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教师劳动权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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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工厂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样本选取说明和变项建构1．样本选取说明样本选取说明和实证研究假设是判例实证统计与分析的基础。本文在样本选取时考量了以下因素:首先，为保障样本选取的统一性，减少地区间司法实践差异化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用于进行研究样本的205个判例，均来源于河南法院网，同时，河南法院系统裁判文书上网工作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样本选取的周延性。其次，本研究选取样本的时间范围，以裁判文书上传时间为依据，具体范围界定为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再者，样本选取时诉讼主体的考量，主要是以学校和从事教师职业的当事人为诉讼双方主体，这里的学校和教师主要以《教师法》和《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所界定的学校和教师的内涵作为选取样本范围的依据，同时本研究所称教师还包括在学校从事教师职业的其他人员，主要指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最后，本研究选取裁判文书样本时，对诉讼文书程序考量了审级、文书类型等因素。审级包括一二审和再审，另特别要说明的是，在许多判解实证研究中，一个案件无论经历经过几个审级，均按一个样本进行研究，本研究则是按司法实践的要求，一个案件每经历一个审级均按一个独立的案件对待，是一个独立的样本。文书类型则涵盖了司法文书的全部类型包括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但没有涉及执行文书。另外，就争议内容而言，在现有法律对教师劳动权规定不足的背景下，劳动权诉讼内涵的界定较为困难。依学校公立、民办的性质差异，教师基于其是否在编的职业身份形成之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劳动和人事争议诉讼，与劳动争议诉讼涉及范围较为广泛相比，人事争议诉讼范围较为狭窄，也有极个别的行政诉讼案件符合样本选取要求，本研究也加以选取并作出说明。据此，本研究将教师劳动权诉讼内涵范围界定为学校与教师间的劳动、人事争议诉讼。本研究的假设在于，河南法院网的裁判文书在上传时不存在故意的筛选，样本的随机性能得到保证，以体现实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同时，所选判例均是以司法机关严格公正司法为前提的结果。2．变项建构基于上文的样本选取说明和研究假设，笔者将从教师劳动权诉讼裁判文书的五个方面分别进行变项建构。本分析所建构的变项包括如下内容:其一，教师劳动人事争议诉讼数量在以学校为一方当事人的劳动人事诉讼中之比重变化状况，可以发现教师行使劳动权的积极性与受保护的程度。其二，学校和教师双方提出诉讼的情况，有助于了解教师对劳动权行使与保护现状的认同程度。其三，劳动人事争议诉讼内容。一方面可以考察教师对劳动权内容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也可发现现行法律对教师劳动权的确认、保护状况。其四，教师胜诉比例。这将会影响到教师是否愿意提出诉讼的意愿。其五，教师身份。以是否具有编制为标准，涉讼教师分为在编教师与不在编教师，进而分析编制对教师劳动人事争议诉讼胜诉败诉的关联，考量不同身份的教师所面临的劳动权行使与保护的不同困境。3．研究问题通过对教师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所欲探讨的问题有三:一是关于教师劳动人事争议司法诉讼案件的基本现况，如学校与教师双方提出诉讼的情况，教师的胜败诉情况，教师劳动权诉讼救济发展趋势。二是探讨学校与教师双方提出的诉讼类别，以考察诉讼中教师劳动人事争议的主要内容及劳动权诉讼救济的局限。三是探讨影响劳方胜败诉的变项有哪些，尤其是教师败诉原因和教师劳动权相关法律规范的关联，由此提出教师劳动权救济途径完善的方向和路径。(二)实证研究发现基于前述实证分析基础，笔者对裁判文书进行了归纳整理，综合整个统计分析过程，本分析有如下发现:就上表整体而言，可以发现，发生在学校的劳动人事争议诉讼案件呈增加趋势，但以教师为一方当事人的劳动人事争议诉讼数量比重却呈下降趋势，二者呈现背离状态。尽管和企业相比，发生在学校的劳动人事争议诉讼案件绝对数量很少。但学校劳动人事争议绝对数量增加的同时，涉及教师的劳动人事争议数量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这一反常现象形成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一方面表明学校内非教师人员(主要指明确界定适用劳动法律的相关人员)劳动权行使较为活跃，而教师劳动权的实现处于较为沉闷状态。如果说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使得劳动者之劳动权保护力度空前，这可以从劳动者行使劳动权的积极性大幅攀升(各地劳动人事争议数量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后呈井喷增长)表现出来;但这似乎与作为劳动者的教师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劳动合同法并没有成为教师维护劳动权的利器，学界曾一度热议教师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但这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实现。这一背离状况更多反映了相关法律虚位和缺位状态下教师法律身份界定困难的尴尬境地。2．教师劳动人事争议诉讼基本情况分析表二是以教师为一方当事人的劳动人事诉讼整体状况。从中可以发现如下问题:首先，就诉讼案件的提起观察，教师是发动诉讼的主体。这一现象符合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基本特征，就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本质而言，学校和教师形成的劳动、人事关系中，用人单位处于相对主导地位，处于从属地位的教师面临更多权利受侵害的境地。学校作为提起诉讼的一方，主要是以反诉方或上诉方的被动方式参与到诉讼当中来的。这也表明，教师集体劳动权制度安排缺位，教师劳动权的维护与救济仍处于个体维权时代。另外，以提起诉讼的教师是否具备编制身份为分类标准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三年间有编制教师提起诉讼的比例为39．6%，尽管这小于无编制教师提起诉讼比例的60．4%，但就三年比重变化反映的发展态势而言，在编教师提起的诉讼逐年增加，而不在编教师提出的诉讼案件却呈下降态势。对这一现象笔者将在下文中结合教师在诉讼中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的情形加以分析。表三内容集中反映了教师诉讼请求获得司法机关支持的情况及变化。严格来讲，笼统地说个案的胜诉和败诉并不准确，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理由全部为法院支持，固然可以胜诉或败诉划分，但实践中主要的情况往往是部分诉请或抗辩获得法院支持，难言胜负。所以，本文即选择以个案中的诉讼请求作为分析对象以求更为细致的观察结论。实践中，当事人的诉讼和法院的审判都是围绕诉讼标的进行的。三年间，个案诉讼请求的总量为136项，获得法院支持的是47项，教师诉请的平均获支持率为34．5%，由于现有司法统计鲜有以诉请为对象的，与其他主体相比这一比重是高还是低较难判断。但纵向比较后，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教师诉请获支持率为48．1%，较以往年份提升幅度较大。在学校与教师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学校与教师所处实际地位并不完全对等，作为劳动者的教师居于从属的不利地位，诉讼所需证据也大多掌握在学校一方，同时，相关刚性法律极为匮乏等被动情形并无明显改观，但获支持率能够有大幅提升，可以判定是司法机关的倾向发生变化，就个案具体案情而言也确实如此，例如以往基于特别权利义务关系下的内部管理行为争议，教师诉请很难获法院支持，但这一现象已有改观。这表明，司法机关对学校与教师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定位正在发生转变。综合表二、表三统计，结合变项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可以发现教师诉请获支持率的连续上升趋势伴随着诉讼案件绝对数量的下降。同时，教师的身份对诉请获支持率的上升产生了影响。利用数据交叉观察，在编教师提起诉讼的变化和教师胜诉率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就此关连性可以发现:在编教师提出诉讼，教师方获得胜诉的比例在增加，这证明教师身份对教师诉请是否获得法院支获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就教师身份而言，依我国教师管理体制而言，有在编和不在编的区分，一般而言，民办学校教师和公立学校无编制的教师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有编制的教师则和学校签订聘用合同。有编制的教师和没有编制的教师在法律适用、管理模式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如表二中所示，不在编制教师的诉讼三年呈连续下降趋势，与有编制教师相关的诉讼却呈现连年上升的趋势，并在2011年在数量上成为主体。这一现象表明，劳动合同法生效以来，学校在和无编制教师签订劳动合同方面越来越完善，无编制教师的劳动权也得到了愈加广泛的尊重和维护，诉讼案件出现下降趋势。而另一方面，由于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安排的缺位，司法实践中，有编制的教师发生劳动权纠纷以后，在法律适用上处于混乱状态，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教师在劳动权受侵害后，寻求法律救济的渠道不畅，严重挫伤教师维权的积极性。随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司法实践中对教师劳动权纠纷问题认识的趋同，隐藏的劳动权纠纷逐渐显现，有编制教师的诉讼案件逐渐增多。可以判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后，必将出现此类案件的迅速增加情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编教师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数量的增加是与教师诉请获支持率的大幅提升相伴随的;这也和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3．教师劳动权诉讼请求内容整合分析对诉讼请求内容的梳理困难在于诉讼的发动者对内容的把握是具体、繁杂而零散的，例如原告要求法院判定恢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的诉请，又如请求法院判定学校某处理文件无效的诉请，还如恢复工作岗位的诉请等，诸如此类内容用准确的法律语言较难统一表述，同时也存在多项诉请实质为一个法律关系的多角度表现之情形。“法律作为一种秩序特重分类，借以显示其价值的统一性，因此分类是否精密，足以反映对研究客体的认识程度、逻辑思想严密与否，不可等闲视之。”［4］(P320)本部分的梳理和分类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诉请的具体内容展开，而是对具体诉请内容抽象整合认识后的分类。如前文所言，诉请内容直接反映了教师对自身劳动权内涵及范围的认知，较为客观地体现了我国教师劳动权实现的广度和深度。综合分析表四内容发现，首先，劳动报酬的争议在劳动权司法救济中占有很大分量，为教师首要关注对象。其次，社会保险争议的数量居高不下，充分说明对于作为劳动权重要内容的社会保障权，教师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在社会转型期面临因制度安排带来的缺失。再者，劳动关系确认及属性认定成为教师劳动权救济的重要内容，表现出教师对自己所处法律关系认知的迷茫，诉请内容表述的纷繁杂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实质上是教师与学校、政府间关系定位混乱、有效法律缺位的表现，足见立法规范的紧迫性。最后，教师作为劳动者的特殊性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教师作为实施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其寻求司法救济的劳动权内容应当体现特殊劳动者的法律身份和职业要求，而诉请内容几乎对教师职业劳动权的特有内容无任何表现，可以说教师法规定的有关专业自主等法定职业权利并未真正进入到司法救济的层面，换言之，教师特有的与体现职业内容的劳动权仍是尚停留在纸面上的权利。4．教师劳动人事争议诉讼中不予支持诉请表五内容显示，教师自认为受侵害的劳动权不能获得法院救济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因为劳动关系的变动产生争议形成的诉请未获法院支持，包括劳动关系的确认、恢复以及法律关系属性的界定等;另一类是诉请内容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例如民办教师、代课教师问题，均被认为属于政策问题未获法院支持。这两类情形占据了不予支持诉讼请求的70%以上。笔者认为这两类情形实质上表现的是同一个问题即有效法律规范的缺乏，法院裁判时相关法律依据不足，例如恢复教学岗位、享有正式编制待遇等诉请，尽管理论上可将其认为是教师个体劳动权的重要内容但法律上却无相关规定，诉请自然难获法院支持。

综合前述实证研究的内容，我们可将教师劳动权司法救济的瓶颈问题归纳为有效法律规范的不足。法律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判断权利(或义务)存否之要件，并不关心利益之存否，而侧重于是否存有法律保护［5］。没有有效的法律规范，极富实践品格的教师劳动权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权利。另一方面，司法诉讼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渠道，法院如何充分利用自由裁量权，适当选择适用法律也是完善教师劳动权司法救济的较为现实的路径，同时亦为正在进行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和修订中的教育法律提供相应的支撑。毕竟“具体的权利作为权利，其生命由法规获得，同时其获得物又返还给法规”［6］(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