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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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引发的反思议题是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演进的社会基础和发展取向，以及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目前乡村振兴背景下何去何从。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研究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农村三产融合、互联网+农业、农业多功能、消费结构转型、城乡融合发展五个方面具有极大的介入空间，在培育职业农民和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大有可为。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乡融合进程中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趋势，农村职成教育铸就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历时性视角；乡村振兴；职业农民

目前，国家对于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发展越来越重视（以下简称职成教育）。2019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自2019年起，职业院校需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包括现代农业在内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培训。鉴于此，本研究以历时性视角分析中国农村职成教育发展的“来龙”，意欲阐释农村职成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经验借鉴，探讨“当前”乡村振兴语境下农村职成教育的可能与可为，揭示未来农村职成教育持续发展的“去脉”。

一、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百年回顾

近百年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发展历经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改良运动，目的在于通过温和的改良方式实现国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进步。其中，晏阳初倡导的定县模式将中国农民问题归结为“愚贫弱私”，进而提出四大教育解决四大问题：文艺教育治“愚”，生计教育治“贫”，卫生教育治“弱”，公民教育治“私”，提高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1]。梁漱溟主持的邹平模式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失调，指出中国社会复兴的道路应从乡村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城市[2]。为此，他组建了乡农学校试图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团体生活和合作精神、锻炼乡村自治能力。黄炎培秉持农民职业教育理念，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目标[3]，并身体力行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陶行知的乡村生活教育思想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4]，实践中，乡村教育率先在南京晓庄发轫。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以“复兴乡村”为己任，在中国农村发起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终因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所限而中止。第二阶段，20世纪中叶至90年代开启的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了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国家在农村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形成了“小学不出村、中学不出乡”的办学格局，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教育成就。另一方面，通过挖农补工战略从农村找钱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最终导致没有农业发展的工业发展。“剪刀差”持续扩大的结果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三农”问题不可遏制地恶化为“三农”危机。同时，通过教育集资的方式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扫除了农村青壮年文盲。但在巨大成就的背后，则是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农村凋敝和农业衰败。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职成教育在教育内容和价值层面尚表现出浓厚的“乡土性”，但到了20世纪中后期，教育理念的“轻农”和教育内容的“去农”越来越鲜明，乡村精英争先恐后地跳出“农”门。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和市场化发展。国家在这一时期出台了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并且加大了农村职成教育的投入力度，职成教育的基础设施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变。然而，进入新世纪，农村中小学的合并浪潮风起云涌，农村学校迅速向城镇集中，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文字上移”。未能幸免的是，农村职成教育自近代以来坚守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目标距离农业、农村、农民渐行渐远，很多农村职业院校甚至停办涉农专业，职成教育和乡村社会之间脱嵌。长期的城市利益优先原则，致使中国社会出现新“农”情：农村方面，青壮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留守乡村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农业方面，高龄化、高分散、高成本、高污染、高风险的“五高”农业越来越严峻；农民方面，相较于传统小农，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终因土地等制度性约束，现代性依然难以彰显。回顾中国农村职成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承载的文化价值、政治控制和经济职能各有所异。究其根源，在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发展迄今，促使我们思考的现实议题是：第一，社会对教育发展的形塑。农村职成教育若要得到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合理的价值导向。第一阶段，农村职成教育虽有指向“社会和人”的价值取向但社会基础积弱；第二阶段的社会基础“百业待兴”，职成教育带有明显的政治导向；第三阶段的经济偏好，使得农村职成教育最终在价值和空间层面远离“三农”。那么，当前农村职成教育的社会基础及发展取向是什么？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为空间又是什么？值得考量。第二，教育是促成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第一阶段，由知识分子发起并开展的农村职成教育，缺乏国家的“在场”，因而号称乡建运动但乡村不动。后两个阶段的职成教育侧重于乡村社会建设的某一方面发力，有失偏颇且不可永续。接下来的问题是，职成教育究竟如何运用高度的知识力量影响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村职成教育的走向如何？

二、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基础及发展取向

从历时性视角透视教育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更能客观地认识农村职成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及发展取向。本研究以“拐点”事件作为划分“类别与时间”的标准：20世纪初的乡村建设运动；1953年工农关系上的“挖农补工”战略；1993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2018年一号文件的乡村振兴战略。由此，可以梳理出社会变迁中农村职成教育的社会基础及发展取向（表1）。就现阶段而言，社会基础为职成教育发展提供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致使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步下降，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支撑作用依然强劲，然而，从业者的文化素质与技术水平却整体偏低。二是城镇化的比例逐年提高，首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现象，但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这一状况依然显著，农民是边缘人群的现实没有改变。三是城乡关系沿着城乡分割→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的脉络蔓延，农村职成教育发展由乡土本位→城市本位→城乡融合的战略定位与演进趋势亦显。四是国家资源给予取向的转变，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空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势必为职成教育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三、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可能与可为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明方向。鉴于此，农村职成教育需要回应的是，怎样培育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一懂两爱”队伍，破解乡村振兴的人才瓶颈问题？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致富带头人和生产经营者，实现创新在农村、创业在农村、创富在农村。（一）农村职成教育何以可能。基于中国农村职成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进入新时代，农村职成教育在人才诉求、技术需求、时代机遇、市场领域、政策环境五方面具有极大的介入空间。一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职成教育的人才诉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以往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转变为吸引外出者返乡创业就业。我们应认识到，农业与工业、农业与城市、农业与市场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需要跳出农业看农业；农业、农村、农民的融合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晰。在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的情境下，必将对服务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职成教育产生人才倒逼效应。二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职成教育产生信息技术需求。当前，“互联网+”已渗透到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及不同环节，“指尖上的农业”即是其形象写照。城乡居民出于便捷购物的个性化需求催生了网上消费、创意设计、冷链保鲜、电子商务以及农业物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另外，以“互联网+”为载体，亦能及时掌握科技新信息和营销新商机。这些都需要职成教育设置相应的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产品设计等专业，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三是生产生态生活的并举为职成教育发展提供时代机遇。长期以来，忽视农业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片面追求农业的经济价值导致“现代化陷阱”：化学化促使生态环境恶化；单作化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连作化使得土地生命力下降；专业化打破了种养业的有机循环；环境的荷尔蒙引发食品安全[5]。有什么样的指导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职成教育秉持绿色生态理念，教育农民成为生态保育的实践者，进而转变为食品安全的捍卫者。四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职成教育发展提供市场空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呈现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的转型，关注食品质量的同时也追求农产品的私人定制。作为职成教育，依据各地不同的自然风貌，从土壤认知、绿色种养、田间管理、包装销售、物流快递等各个环节，深耕农产品市场，实施差异化经营；通过组织结构上的校企合作与运行机制上的产学研一体，肩负起专业人才的培养使命，满足消费者生活品质提高的需求。五是城乡融合为职成教育发展创造利好的政策环境。近40年来，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使得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向城市，农村土地大量转化为工业用地或非农用地，农村要素和农业资源净流出现象日益加剧。城乡融合战略的部署，显示出顶层设计对职成教育有所作为的期待。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现代生产要素投入与人力资本培育[6]。对职成教育而言，即是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振兴乡村的人力资本。（二）农村职成教育何以可为。2018年9—10月，项目组前往陕西关中J县开展实地调查。J县地处关中平原腹地，俗称关中的“白菜心”。全县下辖8个镇、134个行政村，总面积575平方公里，人口33万。人文历史厚重，区位优势明显，自然条件优越，黑（茯茶）、白（奶畜）、红（葡萄）、绿（蔬菜）“四色”产业特色鲜明，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县。J县的农村职成教育在培育职业农民和服务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1.培育对象：职业农民2016年，J县获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历经两年多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县级职教中心为引领，8个镇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骨干，134个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基点的培育网络。按照“一业一龙头、一村一园一主体、一户一人一产业”的发展思路，在县级层面主抓龙头企业，建成国家、省市级龙头企业27家；镇级层面抓示范，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68个，家庭农场76个；村级层面建园区，全县共建基地和园区123个，占村庄总数的91.8%。逐步走出一条面向“三农”的县域特色职成教育发展之路。为了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县—镇—村”三级职成教育网络针对职业农民进行分类培育。①县级职教中心主要培育农业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者和农民合作社负责人三类人员。对于农业大户，根据J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规划，突出创新思维、项目选择与培育、市场经营和管理能力的高层次培训，使之成长为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者的培育，侧重经济意识、法律知识、产品营销及物流管理等知识的培训，使之成为链接原子化小农和风险市场的桥梁。农民合作社负责人的培育，除了输出先进的合作理念、合作运营等知识，还涵盖乡村社会建设和社区治理等内容，使根植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乡村社会组织同时承担凝聚社区精神、重塑共同体意识的职责。②镇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主要培育农民技术员。着眼于农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品种，通过“专家教授→技术精英→广大农民”的推广路径，将高端的“高深知识”转译为通俗易懂的“地方性知识”，成为农业科技对接广大农民的“二传手”。③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面向广大农民，突出专业技能及实用技术培训，促使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层次和从业能力得以提高。值得注意的是，J县职业农民的教育理念正在发生“人力”培训向“人”的培育转变。随着工业化社会的效率、标准等原则渗入农业生产，越来越多地关注劳动者的工具价值，片面追逐产量与产值的“人力”贡献，一定程度上催生人的异化[7]。而J县的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同步开设的社区教育、职业道德等课程，形塑的是完整的“人”，农业生产者同时兼具产业精神与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2.发展定位：服务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涉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方面，这对职成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质量、结构提出了新要求。首先，技能培训为“产业兴旺”输送人力资源。在J县，一是对接“四色”产业，以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发展。根据农业、农村、农民实际和主导产业需求，通过送教下乡、空中课堂、田间培训、微信教学等形式开展多途径、多样化培训。二是通过职成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开发，孕育出茯茶特色文化产业、郑国渠乡村旅游产业、龙泉公社特色小镇等农业新业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明显，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其次，育人理念奠定“生态宜居”的发展内核。当农民的“生存”演化为“生活”时，农村职成教育的育人理念随之由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型，教育农民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美丽乡村的宜居性，不仅吸引城里人到乡村度假、投资，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优良的生态和精神文化产品。第三，“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内核。费孝通曾将乡土社会的秩序概括为“礼治秩序”[8]，但是，近40年来市场化的冲击，曾经根植于乡土社会的农业文化演化为“无水之源”。如何培育乡村文化人才，传承和弘扬乡风文明，践行乡村振兴的“造血式”内涵发展，J县“文化+产业”的探索模式值得借鉴。即，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形成政府、市场、学校等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的办学格局。根据县委县政府“传承历史文化，复兴茯茶产业”的部署，职教中心和县茯茶协会及8家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创建了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学校为企业输送专业人才，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基地。文化赋予产业以精神内涵，产业凭借文化提升品牌价值。第四，“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J县，一是通过县级职教中心培养乡村基层社会管理者，提高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能力和素养，为“治理有效”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二是通过社区教育教化乡民，既有传统文化中的家风家训和村规民约，也有主流文化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个层级的教育培训有效地将自治、法治和德治内化于心。第五，“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生活宽裕主要是满足农民基本的生活需要；2018年，一号文件讲生活富裕是指通过拓宽增收渠道，使得农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还应在养老、医疗、教育、低保等方面向城市社会看齐。在J县，职成教育的效应显示出农民的生活由“宽裕”转向“富裕”。J县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县域职成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独特价值：一是培育对象的普惠性。三级培训网络下沉至乡村社区，最大半径内惠及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受教育者需求。二是培育功能的适农性。农村职成教育兼具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各类人才培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有效地提升了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三是培育方式的实践性。农村职成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方法等方面均体现出产教合一的实践性特征，课堂所学知识能够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四是培育成效的综合性。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战略怎样落地？J县的“县—镇—村”三级职成教育网络，表面上看，是一个“技术下乡”过程，实则呈现的是“社会重组”，即县域经济、生态、文化、政治、社会的齐头并进与良性循环。

四、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向

党的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鉴于此，农村职成教育需要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谋图长远规划。（一）城乡融合进程中农村职成教育的发展趋势。进入新时代，面临的基本国情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而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社会现实要求城乡融合发展。对于农村职成教育而言，意味着未来城乡教育的资源要素应实现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动，城乡教育的体制机制、行政管理和政策体系等方面呈现均衡发展态势。但从目前农村职成教育的发展现状来看，“轻农、离农”现象仍然严峻。国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无论是资金流向还是政策支持都倾向于补基础教育“短板”、创高等教育“一流”，职成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弱势，农村职成教育更是“弱势中的弱势”[9]。报告适时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其中就包括城乡教育均等化发展的意涵。因此，在办学定位上，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就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及职成教育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究其本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为农业农村输送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等各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在办学理念上，职成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不仅是一项技术性工程，更涉及价值层面。“价值层面”既包括生命、生活、生长的“人”的培育[10]，也涵盖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并重的转变意图。概而言之，农村职成教育的价值取向应从片面的工具价值转向本体价值。在办学思路上，职成教育需要结合农村新情况、农业新业态、农民新需求实现有效供给，即，农村职成教育以需求为导向，实施具有本土特色的供给侧改革。在办学目标上，职成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直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教学内容和课程设计应基于城乡产业融合和社会共享而设置，进而实现农村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二）农村职成教育铸就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由过去的农业现代化转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农业是本体，农村是载体，农民是主体；乡村振兴应同时、同步实现“三农”现代化。这为今后农村职成教育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和发展路径。现代化积累期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越来越深刻地卷入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经历着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大规模地从传统以粮为主食的种植业向菜果种植和种养结合的饲养业转变，以及农业内部与外部社会结构紧密关联的转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三产融合拓展了就业口径并吸纳了更多的就业人口，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则是农民的职业分化。而农业变革与农民分化又促使农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变化，继而造成农村阶层结构分化，黄宗智认为中国隐性的农业革命造成社会构成变革——农村“中农”的崛起[11]。流变的社会机制最终导致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结构显现，预示着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农业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12]。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无论是产业融合发展、还是农民职业分化，抑或是农村社会结构巨变，任何一个节点的量变到质变，都将给职成教育提供介入空间和发展张力。从根本上讲，乡村振兴更应注重人力资本提升，只有生产者现代性的养成，才能铸就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现代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才会有人才保障。当然，这一发展路径必将是充满艰辛而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需要以发展的视角深入探讨农村职成教育的中长期规划和相应的制度设计。

作者:张 红 杨思洁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