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教育思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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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思想

杜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始终抱有中兴济世的雄心壮志，殷切期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重新强盛起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3］故他所标榜的圣君贤臣并不是要回归到上古社会中去，而是希望他的时代的君王能继承唐太宗的伟业，重新回到盛世。他以天下为己任，素有规劝帝王、教化风俗的志愿。与此同时，杜甫也非常重视对后代子女的教育，期望他们能成才济世。（一）和谐教育杜甫重视子女身心各方面的协调与健康发展。正因为他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信仰的是儒家之道，对于德行的要求不言而喻。他在《春夜喜雨》一诗中描绘的场景体现了关于子女的知识学习及道德陶冶方面的设计。家长要把握好教育时机，适时教育启发，犹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4］以多样的方法及灵活的措施对子女进行合理地规范引导与教育培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5］从而达到耳濡目染、陶冶感化、深入子女内心的教育功效。这种教育恰恰最能适应建立在父母子女间亲情基础上的教育主客体关系特点，是一种高超的教育智慧与富有审美性的教学艺术，是一种爱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杜甫主张打破儒学书本道德的束缚，儿童教育除选用蒙学教材、经史文学资料之外，还应拓宽选材领域，丰富多方面知识，他有计划地教导子女琴棋书画乃至于游泳、钓鱼等多方面才艺，并未依循唯知识论，或恪守“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条。杜甫的和谐思想是一种推己及人、关注生活和亲情的精神。当身陷长安时，杜甫怀念远在夔州的妻子，作诗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6］当在成都草堂生活稍有安定时，又作诗云：“昼引老妻承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7］杜甫对子女也十分慈爱，当他与家人分离时，分外惦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8］不难看出，人本主义的教育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当然，杜甫的和谐思想在他对于人民和国家的情感上也能找到映射。他深深渴望国家和平，人民安居乐业，正因为受此强烈的国富民安思想的驱使，他对于执政者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进行了无情的控诉与鞭挞。这是强烈爱国思想与忧国忧民情愫的集中体现。杜甫的文化人格也历来为人们所称颂。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创新具有启示意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必须以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平安幸福为旨归。（二）寓教于乐寓教于乐强调教育的有效性有赖于通过艺术审美的形式与内容来达到。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教学是一门艺术就是寓教于乐思想的体现。杜甫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采用了寓教于乐的手段，善于通过诗歌艺术及活动发展子女的能力。“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诗人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和妻子同看孩子在清亮的锦江游泳，［9］在轻松畅快的情境中教会孩子游泳这种必备的生存技能。这首诗作于761年杜甫客居成都之际。此时的杜甫虽然客居远离故乡河南中部巩义数千里之遥的川西锦城郊区，漂泊西南，但是仰仗故人高适、严武的接济和柏茂琳的照顾，他在成都和夔州还是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安闲、稳定的生活，也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小儿嬉戏时的欢乐给诗人带来了家庭的快乐与宁静。此时的安史之乱也接近尾声，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得到了暂时的放松与缓解。当然，杜甫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不仅仅采用慈爱的、轻松的教育手段，也伴有严厉的措施。严慈并重，刚柔相济，才更能保证教育的有效性，教学融艺术性与科学性于一身，能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杜甫在教导孩子琴棋书画乃至于游泳、钓鱼等方面才艺时，手段是很灵活的，不仅在家中循序渐进地进行文化知识的教学，同时培养其道德礼仪或行为规范，而且在室外或是大自然中对子女适时适量地实施教育。“大自然是一本无字的书”，把大自然和社会看成是活的教材，寓教育于生活，符合儿童内在天性要求，从而使在生活的场景中活动的儿童天真质朴，洋溢着欢乐。杜甫还主张将书本知识学以致用，如让孩子以他们所学代回简信给他人，以此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技巧及社交才能。（三）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指教师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质的实际出发，使教学的深度、广度、进度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使每个人的才能品行获得最佳的发展。因材施教不仅是我国古代教学经验的结晶，还是现代教学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方法。实行因材施教，对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论语》中孔子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与能力，对于弟子“问仁”的回答不尽相同。对于“闻一知十”的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对于“闻一知二”的子贡，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10］这样的实例在《论语》中有很多，孔子的因材施教是建立在对学生细致入微的观察基础上的，关键是对学生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准确掌握学生的特点。孔子对于子路的品性这样概括：“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孔子深知子路好勇冒进，故在行动方面采用退的思路，让其问父兄后再行动。冉有生退让，故采取进而取之的激进的回答。杜甫对于子女的教育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他为两个儿子宗文、宗武分别确立了不同的培养目标。就天分资质讲，宗文在读书作诗方面逊于宗武，但就处理家庭庶务方面胜于宗武。宗武从3岁学语之时起，就表现出超人的诗学才能。“骥子（宗武小名）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12］故杜甫对于宗武在家学方面寄予厚望。如《宗武生日》中“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13］再如《又示宗武》中“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14］这些诗文中杜甫专言训子之意，既有对其发扬家学的殷切希望，又有对其达官致仕的深切期许，有慈爱的表达，也有耳提面命的父严之训。从“课奴杀青竹……可以树高栅”《催宗文树鸡栅》［15］诗中则可以看出诗人对宗文继绍诗学家风，达官致仕不期以厚望，而着重“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并嘱咐他念念在心。杜甫对宗文和宗武所施及的教育是符合因材施教原则的。（四）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是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运动负荷等的顺序安排，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步深化提高，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技能，发展认识能力。我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教育论文《学记》里就阐述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不陵节而施之谓孙”，［16］就是说在施教时不能凌越受教育者的才能和年龄特征，要遵循教育对象的认知规律，合乎顺序地进行教育。杜甫在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中，始终遵循他们的接受能力，“不凌节”，即根据他们不同的年龄阶段教授不同的内容。当然，在教授不同的内容时，也会运用不同的教育方法。秦陇时期，宗文8岁，宗武5岁，对于他们的教育，杜甫并未制订培养目标和计划，只是遵循自然主义教育的原则，让他们随其天性，自由发展，反对把孩子的发展拘囿于框架里。从杜甫的教子诗《宗武生日》、《元日示宗武》和《又示宗武》等来看，内容以赏识孩子为主要的出发点与归宿，注重励志成材教育，年幼以诵诗为主。寓居成都之初，宗文11岁，宗武8岁，移居阆州（今四川广汉）时，宗文15岁，宗武12岁。4年时光，两人学问大有增进。移居夔州后，杜甫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就大异其法了。此时的宗文，年龄已是16岁至18岁，宗武则是13岁至15岁。在教材的使用上杜甫精心选择了《文选》，为宗武的科举进仕作下一步准备。到大历二年（767）所作的《宗武生日》，杜甫则在“诵”的基础上对之提出了更高的理解性的要求———“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17］他教导宗武要课习文选及诗学，并且趁此机会进行立志成材教育。杜甫深谙教育之道，从对其二子秦陇孩提时期的随天性，到成都少年时期的书卷教育，再到夔州后的“熟精文选理”而“爱文章”，循序渐进，合乎顺序，“不陵节而施之”，体现了杜甫教育方法的科学性。总之，杜甫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他们的资质确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并且按照他们的接受能力“不陵节而施之”。在寓教于乐思想与和谐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杜甫疼爱儿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对子女施以教育，寓教育于生活当中。上述思想主张丰富了古代的家庭教育理论，并作为一项宝贵的教育资源，对当代家庭教育的现实问题有所启迪。

民本教育思想

杜甫在长安10年求仕的生活中，开始走向亲近人民的道路，真切感受到了民生疾苦，迫使他开始对社会和人生进行反思。后来的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更是给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他亲眼目睹百姓深受战争之苦，对于人民的深重灾难表示深深的同情。由于身在百姓之中，自己也处于漂泊流离的状态，所以忧国忧民始终是贯穿其思想的主线与核心。杜甫的诗作集中反映了人民深受战乱和剥削的痛苦处境。这集中体现在杜甫于759年写的著名组诗“三吏”、“三别”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18］勾勒出吏役抓丁时的暴怒狰狞面目；更有“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19］这写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写出了诗人对于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的同情。“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20］杜甫忧国忧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着强烈的人本情怀。人民是国家的细胞，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与平安幸福，国家的繁荣富强与国运昌盛就失去本质的核心意义。在当今社会中，“人”是最重要的元素，失去了“人”，一切就被物化了，失去了人性的关怀与人情味，社会矛盾迟早要被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的民本思想对于当今教育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和“以生为本”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杜甫生活的年代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时期，由于战争和当权者的政策影响，当时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杜甫的诗句中可以窥见当时最高统治集团荒淫腐败和贫富对立尖锐化的社会现象，社会经济得不到相应的发展。“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21］真实地反映了天宝年间（742－755）社会动荡，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再如《北征》：“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22］此诗通过对战争、天灾等方面的描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动荡和人们的苦难生活。“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23］“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24］的主旨是对杨贵妃嚣张气焰的指斥和鞭笞，借写“丽人”的生活情形，揭露并且嘲讽杨国忠兄妹荒淫奢侈、骄奢跋扈的丑态，从侧面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政治的昏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25］这样强烈的对比反差，形象地揭示出贫富悬殊的残酷社会现实。教育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必然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水平与性质。中唐以后社会的矛盾及困境致使学校教育萧条，办学秩序混乱以及整体教育质量下降。首先，社会的动荡使教育制度得不到构建与发展，教育物质设施得不到正常的供应，官学教育废弛，私学教育也受到破坏，许多教师隐退山林，学校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其次，人才选拔制度受到一些大臣的左右，不能发挥其选拔的真正功能，使真正的人才无用武之地，被拒之于权力的边缘。再次，战争和天灾使人民处于颠沛流离、飘泊失所的生活境况，就等于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当人们整日笼罩在战争和饥饿的阴影里时，就不会产生接受教育的需求与愿望。这恰恰是导致唐代教育偏向规章条文制定，缺乏实施成效的社会原因。尤其是中唐以后，教育内容僵化，师道沦丧，佛道盛行，办学效果更为不景气，并由此导致韩愈、柳宗元等文化教育名家对师道中衰、学风不振的忧虑并发出捍卫儒学道统、攘斥佛老、抗颜为师的呐喊。杜甫的民本思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到教育中来，体现出人文关怀的情感交流与渗透。杜甫多年的漂泊流寓生活，为他走入百姓生活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从杜甫的“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诗文笔触中触摸到“人”的气息，他是真正的“草根”文学家。既然是“草根”出身，就有为平民代言和立言的时代使命，他时刻心怀百姓，为百姓请命。《孟子•梁惠王上》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6］的仁民爱物的情愫不断在杜甫诗中得以反映。这在教育上体现为教师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的孺子牛精神。身为教师，心怀学生，想学生所想，思学生所思，“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最终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终极目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道出了教育的爱的真谛，这是教师内心最原始、最朴素，也是最真诚的情感。杜甫的一生，身处动荡时局，对政治与教育的复杂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而身为父亲，他对于自己子女的教育更是倾注了心血。杜甫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和方法，闪烁着持久的光辉，而他的民本教育思想更是现实主义情怀的真切反映，力图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素养和职业能力，借以改善民生境况以及社会地位。所有这些，对于当今提高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克服“过度教育”带来的偏差以及推进教育民主化的进程都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本文作者：吴洪成王晓峰工作单位：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