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关系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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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众多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并主要采用了两种研究途径来讨论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第一，使用直接或间接指标来衡量大学生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并实证分析了这种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①。第二，通过考察社会资本的实际使用情况来检验其对大学生就业所起的作用。例如，胡永远等在研究中采用了“是否找了熟人帮忙”等指标来反映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使用情况②。我们认为，采用后一种研究路径是比较妥当的。这是因为，与人力资本和其所有者人身不可分离的特点不同，社会资本是大学生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即便其拥有规模很大、质量很高的社会关系网络，如果在就业过程中不使用这些社会关系，那么也不会对大学生就业结果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仅通过测量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来反映社会资本变量，并不能确切知道在求职过程中是否实际使用了这些社会资本，如果使用了，又使用了什么样的社会资本。基于上述理解，本文也打算通过考察社会资本的实际使用状况来检验其对大学生就业所起的作用。按照Granvovetter的观点，求职者在就业过程中实际使用的社会资本，可以从互动频率、感情强弱、亲密程度、互惠交换等四个维度③被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类。④研究发现，在西方国家，求职者更多地通过使用弱关系实现工作匹配，即弱关系的力量更强⑤。而且弱关系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方面；而在东亚社会，强关系的力量更强，且直接影响了职位的获得⑥。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太激烈时，弱关系有显著效用；而当职位竞争非常激烈时，往往需要通过强关系赢得竞争优势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强关系比弱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所以在求职过程中会更加有效⑧。那么，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大学生就业而言，到底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更为重要？社会资本只具有信息提供的功能还是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我们发现目前的文献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很好的回答。⑨有鉴于此，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将首先检验“关系强度命题”———强关系和弱关系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讨论大学生就业中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问题。我们推测，虽然现阶段我国的大学毕业生多数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就业，在大城市通过非血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当然占绝大多数，但是由家庭、家族等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强关系的作用可能仍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大学毕业生希望获得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岗位时更是如此。那么，如果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动用了个人的社会关系，他（她）是想寻求信息方面的帮助还是实质性帮助呢？从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实践来看，我们推测大学生应该主要不是寻求就业信息方面的帮助，而是希望得到实质性的帮助。上述推测是否正确，还需要后续实证工作的检验。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1．因变量与自变量为了全面考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本文不仅借鉴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方法，将求职结果作为实证检验的因变量，还希望通过分析大学毕业生获取工作后的起薪水平以及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类型，深入了解社会资本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所以选取了就业结果、起薪水平、就业单位所有制三个因变量。首先，按照问卷对大学生是否已找到工作的回答，将大学生是否就业作为因变量，分析社会资本对获得工作机会的影响，该变量为“已就业”和“未就业”二分定类变量，已就业赋值为1，未就业赋值为0。第二，起薪（工资）水平是判断就业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对获得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通过考量其工资水平，可以进一步判断社会资本变量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因此选取月工资作为第二个因变量，按照常规对偏态数据的处理方法，将工资进行对数转换，为连续变量。第三，因为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中，国有单位的就业质量相对较高，非国有单位的就业质量相对较低，所以除工资水平外，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也是判断“好工作”、“差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按照问卷中对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的回答，将工作单位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国有”包括党政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其他事业单位等，赋值为1，“非国有”赋值为0。自变量主要包括社会资本因素。具体来说，衡量社会资本使用情况的指标有联系强度、亲近程度、职位高度、帮助力度这四个。其中，“联系强度”指提供帮助者与被调查者联系的紧密程度，分“强”、“弱”两个类型，分别赋值1、0；“亲近程度”指提供帮助者与被调查者是否存在亲戚关系，分“是”、“否”两个类型，分别赋值1、0。需要特别指出，本文正是用“联系强度”和“亲近程度”这两个指标来共同反映关系的强弱，即我们认为与求职者之间联系很紧密的，属于强关系；与求职者之间存在亲戚关系的，属于强关系。若单独采用“联系强度”指标来测量关系的强弱，在内涵上与Granvovetter对强关系、弱关系所下的定义一致，但不符合中国的文化情境；若单独按照“亲近程度”来划分关系的强弱，其核心思想是将亲属以外的朋友和熟人都归为“弱关系”，这种测量方法在一些研究中被采用，这当然更符合中国的文化情境，但是，“将亲属以外的朋友和熟人都归为‘弱关系’，似乎有值得商榷的余地。……把朋友不加区别地视为弱关系似乎不太严格”瑏瑠。也就是说，两种测量方法各有优缺点，通过共同使用来反映关系的强弱，可以互为补充。

“职位高度”指提供帮助者的职位高低，分“中层及以上”、“一般工作人员”两个类型，分别赋值1、0；“帮助力度”指提供帮助的多少和价值，分“向有关方面打招呼”等和“仅提供就业信息”等两个类别，分别赋值为1、0。同时，为了与大多数已有文献的研究设计相一致，我们还引入了一个衡量社会资本拥有状况的指标：关系广度。该指标通过计算得出，即将被调查者提到的与其有过相互拜年关系的亲属、朋友、相识的人数加总，是被调查者核心社会关系成员的数目，也就是社会关系规模的大小，为连续变量。至此，本文将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按照实际利用状况和拥有状况细分成了两类。控制变量包括高校类型（985高校、211高校，以一般高校为对照组），所学专业（包括经济、金融、国际贸易、会计、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信息管理，以市场营销专业为对照组），民族（汉族＝1，少数民族＝0），性别（男性＝1，女性＝0），学历（研究生＝1，本科生及以下＝0）。2．模型设计本文假设只有社会资本变量和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对大学生就业起作用瑏瑡，而且本文主要检验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结果、起薪水平和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类型而言，到底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更为重要。为了解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尤其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个因素对于大学生就业所起的作用，课题组于2009年6月对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2所高校的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瑏瑢2009届大学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725份，回收有效问卷298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0％。调查采用定向抽样方式进行，均通过毕业班班主任的现场指导来实现问卷的发放和填写，问卷填写质量比较高。

其中男生占46．60％，女生占53．40％；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占比分别为81．78％和18．22％；家庭所在地为城镇地区的样本占55．85％，农村占39．58％；研究生学历毕业生占11．10％，本科及以下学历毕业生占88．90％；从学校层次看，毕业于985高校的学生占17．38％，211高校的占24．60％，一般高校的占58．02％。在专业分布方面，以会计、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占比最高。具体的统计结果显示，“关系广度”均值为45．71，这表明，平均而言大学生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是相当大的，不但远高于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拥有量水平瑏瑣，而且也明显高于我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瑏瑤。那么，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情况又如何呢？在针对“您在找工作过程中动用过周围的关系吗？”问题的回答中，有385人（占12．92％）动用过关系，并认为动用关系具有很关键的作用；有910人（占30．53％）动用过关系，而且认为有一些帮助；有316人（占10．60％）虽然也动用过关系，但认为没有帮助；有1263人（占42．37％）回答说靠自己努力寻找工作，没有动用关系；另有3．58％的人没有回答这一问题。由此可见，有超过半数的人在找工作过程中动用了关系。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表明，大学生所利用的社会资本中“联系强度”较强的占比为79．80％，较弱的占比为20．20％，说明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在更多地通过强关系寻求帮助；从“亲近程度”指标来看，寻求亲戚关系或其他关系帮助自己找工作的样本各占一半。从这一指标的统计结果来看，大学毕业生不但利用了强关系而且也利用了弱关系找工作。如果将这一结果与“联系强度”指标结合起来，可以说明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还是更多地使用了强关系；“职位高度”较高的占比为59．17％，较低的占比为40．83％；同时，有52．57％的被调查者认为通过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帮助力度”是比较大的（例如“向有关方面打招呼”、“直接决定录取”等），而另外的47．43％仅获得诸如提供信息等方面的一般帮助。总之，描述性统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在就业过程中，大学毕业生更多地通过强关系寻求帮助。同时，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帮助的关系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他（她）所提供的帮助不只停留在提供信息层面，而是更实质性的帮助。那么，这种强关系的力量强吗？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吗？文章后续部分将对“强关系的力量”进行计量检验，并作详细分析。本文利用stata10．0软件进行回归运算。

三、计量结果分析

1．社会资本对就业结果的影响：强关系的力量更强

首先来看反映社会资本拥有量的“关系广度”指标对就业机会的作用情况。观察表2模型一中“关系广度”的系数估计值可以发现，其作用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越大越有助于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其幂指数值表明，社会关系中每增加一个人则找到工作的概率会增加0．0045倍，虽然数值较小，但对于每增加一个亲戚、朋友或相识的人所能带来的就业效应来讲，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在反映关系强弱的两个指标中，“联系强度”指标的系数估计值在模型一中显著为正，表明与关系人的联系强度越大，大学生顺利就业的概率也越大；由幂指数值可知，与弱关系相比，通过强关系找到工作的概率高出0．56倍。这一结果证明，与弱关系相比，强关系对于大学生就业机会的获得产生了更为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即强关系的力量更强。值得注意的是，反映关系强弱的另一个指标“亲近程度”对就业结果的影响虽然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却为负，同时其幂指数值说明，与非亲戚关系相比，通过亲戚强关系找到工作的概率减小了0．17倍。瑏瑥这一方面说明，由于亲戚关系在大学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只占少数，所以仅利用亲戚关系寻找并获取工作的机会远不如利用其他关系的机会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更多地寻求通过非血缘纽带形成的强关系的帮助对于顺利就业的作用更大。“职位高度”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其幂指数值表明与所利用的社会关系中的“一般工作人员”相比，职位为“单位领导”和“中层干部”的关系人能使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概率高出0．21倍，这一结果与人们的经验感受也是一致的———关系人的职位越高，其拥有的各种资源的数量也越多、质量也越高，必然会对大学生获取就业机会产生显著影响。另外，虽然“帮助力度”的系数估计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符号为正，这也隐含地表明与“仅提供信息”相比，通过“向有关方面打招呼”等方式提供帮助仍然具有更大的作用。总之，对大学生求职结果的计量分析表明，强关系的力量更强。而且，如果这种强关系是一种非亲戚关系，关系人拥有较高的职位，则会进一步提高大学生顺利实现就业的概率。

2．社会资本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强关系和弱关系都不具有显著作用

模型二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衡量社会资本变量的所有指标都未对工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不管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没有对工资水平产生明显作用。这可能说明，在决定工资水平方面，人力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或者说就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来讲，人力资本因素对社会资本因素产生了替代。瑏瑦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更多是经后天培养而成，而其社会资本更多是一种先赋因素。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人力资本对于劳动力的就业实现和工资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强，社会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弱，投资于人力资本能够产生明显的经济价值。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决定机制越来越回归“新古典经济学模式”，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要由其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边际劳动生产率越高，工资水平也越高。而教育（一种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由于使劳动者自身提升了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工资自然会增长。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水平不断增加，瑏瑧这反映了教育在工资决定机制中的贡献逐渐增强。由此可以有把握地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工资水平受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那么即使社会资本因素对于大学生就业机会的获得具有显著作用，也并不能帮助大学毕业生获得一份高工资工作（因为社会资本因素基本不会对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产生影响）。不管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结论都是如此。而且，随着今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大学毕业生的社会资本对工资水平决定的影响力可能还会进一步减弱。

3．社会资本对能否进入国有单位的影响：强关系的力量更强

模型三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亲近程度”对就业于国有单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弱关系相比，通过亲戚这种强关系寻求帮助将提高毕业生进入国有单位的概率（其概率将提高0．43倍）；“帮助力度”的系数估计值在模型三中也显著为正，即与“仅提供信息”相比，通过“向有关方面打招呼”等方式提供实质性帮助为毕业生找到国有单位工作的概率更高。幂指数值显示，提供实质性帮助使得进入国有单位就业的概率高出了0．60倍。而且，比较“亲近程度”、“帮助力度”这两个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显著水平还是系数估计值和幂指数值大小来看，“帮助力度”对提高国有单位就业概率的贡献都是较大的。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从社会资本视角来看，那些获得了国有单位工作机会的大学毕业生，不但得到了强关系的帮助，而且这种强关系还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进一步，我们来比较一下衡量关系强弱的两个指标“联系强度”、“亲近程度”的回归结果：与模型一（是否就业）的结果刚好相反，在对能否进入国有单位工作的影响方面，先抛开符号正负不论，后者的系数估计值要明显高于前者，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也更为显著，说明亲戚这种强关系对于大学生能否进入国有单位工作的影响强度也更大。我们推测，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目前多数大学毕业生都希望进入国有单位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然而，国有单位的职位有限，竞争极为激烈。而且，国有单位的招聘过程也越来越公开和透明，程序上也越来越规范。因此，如果关系人要为求职者落实国有单位的工作，可能需要“人托人”，可能需要付出很大努力，花费很大精力，并且是否能成功也是关系人个人无法把握的，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如果还想增加自己进入国有单位工作的机会，就会主要寻求父母、亲戚等血缘纽带形成的关系的帮助，因为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下，父母为子女、亲戚为家族成员提供帮助，更多地是基于一种义务和责任，通常不要求被帮助者提供即时回报。他们希望并愿意帮助大学毕业生获得一份“好”工作，更好地“发展”，尽快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在日后也能为家族的后代在各方面提供帮助，以促进整个家族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亲戚这种强关系展现出更为强大的力量。总之，上述结果表明，与弱关系相比，借助强关系更能提高大学生就业于国有单位的概率，即强关系的力量更强，且直接影响了职位的获得。最后简要报告控制变量的影响。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男性、汉族、学校声誉好、学历层次高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且就业质量更高，这也印证了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在专业方面，与市场营销专业相比，经济、国际贸易、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具有更明显的就业机会优势，而经济、金融、会计、人力资源、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更容易取得国有单位就业机会。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对北京师范大学“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课题组的2009年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在我国这一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仍十分明显的“人情社会”中，的确存在“强关系”对大学生就业有更大影响的现象，这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其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是：第一，在就业信息的提供方面，要继续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保证畅通的信息渠道，以减少通过非正规方式获取就业信息的可能，给那些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平等的选择机会。第二，逐步解除户口约束，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层面为大学毕业生在城乡之间流动并实现就业提供支撑，以减轻大城市及沿海地区就业的竞争压力，从而消除因过度利用社会关系而造成的不良竞争。第三，政府应当通过适当干预来规范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尤其是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时，应当保证公开、公平和公正，切实杜绝暗箱操作现象的发生。第四，进一步发挥大学教育的引导作用，转变大学生传统的择业观念，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和到国家最需要的地区和领域工作，扩展就业范围，减少寻求社会资本帮助的必要性，促进就业公平。第五，鉴于市场规律和人情网络在转型期将同时作用于人才资源的配置，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和作为人情网的强关系将共同发挥作用，政府在引导公平就业的同时，有必要对现时的劳动力市场进行规制，减少社会资本在市场对人才配置过程中的负面影响，让大学毕业生自身的人力资本在就业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效用。（本文来自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杂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苏丽锋1孟大虎2工作单位：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2．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