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图像学下少数民族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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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图像学最初兴起于西方国家，20世纪70~80代引入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音乐图像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音乐图像资源数不胜数。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的音乐图像学学科发展迅速，研究硕果累累，受到了音乐学届的更多关注。王玲博士《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一书便是音乐图像学新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从以下几点对本书进行解读。

一、以图像阐述历史，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新范式

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以山居民族为主，大多数的山居民族都有着相似的共性，即他们的语言系统里有着固属于本族的“方言”语调，但从“方言”发展成独有的文字形式较为困难。他们音乐生活的资料从文献史料上几乎无从考证，只有一些文献零星散落着只言片语。因此，少数民族会用其他方式记载传承着他们的音乐生活，就如有关音乐生活的图像，来记载阐释他们的音乐历史，记录着关于音乐生活中的大事件，就像歌谣一样，传载着少数民族艺术智慧的结晶。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生活历史，对音乐图像的考察、梳理工作就凸显出来了。既要用音乐图像学的方法论对音乐图像本体进行钩沉爬梳，又要以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成果验证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发展的问题。在“音乐图像学”学科的学科研究框架下，用严谨、细致的专业视角从新解读“云南音乐图像”，不仅对我们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文化有着重要意义，而且构成整个云南地域音乐整体发展版图的一部分。云南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音乐图像资源种类丰富，历史上流传下来众多图像资料，有着各自的民族特色。有学者对云南某些民族的音乐图像进行研究梳理，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如此全面系统的对云南地区的民族音乐图像进行研究及学科理论建设，是这本书的亮点所在。因此，王玲博士的《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为地方少数民族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攻营拔寨”。众所周知，音乐的兴衰起伏与历史的浪潮息息相关，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着极具特色的脉络主线，或明暗交替，或跌宕起伏，这也赋予了音乐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特殊气质，强烈且独特。对于历史阶段的划分，是研究史学的重要问题。关于云南音乐图像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时间节点的划分。这对于研究云南民族音乐图像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对云南历史上遗留下繁多的云南音乐图像资料，敏锐的发掘出云南各民族共有的传承线条，结合文献记载史料，参考前人对清代以前云南艺术的分期，把云南各族各时期所保存的音乐图像资料进行了细致的爬梳分类，清晰地划分出具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最早可追溯到史前时期，并以战国—西汉、（东）汉晋、南诏（唐）大理（宋）、元明清五个乐舞文化时期为主要研究主体，对其进行详尽的梳理、研究。此外，作者在论述云南民族图像历史发展的梯度时，在五个时间节点中分别加入了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的典型个案。这种典型案例研究的方法，是对云南民族各时期整体音乐图像研究的相互印证，让读者更为清晰、直观、具体的了解音乐图像个例的研究成果。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见证“图像学”如奔向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

二、引入西方学理，建树中国音乐图像学原理

无根浮萍，何以成苍苍巨擘？没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何来琼楼玉宇？搞学问研究就是如此。书名为《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因此音乐图像学的学科基础理论的建构也是这本书的亮点。每一门学科的达到“百花齐放”的地步都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学科的发展需要时间的沉淀与积累。自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音乐图像学传入我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因此中国的音乐图像研究还有诸多领域需要探索。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音乐图像学”学科的研讨会、年会召开次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使得“音乐图像学”越来越具有号召力。2013年，来自美国、瑞士、台湾等国家地区的艺术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中国音乐图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在徐州举办了“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2016年10月，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了“第十四届国际音乐图像学会暨第三届中国音乐图像学年会”，全世界10余个国家7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这些学术会议的成功召开，是对中国音乐图像学传播的大大促进。现阶段音乐图像学蓬勃发展，但是其学科建构还是相对薄弱的，以现有文献来看的话，关于学理建设的著作聊聊无几。成体系的音乐学学科，应从学科的基础理论的建构来阐述。学科基础理论的构建，是支撑学科树立的骨架，是进行学科研究的第一步。对于学科理论构建的问题，本书的第一章用五个部分来论述，一步步搭建音乐图像学学科的轮廓框架。作者首先对音乐图像学的概念界定。对“音乐图像”本体进行解读，对图像影射的内容进行研究，指出音乐图像的研究意义及对出土文物“图片”描述的差别。其次，对音乐图像与音乐图像研究及音乐图像学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严谨地论述，划分三者的殊同界限。对音乐图像、音乐图像研究、音乐图像学三者的研究现状以及前瞻发展动态的整体把握。这不仅仅是云南音乐图像研究的范式，更是推动了音乐图像学学科的整体建设，完善、扩充音乐图像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音乐图像的研究更为深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熟练地将西方理论较全面的引入，借鉴西方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例如是音乐图像学西方经典的文献，书中多次引用。这体现英语能力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与辅助性。作者身为英语语言专业文学硕士，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使她能够无障碍直接阅读有关的英文资料，查阅英文典籍。从而能够时刻关注国际新学界动态，吸收、借鉴最新的理论成果。

三、兼收并蓄，“跨学科”的研究视野

音乐图像学作为中国音乐学学科的“后起之秀”，近年来发展迅速，学科思想不断渗入音乐学研究的多科领域，“跨学科”的交流与融合的之势愈不可挡。《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就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因为研究对象较为特殊，是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图像的研究，因此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涉及音乐学研究的多个领域，与音乐考古学、音乐史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交流密切，建立起了横跨诸多学科的互通桥梁。首先，音乐图像学与音乐史学交叉构建起十字交错的研究框架。音乐史学侧重研究于已经发生过的、各个时期的音乐事件。音乐图像学则注重对原生性音乐图像的研究，横向的考察当时的音乐事件。本书从纵横两个方向构建一个相互跨越的坐标系，以历史角度，纵向与横向的结合，沿着历史的发展的脉络，探寻云南地区音乐发展的进程。此外，图像学与音乐史学的学科交叉，为推动云南地区的“区域音乐”发展而助力。“区域音乐”是近年来音乐理论界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音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方向。在“音乐图像学”的语境中，也存在着“区域性”的现实问题。在不同区域间相互依存关联，又各有不同的音乐历史中，这种“跨界”的方式为音乐图像学的“区域”研究探求提供更为广泛和深入研究的新路。《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从考察对象上看，一方面既有考古出土的音乐文物的图像，又有传承保存下来的的音乐图像，因此，对于资料的收集，就要与音乐人类学相互结合，充分应用了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并收集获得一手资料。其中，“田野工作”是最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即在田野工作（实地调研）观察体验所研究的音乐文化并收集资料，对所观察的音乐事件乃至音乐本身进行分析。尽可能的把考察工作做得殷实厚重。对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资料不足的缺憾，考察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图像是行之有效、必不可少的手段。实地考察工作做得越充分，所收集的材料越翔实，这是本书写作的坚实基础。这与传统的民间音乐研究侧重的“采风”形式不同，作者的田野考察工作的重点是对原生性音乐图像的收集，并且对音乐文化及其相关的文化背景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本书具有一定深度的原因尽在于此。

四、结语

《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一书规范了用图像“说话”的研究方法。以现如今的研究成果来看，这本书是近年来最新的研究成果，其理论构建无疑是最为严谨与规范的。在王耀华先生所编著的《音乐学概论》一书中，“音乐图像学”这一部分内容，也是王玲博士参与编著的。也只有把音乐图像研究整合、纳入学科体系下，归位于音乐学学科的分支学科，有了学科理论体系的支撑，音乐图像研究才能“理直气壮”，更有“底气”。此外，针对本书的写作内容，个人提出一些想法与见解。在本书中，作者对大量音乐图像进行解读，但是我们在研究音乐图像的时候，可否站在更为宏观的视角，放眼全球，对同时期文化层的其他地区音乐图像进行横向的对比研究。这种“地域”连“地域”的考察，不仅能全局、整体的把握音乐图像资料背后隐藏历史线条，还能够“查漏补缺”，对某一地区的图像资料的准确性进行多重验证，最大限度的缩减音乐图像解读的偏差，防止“只靠图”“说话”的片面性，从而提高音乐图像研究的准确性。我认为这点是需要在书中体现出了的。最后，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行为，王玲博士亲力亲为，向我们展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的学科如何进行构建与研究的，以如此翔实的书籍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别开生面的音乐图像景象，不禁为作者学术研究的奉献精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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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小妹 单位:郑州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