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艺术设计教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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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和大学重心的下移，高等设计教育才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但中国当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既有我国特殊国情的背景，又在发展广度和时间深度上落后于西方，包豪斯所代表的现代西方设计观念和构成理论虽被引入了我国的设计教育体系，但这一体系还并未在较深的层次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文化精神、技术哲学及经济制度相结合，更多地沦为商业利润和脱离了人文内涵的技术语言的表层表述形式。在这一意义上，我国设计教育领域面对的问题和包豪斯时代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在此时重新解读包豪斯，对于探索当今中国设计教育领域的发展方向，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历史的眼光看来，一种伟大思想或理念的诞生，必然包含了经验的积累和时代的契机，20世纪20年代初期，正是西方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世界秩序和人类理性进行再思索的一个重要时刻，西方现代哲学的许多重要转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对于创立于1919年战后德国的包豪斯而言，其从事的设计和教学活动实质是在工业领域对人和物之间地位与关系的一种探索性实践。包豪斯坚持以“人”作为工业设计的基本目标，以此为结合点整合在设计中工业技术和美学艺术的相互关系，并同样以此为目标建立起其理想化的设计生产与教学组织。包豪斯的发展历程，通常被研究者分划为三个阶段，这种划分的意义，不仅在于标识了包豪斯办学历史所经历的时空转移，而更在于指示了包豪斯对其设计哲学基本认知的自我扬弃。

早期的包豪斯带有“工艺美术运动”的理想主义,而在德绍时期,随着创立者格罗皮乌斯思想的转变和迈耶就任第二任校长，这种理想中与时展方向不符的部分被社会的现实需要所取代。但是早期包豪斯中对于通过设计教育建立美好的人类生活环境和满足身心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初衷并没有改变。与这种理念相对应的，是包豪斯所采用的教学、研究、实践三位一体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这一教育体系，在西方的现代设计教育中被普遍地采纳实用，以教学为研究和实践服务，以研究为教学和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以实践为教学和研究提供验证，同时也为教育本身提供可能的经济支持，形成在认知、实践和实际运作之间的良性循环。我国的当代高职教育，虽然在体制上对此有所参考，但限于教育资源的短缺和教育目的的功利性和工具化，体系建设的深度不足，表现在设计类教学中的具体弊端便是课程设立的目的模糊、理论薄弱而使制作失去指导性、缺少创造力等。学校教育并没有达到社会或者市场需求的标准，对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理应由学校完成的教育，但事实上是由大量的中小企业代替学校完成了。包豪斯曾设立过多个专业作坊，在作坊内传统课堂中的师生界限模糊了，以师傅、技师、学徒为身份，通过合作使进入作坊的工作者学习并掌握教学中所要求的专门技能。作坊的设置，使学生可以接触外部世界，防止大学变成孤立封闭的象牙塔。许多先进的当代大学，在包豪斯式作坊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扶植工作室教学，从教育和经济两方面考虑，都是有益的尝试。通过工作室这个特定教学窗口与社会接轨，了解社会的需求，使教学、研究、实践一体化，创造一个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实践环境，培养社会需求的设计艺术人才。

包豪斯面对的是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而今日的社会，已走向后工业的信息时代，但设计仍然是将艺术创造力和物质生产技术相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设计师作为这种特殊生产活动的主体，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在不同的设计领域，既有共同或相似的基础知识技能，也有各自侧重的方面，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化，时刻对设计师提出新的要求。在包豪斯的时代，其教学内容中早就加入了材料、物理等与设计横向联系的课程，学生还需要学习合同、承包等管理和运作知识，使学生能充分满足时代的需求。但今天我国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教学中，因为师资和课时安排等诸多条件限制，涵盖各类专业课程已属不易，几乎难以顾及这些关联教学，造成培养对象最终在知识结构、文化修养和艺术层次上难以达到市场的高要求。大量高新技术的出现，使设计业时刻处于更新之中，特别是设计中非物质要素重要性的上升，要求设计师必须具备更合理和广泛的知识结构与更灵活的学习能力。当今时代对设计师提出的要求，当然已有异于包豪斯的时代，但包豪斯注重培养设计师综合素质的教学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并未过时。要培养出符合当今社会和市场需求、并能适应时展变化的设计人才，我们的高职艺术设计教学必须在深度和广度上加以拓展。

作者：何颖单位：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