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安和民族音乐观现代性转换
时间:2022-08-01 08: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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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安和是中国近现代琵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与突出贡献。文章以中国民族音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为视角,通过剖析曹安和在琵琶演奏及教学、民族器乐记谱法、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分析促成其音乐观形成的客观因素,继而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对曹安和音乐成就的总结。
【关键词】曹安和;琵琶艺术;民族音乐理论;现代性转换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文化逐渐渗入到中国本土,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面对“欧洲中心论”与“国粹派”的局限性,文化融合的观点为中国近代音乐发展指明了方向。代表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逐步向现代转化,其中不仅包含了“国乐导师”刘天华的开创之举,还包括了其学生曹安和对国乐改革思想的践行。步入近代,受西方女权运动思潮、维新运动思想影响,少数中国女性开始萌发自我主体意识,曹安和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参与到新式教育与新音乐中。中国新音乐起步阶段,她毅然选择学习民族乐器,继承国乐大师刘天华衣钵,成为北京唯一一位女性琵琶演奏家,积极进行琵琶教学活动。曹安和是20世纪中国女性音乐家的杰出典范之一,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少有的音乐表演兼理论研究复合型人才,其自身发展经历及艺术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一、现代琵琶演奏艺术的传承者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音乐运动蓬勃兴起。对于民族音乐发展方向问题,刘天华一辈做出了成功探索,并开辟出一条可行道路。作为刘天华的弟子,曹安和秉承中西交融的音乐思想与主张,积极开拓民族音乐发展,以自身特长向西方人传授中国民族音乐,实现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相互融合。曹安和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女琵琶演奏家[1],上世纪30年代已颇具名气。她的琵琶演奏技术绝非一蹴而就,幼年开始学习琵琶,并奠定了扎实的演奏基础。后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随国乐导师刘天华潜心钻研琵琶演奏[2]。曹安和深得刘天华真传,不仅是具备高超的演奏技艺的刘氏嫡传弟子,而且成为继刘天华之后崇明派优秀的传人。此外,曹安和博百家所长,悉心钻研其他流派经典曲目及演奏风格,如平湖派李芳园的《平沙落雁》《霸王别姬》、华秋萍一派的《海青拿鹅》《汉宫秋月》等。上述之全部经历,恰恰是她成为琵琶大家的根本原因[3]。作为民族乐器演奏家的曹安和,延续导师刘天华的音乐思想与主张,积极推动琵琶艺术的广泛传播,且思想进步开明,对西方音乐文化采取包容兼收的态度,不吝向外国人传播中国民族音乐精粹。1934年4月,美籍俄国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曹安和在欢迎音乐会上弹奏了中国传统琵琶武曲《十面埋伏》。齐尔品被其精湛技术所折服,遂拜师学艺。后因齐尔品意识到短时间内无法做到用高超技巧演奏琵琶,改成听曹安和弹琵琶,观察领会琵琶丰富多变的演奏技法,后促使他完成了钢琴曲《敬献与中国》,这一模仿琵琶轮奏声音创作的幻想曲(作品52号《音乐会练习曲》第三首),将琵琶的轮指用钢琴模仿出来,使音乐具有鲜明的中国音乐风格。曹安和任教期间,捷克留学生伍康妮也曾跟随曹安和学习琵琶演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曹安和教授的第一位外籍学生。此外,作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上世纪50年代起,曹安和经常为外国友人演奏琵琶,如1947年,应中英文化协会邀请,她在南京举行琵琶独奏音乐会。从客观角度看,曹安和的对外琵琶教学与表演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在进行一般的艺术活动,更重要的是在向外国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方面,彼时的中国新音乐处于起步阶段,亟待了解和借鉴外来音乐元素,齐尔品的到来鼓舞了当时的中国音乐界,客观上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并引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钢琴作品创作的热潮,中国钢琴曲创作的最初成果由此产生出来[4]。另一方面,齐尔品从中国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元素中汲取给养,将中西方音乐进行有机结合,创造出带有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的钢琴作品。齐尔品吸取借鉴了琵琶独特的演奏技巧,并将琵琶音阶的旋律运用到钢琴上,对于中国音乐对外传播产生积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近代早期中西方音乐家在音乐创作方面的一次碰撞,更是中西方音乐交流与融合的成功经验,对后来的中国音乐发展具有深远影响[5]。
二、现代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奠基者
20世纪下半叶,曹安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从近代第一位女琵琶演奏家转变为同辈人中唯一的女性民族音乐理论家[6]。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传统音乐,涉及古乐谱整理、民间乐器介绍、传统乐曲研究、音乐家传略等领域。(一)实现琵琶记谱法的现代性转换。回顾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历史,师徒间传授技艺的方式大多采用口传心授。音乐作品的延续更需要创作与记写,曹安和深知中国民族音乐事业面临的危机,因此,琵琶曲谱的保留与传承更是意义非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20世纪40年代起,曹安和着手琵琶曲谱整理工作。1942年,她与杨荫浏合编出版《文板琵琶十二套》;1954年起,曹安和又与中央音乐学院琵琶专业教师李松庭合作,先后出版《霸王卸甲》《青莲乐府》《夕阳箫鼓》三曲;1955年1月,出版《十面埋伏》琵琶独奏曲;1978年出版琵琶独奏曲《大浪淘沙》《龙船》;1990年出版《汉宫秋月》(陈泽民译)曲谱等。上述曲谱中,除《大浪淘沙》《龙船》是用简谱记写外,其他均采用五线谱。在《文板琵琶十二套》中,曹安和与杨荫浏大胆采用工尺谱和五线谱,详细记写旧谱与实际奏法两种效果,并加入表明板眼和音的记号,开创了用现代音乐学的科学方法整理传统琵琶乐曲的先河。长期以来,中国民间使用竖写的工尺谱,虽然标注了板眼,但音符时值无明确记载。一首曲子通常需要表演者根据记忆与理解来唱奏,不利于作曲家精神创作成果的完整保留。自刘天华起,就开始了改进工尺谱记谱的探讨,并借鉴西洋五线谱的记谱方法,科学地在工尺谱上增添了时值线、附点、休止等符号[7]。曹安和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而开始中国近代新式专业音乐教育,了解现代五线谱的优越性,用西方五线谱记写中国传统音乐,不仅有利于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接轨,更有利于改革工尺谱记谱过程中缺乏节奏、音长时值的弊端。作为中国传统乐器中的代表,琵琶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且具有扎实稳定的社会基础。然而,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音乐思潮,将琵琶和二胡民族乐器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经过刘天华等人的国乐改革,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口传心授的传统教授方式虽然可以很好地存续一派演奏技法的精髓,但乐谱的不完善不利于曲目流传范围的扩展,尤其是音乐本体的完整保留与技艺传承。曹安和深知自己任重而道远,遂继承恩师衣钵,为民族音乐的延续和传承殚精竭虑,将曲谱的保存视为重中之重。她规避简谱及工尺谱在记写音乐上的缺陷,利用五线谱尽量保留音乐之精髓。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记谱方法相结合,既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延续,亦是其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音乐主张的体现。(二)采取现代手段整理中国古代曲谱。曹安和以戏曲、合奏两方面为主要研究领域。在梳理此类成果时,笔者发现曹安和的名字大多与其他人联在一起。这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特征,早期中国音乐理论成果大多是共同署名,这鲜明反映出集体归属的时代特性。戏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与杨荫浏合辑《关汉卿戏曲乐谱》《西厢记四种乐谱曲选》;编著《现存元、明、清南北曲全折曲谱目录》等。其中,《西厢记四种乐谱曲选》所选为近代已不演唱的《董西厢》《北西厢》《琵琶调西厢记》和《西北厢弦索调》这四种乐谱的集成,为此类作品后续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现存元、明、清南北曲全折曲谱目录》中,曹安和梳理了27种曲谱,对繁杂凌乱的折子戏深入考证,以作曲家为纲、剧本为目的形式合集出版。书中附有剧名、剧作者、折目索引等内容,十分详尽,便于使用查找。曹安和为戏曲研究提供了一部工具索引书,为该艺术形式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她为统计戏曲工作走出了第一步,既是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古典戏曲向现代化形态转变提供了物质保障。古代合奏曲谱方面以《弦索十三套》最为突出,该书谱的出版过程足以代表曹安和对民间音乐研究的严谨态度。1948年,曹安和从上海藏书者手中得到了《弦索十三套》手抄工尺谱本;1952年又得到陶君起祖传抄本《弦索备考》,凭借多年的音乐表演经历和深厚的传统音乐内涵,以及敏锐的洞察力,曹安和意识到这部古籍的价值。经过前期大量研究铺垫,1955年,她与简其华将《弦索十三套》译为五线谱,并对曲目的历史渊源、版本、演奏指法、符号解释做出详尽说明;后撰写了《弦索十三套派生出来的几种伪乐谱》一文,对该乐曲的各版本与伪造书名进行了解释;1985年,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演奏家们开始排练该作品,曹安和已是杖朝之年,仍担任艺术顾问;1986年1月,《弦索十三套》首演大获成功。经过曹安和长达40年的不懈努力,这部埋没近200年的传统器乐合奏曲终于重获新生。(三)利用现代手段抢救民间音乐瑰宝。曹安和对民间音乐的研究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在吕骥(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李元庆(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部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下,曹安和随杨荫浏,带着新买的钢丝录音机开始了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及研究,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收集民间音乐的采录者。曹安和与杨荫浏等人对中国民间音乐的采录工作是开创性的,他们用现代技术手段抢救了濒临灭绝的音乐珍宝,并将其转换为物质材料。主要成果有《单弦牌子曲选集》(与杨荫浏、文彦合编)、《单弦牌子曲资料集》(与杨荫浏、文彦合编)、《苏南吹打大套器乐合奏曲》(与杨荫浏合编);《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与杨荫浏合编)、《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与杨荫浏合编)等。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对民间艺人华彦钧作品的采录及出版。经杨、曹二人合作,完整采录阿炳演奏的琵琶独奏曲《大浪淘沙》《昭君》《龙船》和二胡独奏曲《寒春风曲》《听松》《二泉映月》共6首民族器乐独奏曲。如今,《二泉映月》蜚声国际,殊不知曹安和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由于钢丝录音机无法长时间采录,每次结束录音后,曹安和都要迅速准确记录和整理音乐,无论是音符记写、指法标注,还是音乐表现风格等方面,都十分详尽,符合音乐本体原貌。因此,该谱版被视为《二泉映月》的唯一蓝本[8],故沿用至今。在这一活动的影响下,国内掀起了收集、发掘、抢救和整理广大民间艺人及作品的热潮[9]。正是由于杨、曹二人的先导性探索,引发了现代音乐工作者思考与大规模的“音乐抢救”运动。纵观历史,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具有再生功能,内部表现为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外部表现为与外来文化交流并进行滋养。步入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阶段,面对中国悠长历史的传统音乐资源,曹安和深入研究其艺术价值,立足现代音乐实践规律、顺应时展潮流,逐步践行中国优秀传统音乐遗产的现代性转换。结语曹安和的一生,恰逢中国社会经历巨大转变的一个世纪,历经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三个时期,见证了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从苟延残喘到生机盎然。她秉持着兼容并蓄的音乐观,继承传统并发展传统,对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有着基奠意义。首先,她所受教育体制正是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缩影。她就读并工作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女子大学,也是最早在女子大学开设的专业音乐院系。因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该校5次易名,甚至遭遇停办危机,反映出20世纪中国新式学堂的曲折发展历程。而曹安和坚持完成学业并留校任教,是新式教育培养的成功典型,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代音乐专业女大学生中的佼佼者,更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成功代表,使20世纪初中国提倡的美育教育开花结果。其次,她实现了传统乐器演奏到现论方法的成功转化。
曹安和的音乐事业大体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主要集中于演奏和教学,跟随恩师刘天华学习、工作,秉承崇明派琵琶的精髓传承技艺,使琵琶这件曾经辉煌又被埋没的民族乐器重获新生;20世纪下半叶,在杨荫浏的引领下,将自身优势和专长合理转化,把实践提升为理论,成为中国最早一代民族音乐理论家。曹安和开创性地借鉴西方五线谱记谱法翻译和记写民族民间音乐曲调,在着力保留音乐原貌的同时,以现代方法转化中国传统音乐遗产,使其顺应现代化转换后的世界音乐发展潮流。最后,她体现了中国女性社会属性的现代化转换。古往今来,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步入近代,人们虽剪了辫子,思想逐渐开化,但深到骨子里的封建思想根基是难以立即斩断的。在社会思潮变革的大环境下,女子都期盼朝着安身立命的大好人生迈步前进,却在很多方面受到非议、鄙夷甚至是指责。虽然允许女子进入新式学堂学习,但选择音乐专业学习的寥寥可数,即使在开明的家庭也会遇到某些阻力。回看中国近代音乐历史,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为民族音乐复兴而奋斗的音乐家屈指可数,封建传统思想在某些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女性在专业音乐道路的发展,女性音乐家更是凤毛麟角。曹安和以其开明的思想和敏锐的艺术思维,在开化不完全的时代成为北京唯一一位女琵琶演奏家,不仅是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更是20世纪中国女音乐家的先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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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馥嫚 单位: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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