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王光祈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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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新知浸润而振翅高飞

在北京求学期间，王光祈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成长。在京求学期间，他就供职于清史馆，担任多家报纸的记者、编辑，与同时代的人一样，试图以自己之志开民智，为中华之崛起燃烧自己。在他从中国大学法律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之时，也就是1918年，尚未爆发，但新文化风潮已经在神州大地涌起。在东西文化的激烈交锋中，他结识了、陈独秀等时代风云人物，步入了与求学生活完全两样的社会活动之中，而他的眼界也为之大开，目光更为深邃。当爆发，经历了、陈独秀等人的思想洗礼的王光祈参加到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群众游行示威队伍之中，并以记者身份向报社提供的游行情况，使五四的火焰流布川蜀大地。在1919年7月，王光祈与等人在京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出任学会执行部主任，先后推荐、赵世炎、、恽代英等有志青年加入学会。后来，他又与、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在京沪两地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组织热血青年一起探索改造中国，振兴民族国家之路。在中西文化论战的硝烟中，在中国急需学习国外思想、文化、制度的时代氛围中，王光祈远渡重洋，留学于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试图通过观察一战后德国社会经济的复兴而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找寻新的发展道路。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初刚从川蜀大地来到北京古都的模样与神采，他虽然在德期间还兼任《申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驻德特约记者，但他已经把目光放在了政治经济学，并试图从中找到振兴中华之路。在德期间，他撰写、翻译了政论著作《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三国干涉还辽秘闻》等著作。但这似乎都与他日后的音乐家身份毫不相干。但源于他与生俱来的对音乐的爱好，对中国社会的眷恋，对中国社会的特长的体认，对修养的钟情，以及内心深处的对“人类的全体改造”的宏愿，使得他最终放弃曾经的法律、新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活动，而进入音乐这一能提升人的修养，能最温和而有效地实现对“人类的全体改造”的天地。何况，他在醉心于川剧的中学时代就尤为喜欢田园诗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这些美丽的词句组合演绎出来的迤逦风光又何尝不是音乐的另一种形式？

二、异国他乡沐浴音乐强光

离开了国内轰轰烈烈的生活而身居异国他乡，王光祈整个人似乎安静了下来。他回到了童年的生活，那种有音乐相伴的生活。德国曾经养育过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瓦格纳等等著名作曲家和音乐家，这里有着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旋律和歌剧。他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心灵的家乡。音乐的强光把他内心的阴霾驱散，带给他早春一般的阳光。1923年，已经是王光祈在到达德国的第三年。此时，他已经改学音乐一年，并从私人教师那里学了小提琴和音乐理论。这一年，他进入柏林一所音乐专科学校正式攻读音乐理论。四年之后，他考入柏林大学攻读音乐学，师从E.M.von霍恩博斯特尔、A·舍尔林、H·沃尔夫和C·萨克斯等教授。1934年，他以《中国古代之歌剧》（今译《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成为最早在欧洲为中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学家。在德国期间，他学习了音乐和乐器知识，并在向国人介绍德国音乐、欧洲音乐的同时，向德国介绍中国古典音乐，把东方民族音乐和欧洲音乐穿插在日常生活和思考的轨迹中，他甚至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曲，让音乐的力量注满全身，让民间艺术纳入自己宽广的视野，让音乐的强光抚过心灵的每一寸土地和思想的每一个角落。

三、沟通古今中西而著作等身

自1923年起，王光祈依据中西音乐比较的理论研究进路，出版了16种音乐专著和一系列音乐论文。这些著作包括《德国人的音乐生活》、《德国音乐教育》、《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西洋乐器提要》、《西洋制谱学提要》、《音学》、《对谱音乐》、《西洋名曲解说》和《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国乐制发微》、《中西音乐之异同》、《东方民族之音乐》、《翻译琴谱之研究》、《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和《中国音乐史》等，沟通中西音乐，沟通古今音乐。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之中，受到时代境况的影响。王光祈在深入研究中西音乐，沟通古今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时代赋予他使命。虽然，他在期间走上北京街头，传播五四新思想，但事实上，他反对以政治运动这样剧烈的方式改造社会，走以音乐之力改造个人，再改造团体，进而改造社会、唤醒民族的道路，希望借助于音乐的力量改造民族的生活，复兴民族之文化。这其实也是他为何在离开而走向德国并转向音乐研究的深层次原因。也正是在如此宏大的心灵叙事下，他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屡出创见，及至积劳成疾。

四、不忘爱国志乃成时代之伟大

近代的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国人的自信被列强的船坚炮利轰得粉碎。当时，全盘学习西方是社会的主流，民族文化被冷落。基于坚信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能振奋人心，以及复兴民族文化的深入思考，王光祈主张以整理古典音乐为先导，在收集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借助西方音乐的科学方法，创造“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以提振国人之自信，振奋人心，唤醒国民。当然，他很明白中西历史文化的差异，也很明白中西音乐的异同，于是，他认为，创造国乐“必须吾人自行创造”，而不能“强以西乐代庖”。在这里，可以透视他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基于这样的爱国思想情感，他最先系统地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坚持比较研究的学术理路，把中国音乐和东方其他国家的音乐以及西洋音乐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把世界乐制分为中国乐系（五声体系）、希腊乐系（七声体系）和波斯阿拉伯乐系（四分之三音体系）三大体系的理论。天妒英才。以最大的努力和坚定的态度致力于东西方音律和东方各民族音律比较研究的王光祈在1936年1月因突发脑溢血骤然病逝于德国，走完了年仅44岁的人生，完成最艰辛的中西音乐比较探索使命，把雕琢东方民族音乐的精魂留在了那个风起云涌、倾向于政治运动救国的历史节点。

基于他对东方民族音乐的精心雕琢，人们把他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著名的“爱国主义著作家，卓越的音乐学家”。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教授卡勒博士说，只有很接近地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伟大的人物已经逝去在历史长河中，但他的言语仿佛就在耳边“：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中国已经和平崛起，而我们则在他和他同时代的音乐人开创的东方民族音乐视域中畅游、冥想，领略着他们带给我们的音乐之美，音乐之力量。

作者：王达亮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