

（一）美国司法部

美国司法部预防青少年犯罪办公室是积极参与法制教育的主要政府部门。预防青少年犯罪办公室的动机很明确：“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它教会学生我们国家的司法体制如何运作，理解了法律及其用途的人通常会更尊重法律，而不至于产生违法行为”（Speirs，1985：1－2）。1978年通过的《法制教育法案》为国内法制教育项目的资助提供了政策保障，之后美国司法部先后资助过美国律师协会青少年公民教育委员会、国家公民法制教育学院、国家公民教育中心、宪法权利基金会等机构开展的法制教育项目。项目开展的初期，司法部工作重点在于研究探索在各地全面推广法制教育的形式和做法；第二阶段发展的重点转移到项目成果的准确评估，以及将法制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课程体系；第三阶段司法部则关注如何尽可能地扩大项目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让各层次学生收益。司法部在这些项目中主要提供财政支持以及发挥作为信息交换中心的功能。

（二）美国律师协会青少年公民教育特别委员会

委员会是司法部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法制教育信息中心，委员会的宗旨是使青少年在理解国家法制的基础上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委员会经常一些关于教授某一门课程的具体经验、法制教育最新的发展趋势之类的信息资料。委员会还了一系列“法律动态”，涵盖了例如婚姻、性别歧视、投票选举等与大部分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几百个法律问题，提供具体讨论这些话题的教学资料。

（三）国家公民法制教育学院

国家公民法治教育学院开展的“街头法律”项目是美国最知名的法制教育项目。这个项目最早是1971年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发起的，由一些乔治城大学的法学专业学生到华盛顿特区的高中讲授法律相关知识。项目发展到后期成立了国家公民法制教育学院，将乔治城大学的经验推广到其它地区。然而国家公民法制教育学院的设立并不仅仅是为了复制乔治城大学的实践，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是为了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他们用更简单、明确、有趣的方式阐释法律，帮助学生发展公民技能，培养对待法律及法制的积极态度。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今天仍在运行，范围甚至扩展到美国以外的地区。每个高校的“街头法律”项目都采用了不一样的运作方式，以耶鲁大学为例，可作管中窥豹。耶鲁大学中有兴趣参与项目的学生会事先接受一学期的培训，为下学期从事教学做准备。一学期培训结束后，这些新培训出来的大学生教师就前往各地中小学，他们通常在那里开设半学期课程，课程名称并不固定，大部分法律知识课程包含在公民课里，同时也会开设一些其它更为专业的课程，比如商法或美国历史等。讲课的学生一般2－3人一组，每周讲授3－4天，其余课程时间由学校的全职教师承担。兼职教师需要承担全部教学工作，包括讲课、设计和批改作业、测验以及期末考试和评分。学生的最终成绩是由学校的全职教师决定的，他们会在兼职教师评分的基础上结合平时成绩确定最终成绩。学期结束后，兼职教师需要向项目负责人提交一份报告，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描述和评价，凭此他可以换取两个学期的学分。“街头法律”项目与美国国内50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等著名高校，业务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展。“街头法律”项目网站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项目的运作资金中政府拨款份额最大，占34％，主要来自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等，其次为律师事务所资助，占29％，其它来源于其他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

（四）公民教育中心

中心通过开展调查研究以及提供教师培训，帮助地方机构改进法制教育项目的质量和效果。同时公民教育中心还致力于开发法制教育课程，计划从幼儿园开始到高中阶段结束，循序渐进地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社会与人文课程中融入法律相关内容。

（五）宪法权利基金会

宪法权利基金会是1962年成立的民间机构，也是早期法制教育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它主要为中小学阶段的多种课程提供培训和教学资料，其中培训内容包括模拟法庭竞赛、青年领袖项目、权利法案教学，课程资料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刑法、宪法修正案、商法等。

四、评价与启示

从美国的法制教育的目标来看，早期目标只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美国法律制度，普及与国家政治体制、政权组织形式有关的法律知识。作为一个新独立国家，这样的法制教育目标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国家政权，希望其政权组织形式得到民众的熟悉和认可。如文中学者们所提出的，早期的法制教育中包含着对美国当时宪法制度的信仰和盲从，并不提倡对法律进行分析、思考以及质疑。但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们意识到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存在问题的。教育学生知法、守法是法制教育的最基本功能，但法制教育的目标不应该停留于此。法制教育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培养公民责任感，社会参与意识，要充分发挥法制教育应有的功能，采用对法律条文进行释义的传统教育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当代美国的法制教育目标除了掌握基础法律知识之外，更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公民意识以及价值判断能力。从美国法制教育的内容来看，早期的法制教育内容主要为宪法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法制教育的教材内容围绕美国宪法条文及其解释展开，而且这些解释只涉及法条含义的表面解释，并未对具体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说明，更不用说在理解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考。当前美国的法制教育内容中，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的当然必不可少，但法律知识的学习本身并不会必然改善学生品德，培育良好公民，为了通过法制教育对学生的行为和态度产生积极影响，当代法制教育内容上更强调让学生理解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性的思考这些权利和义务，从而合理应对生活中遇到的道德、伦理困境。从美国法制教育的开展方式来看，早期的美国法制教育形式教条、照本宣科，教材以问答集和法律宣传手册为主，因此在教学上多采用教师灌输、学生记忆的方式。这种方式只适合用来传授法律基础知识，随着对法制教育认识的深入，对法制教育的目标和功能有了更多的理解，相应地教学方法也出现了拓展。当代法制教育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性、实用性，教材的内容应当能够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从而锻炼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使学生能够发现问题，分析相关的条件和假设，选择适当的信息解决问题并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而这种分析思维的训练贯穿在课堂教学、模拟法庭以及校内外活动中。从美国法制教育的推动主体来看，除了美国政府积极推进法制教育的开展之外，还有美国各地的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民间机构甚至个人，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参与法制教育项目的开发和实施。这种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也得益于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美国法制教育运动最终促成了美国1978年《法制教育法案》的颁布，法案规定对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法制教育项目提供资助，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机构组织的法制教育项目都可以申请获得国家资助，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下，全美律师协会、国家公民法制教育学院、公民教育中心等众多地方和民间机构纷纷推出各自的法制教育项目，形成了当前美国法制教育多层次全面发展的繁荣景象。回顾美国法制教育发展历史，有助于认识我国当前法制教育的发展水平。相比而言，我国现阶段的法制教育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目前的法制教育在目标上仍然表现为以知法、守法为主，在法律意识的培养、应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重视不够；在法制教育的内容上，仍然以法律常识的教育为主，存在内容繁杂、远离生活、形式缺乏多样性等问题；在采用的教育方式上也以法规的介绍和解释为主，缺乏互动性、启发性内容。现有的这些弊端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养成，要提高全民族法律素质，还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重新认识法制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从法律常识教育上升到法治意识的教育，全面提高法制教育的工作水平。美国法制教育经过多年探索和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其中许多方式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作者：帅颖工作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