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高等教育发展现实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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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作为人才培养与思想引领、科技创新的核心组织机构，自身必须选择差异化、多样性的存在方式才有利于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位。高等教育无法回避这种历史潮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本次考察中几所英国大学所介绍的经验证明了我原先的判断：无论是否情愿，多样性是现代大学进步的必然选择。然而，多样性局面的形成只有在系统层面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系统的多样性有赖于个体的差异化，只有具备不同特征的个体的集合才能够实现系统的多样性。

当一个国家的大学多姿多彩之时，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就一定是多样性的。换言之，多样性的教育理想格局取决于个体差异化的品质追求。多样性既有形式上的多样性，又有内涵上的多样性。中国偏重于前者，而英国偏重于后者。经过近千年的现代大学制度演进变迁，英国大学已经在政府取向与社会市场之间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组织法律地位，而不同院校差异化的学科、专业和发展策略即成为了进一步走向卓越的当然选择。但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大学都是庞大教育管理体系中的基层单位，真实的状态可以描述为“多种形态一样化”。从表面上看，既有研究型大学也有教学型大学，以及占据半壁江山的高等职业院校；既有“985工程”和“211工程”，还有省属重点，也不乏民办院校，但无论形态怎样，由于受制于高度统一的教育体制，因此，在生存与发展的竞争游戏中无不在本质上趋同于“高、大、全”的成长诉求。这种发展现实当然是由主导游戏规则和主体资源导向决定的。虽然现实来源于历史的流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必须理智地看到，合理的存在（所谓符合国情）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存在（符合大学生存逻辑）。

中国大学整体上远离卓越就是明证。在这个问题上，中英两国表达概念相同，但内涵语义相异。所考察的这些大学，无论是在办学定位上的选择，还是在学科优势上的突围，亦或是在教学科研上的创新求异行为，更接近于社会需求与内在发展嫁接之独到选择，只能取其原则，不能复制。换言之，照搬无用。进一步辨析，求同是生存的选择，而求异是发展的选择。作为教育个体的师生与作为组织群体的大学概莫能外。当个体孤立于群体之时，就有被排挤淘汰的危险，此时，趋同化成为生存之必然，而“同流合污”的潮流一旦形成，超越群体的个性化品质追求就会成为事物发展的必然。世界高等教育史证明了这一点。事物的发展总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一般而论，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三个阶段。初级阶段的特征是原始自我，中级阶段无不体现出从众取向，到了高级阶段则出现差异化选择。从初级到中级选择“趋同”是明智之举，而从中级至高级的超越，唯有“求异”能够导向新的生机，在这一阶段，多样性直接促进了卓越的表现。

支持服务

这次英国考察听到最多的字眼就是“支持服务”。从大学校长、副校长的经验介绍，到院长或行政助理的沟通话语，再到教学事务负责人、学生事务负责人、国际事务负责人、乃至科研项目负责人的业绩表述，言语之间，自然流露，异曲同工，无不强调在现代大学体系中支持服务对于办学品质和效率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影响力。在这一点上，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谓高瞻远瞩，他曾经鲜明地指出：“管理就是服务”。只是遗憾这个景象在英国大学的实践中得到了细致推广和普遍应证。这次考察的学校中，有的学校强调了现代教育技术对于教学的支持服务；有的学校强调了产学研一体对于应用科研的支持服务；有的学校则强调了管理机制对于组织运行的支持服务；有的学校强调了文化创意对于教育国际化的支持服务，各有千秋，不一而足。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学习者，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近年来，在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流活动中，大家通过母语的交叉互译，再加上同一概念词汇在不同国家使用的语境、语义差别，我们作为领导或干部的校长、院长或者学科带头人在交往中所关心的问题焦点与发达国家作为学术资源整合者和服务者的校长、院长或者学科带头人所关心的问题焦点是有着微妙差异甚至有时候是大相径庭的。认识并把握这个基准，正是现代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项目契机和生命源泉所在。

在应然的理想与实然的现实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主体其实各有其纠结。这一点，需要在交流互动之际加以注意，而在寻找合作契机的时候，主体明晰，切实把握对方的真实需求才是合作决策的关键。否则，难免一方着力于教育产业的推进，另一方却误以为是教育品牌的延伸；一方其实在意文化渗透，另一方却以为志同道合；一方言行的动机在于教育内涵的责任担当，而另一方言行动机却在于干部任期业绩的责任担当；一方以为理所当然的教育准则，另一方却在实施时障碍重重……。所有的交流都是有益的，而所有的交流转化为合作项目的时候，都必须充分认识到语境之下是语义的差异，语义之下是教育形态的差异，教育形态之下是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差异。从理论上辨析，管理一词其实由“管”与“理”整合而成，文化组织的管理艺术在于重“理”而轻“管”。只有理才能“理活”，而管只能“管住”。科恩和马奇（Co－henandMarch，1974）在对美国42所大学实证研究和思辨的基础上提出的经典论断指出：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organizedanarchy）。有鉴于此，提高大学组织管理效能的关键正是“支持服务”。如若以此衡量对照，中国大学的“管”的概念过于强大，“理”的概念过于虚弱，中国高等教育的组织管理可谓壁垒森严，其结果就容易使得以教育科研为主轴运行逻辑的大学成为负重蹒跚的官僚组织。进一步的讨论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待于另文深入。一般而论，系统的支持服务在宏观意义上包括校内、校外两个层面；中观意义上的支持服务涉及到教研服务系统和行政服务系统两个维度；而微观意义上的支持服务少不了硬件与软件等诸多条件。简而言之，全方位、灵活多样的支持服务是内部管理体制和当下运行机制的灵魂所在。中国大学在这个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臂之距

高等教育多样性格局的形成离不开教育体制机制以及社会发展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作为前提条件。但由谁决定多样性的选择呢？不同的办学抉择动因源于主体还是客体，行动发自于主动还是被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牵涉到政府与大学间的互动关系和相关作用方式。多样性的高等教育由多样性社会环境的包容与需求决定，而在多种社会关系之中，政府角色至关重要，首当其冲。因为一个国家主流的大学教育发展方向基本上就是政府宏观管理取向调控的结果。在中英高等教育多样性主题研讨会上，来自英国大学联盟集团的WilliamHam－monds和几位英国同仁反复强调了一句我们多次在文献中看到的而在现场尤其让我大为触动的话，即政府对于大学的管控永远必须保持“一臂之距（anarm＇sdis－tance）”。不同办学主体的差异化定位无不基于三个动因：一是政府政策的牵引；二是市场功利的牵引；三是教育者秉持价值的牵引。于是，多样性和差异化的品质诉求是在社会发展机制与政府制度规制之间不同办学主体博弈的产物。因此，在良性的社会文化发展生态中，要实现多样性的教育格局，政府作用的发挥只能够是“允许”而不是“规定”。换言之，多样性是“放”和“促”的结果，而不是“管”和“控”的结果。进一步分析，自组织机制的形成是多样性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一所大学就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其本身会对于社会发展状态产生自组织回应，或进或退，或左或右，或数量或质量，本无需外部操控。这个大学愿意发展单一学科，那个大学要综合化；这个大学试图与另一所大学合作办学，那个大学想独辟蹊径自成一体，各有其动因。如果一所大学误入歧途，远离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轨道，违背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一般都是不恰当的资源配置体系惹的祸。资源导向哪里，大学的行动就会跟到哪里。然而，外部资源的获取直接与大学的学术自由息息相关，正如哈罗德•帕金所言：“当大学最自由时，它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却最不自由。”因此，其间存在着博弈———要眼前还是要未来，要精英还是要大众，要公平还是要效益，要做大还是要做强，要适应众生还是要引领众生？无不成为现代大学在决策天平上的砝码。最终，这个砝码是由大学自主选择的还是由外力胁迫的，成为决定大学发展品质的关键。

教育品质由大学自身的作为所决定，但大学的作为却深受所在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影响。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动因莫过于政府，但是不同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作用方式却是天壤之别的。明智的政府管教育，管公平，管调控，致力于培育出学校自主自立、优胜劣汰的文化生态；而不恰当的政府行为就是管学校、管人、管事，直至深入大学的每一个细胞管评奖、管项目、管上课、管实验……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非本职的、与教育学术无关的间接消耗将成为大学生存与竞争的最大成本。换个角度说，大学的社会公平责任与政府对于大学社会责任的调控，是通过“大系统”的机制平衡来实现的，并非直接指挥干预。比如，本次考察中UniversityofWarwick的介绍人就提到，政府在同意提高学费标准的限制性条款中明确规定了学校必须承诺招收更多来自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以为前提。大学的办学品质是所有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共同的追求，效率与公平兼顾也是现代大学必须面对的发展责任，但责任与品质的共同保障无不来自于个体、组织、政府与社会各个方面。所以各适其位、角色明晰，平等互补、协调共进才是高等教育政策与制度设计的关键节点，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各得其所。

当下，国际交流与合作蔚然成风，势不可挡。在高等教育领域，共通的教育文化理想是大学国际化的构成要素与根本动因。正因为文化组织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不同国度的高等教育交流才有了共通的话语平台和交流对接的合理性。不同的文化源流，如能够相互启示，则可以相辅相成。然而，除了友谊的加深与信息、做法的相互了解之外，理性的审思亦须同步增强，否则，难免桌面喧嚣而事后冷场。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互动过程中，表面概念之下的真实文化语义才是国际项目对接合作的关键节点。为此，东西方文化仍旧需要相互遥望，伺机对接，边界交汇之地往往存有多样性教育繁衍生长的肥沃土壤。这次英国之行最深切的感受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大家都做同样的事业，但一个组织能否安心地做事情是体制决定的；而能做到什么样的状态，能否成就卓越却是个体能力决定的。

作者：董云川单位：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