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化法学基地法治人才培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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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卓越法治人才培养需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整体合力。法学教育来源于实践，也回归于实践。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治人才，除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外，需要构筑一个培养法科生实践能力的集法律事实探知、司法文书写作、法治思辨论证等综合技能于一体的学科体系，而建设长期稳定的动态化法学基地无疑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有效地促进高校法学院与司法实践基地的良性互动，最终促成应用型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关键词：动态化法学基地；卓越法治人才；路径探索

近年来，法科生就业问题一直不容乐观，法治卓越人才的培养目标与职业本身所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相脱节，导致很多法科生毕业后不能很快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往往要积累较长时间的经验后才能真正融入到实践中去。因此，传统的封闭式教学模式根本不能满足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的需求，现行实践教学存在的缺憾又制约其培养功能的发挥，法学教学的生命力植根于实践性，动态化法学基地建设是法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一、动态化法学基地的价值效应

所谓“动态化法学基地”，是指高校法学院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同高校相关的司法实务部门实践基地、校内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等实践资源的方式，打造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生活个案之间的血脉关系所创建的常态性、针对性、双向性的全程实践操作平台。与一般的实习模式不同的是，动态化实践教学应是贯穿整个大学阶段的，通过合理的多层次系统化教学安排，使得学生在不同阶段分别尝试不同的实践学习。（一）契合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时代主题。高素质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迫切需求，是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核心所在。与精英化培养模式不同，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目标聚焦于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的有机融合，不仅需要具有爱国敬业的品质和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这就需要各法学院校立足自身办学特色，因地制宜创建一整套符合法治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模式。校内外动态化法学基地建设正是为法科生参与实践成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平台。对于法学院校来说，实践教学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法学基地的动态化建设，充分地实现课堂理论传授与司法实务演练的融会贯通，让学生真正地学会理性的思辨和实际的运用，最终把学生培养成既熟谙理论又通晓实践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从而发挥法学基地的预期效用。（二）打通理论与实务对接的重要举措。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技能的培养是培育卓越法治人才的关键。可以说，法律的生命并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经验则来自于司法实践，法学学科的这种实践性特征决定了走校地合作建设全程动态化法学基地之路会更加突出其应用性。对于法科生而言，法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储备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根据科学合理的理论引导，才能辨别与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并以此得出准确合理的案件结论。但当前的专业化教育往往偏执于理论知识的传授与学习而忽视了它的实践性要求，这样的理论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实现为司法实践服务的基本初衷。而动态化实践教学基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座顺利对接法学理论的前沿性知识跟司法实务的棘手性问题的重要桥梁。（三）突破传统封闭式教学模式的核心环节。我国是一个以制定法为法源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学法学教育始于20世纪初，当时的主要特点是学习、模仿与传承。在考察、学习西方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大多选择了大陆法系对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思路，课程的开设主要以部门法的划分为标准，教材的内容基本上由概念、法规、制度所构成。教师所传授的主要是如何诠释现有的法律条文、基本理论及各门课程的设置体系，以引导学生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1]大多数法学院校的课堂教学，教师与学生之间往往是通过教师转移教科书上的知识要点于黑板或PPT，再由学生搬入自己的笔记，而对司法的具体操作与实践要领根本无法消化与理解，“机械的搬运工”成了教师与学生的代名词，从而偏离了法学教学理论与实践应予交互联动的原始初衷。在这种僵化的教学模式下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纸上谈兵，有的连基本的司法文书的书写能力都欠缺，更谈不上具备参与诉讼的实务技能。因此，要改变这一窘况，必须切实深化实践教学环节，打破封闭式教学模式，调整培养应用型人才所需的实践教学体系，为课堂教学提供活生生的案例素材，为学生法律技能的形成提供情景化的语境和具体化的场景。（四）改善毕业生就业现状的有效途径。当前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已高达600多所，作为毕业生规模最大的十个本科专业之一，最近几年来就业率却持续垫底，这种“报考火爆，就业遇冷”的矛盾局面困扰着广大的法科生及其家庭。其实，造成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就包括缺乏法学实践技能，与社会实践脱轨，在面对一系列实际案例时，仅凭有限的理论知识，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或者需要积累较长时间的经验后才能真正参与到实践中去，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司法实务部门不太愿意招聘法学应届毕业生的主要原因。综观笔者近年来带队、检查指导学生毕业实习的反馈总结，司法实务部门对学生的期许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落差，“胆子小、放不开”几乎成为实务部门对实习生的多数评价。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影响法科生的顺利就业，很多司法实务部门为保证工作效率而对工作经验提出的苛刻要求成为法科生就业的拦路虎，那些缺乏实践背景的毕业生的就业困境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而动态化法学基地相当于为法科生提前进行了必要的技能培养与实践演练，实际上为学生毕业后的实务操作做好了必要的前期准备。而另一方面，动态化法学基地教学又不同于一般的实习经验，这种教学应是贯穿整个大学阶段的，通过各法学院系合理的教学安排，使得学生可以尝试不同的实践学习，通过不断的选择和演练，让学生学会自我认识，自我适应，自我判断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并最终做出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规划。不难想象，这样的学生无论进入哪一家实务部门都会受到单位的青睐和重视。

二、当前法学实践基地建设的现状剖析

法学实践教学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如法院开庭观摩、校内模拟法庭演练、法律诊所实训、司法机关专业实习等等，这些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同课堂教学相比，需要更多的场所、器材等硬件设施和高素质指导教师等软件条件。这其中，常态性、双向性、有效性等动态化法学基地的建设是法学实践教学依托的重要阵地。然而，基地建设的成效不能仅凭硬件或设备的优劣为标准，而应以基地运作过程中具体使用的效果来衡量。从法学实践教学现状来看，目前无论是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校内实践基地，还是法院、检察院、律所等校外实践基地，实际运作现状不甚理想，尤其是校外实践基地，存在着合作单位不稳定、实践基地利用率偏低、实践活动形式化现象严重，过程控制差；部分高校对学生在实践基地的管理过于松弛，导致部分学生自觉性差，常常来去自由，不遵守实践基地作息时间；也有部分学生因为求职或考研等原因，时不时请假，导致实践合作基地对学生实习参与期望值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所致：（一）对法学基地人才培养的统筹规划不足，实践教学课程设计缺失。当前，在实践基地的整体规划中，无论是校内业已成立的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还是校外相对固定的法院和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对校外建设实践基地的建设宗旨是什么？在基地建设中如何加强高校与合作单位双方的配合、管理和良性互动？事实上，不少高校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考量均缺乏全盘性和持久性，对实践基地的统筹规划不足，相关负责人对校内外法学实践基地建设缺乏整体规范设计与合理的部署，导致法学基地开展实践课程模块的设计方案不清晰，以至于影响实践基地的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缺乏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方案。课程设计是实践教学的出发点和核心内容，虽然从各个法学院校的教学计划来看，均强调法学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视基本都停留在学理层面，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课程模块设计方案，使得实践教学无章可循，学生往往只凭主观兴趣或者难易程度盲目选择，从而影响实践效果。其次，师资不足，指导不力。出于考核或评估等要求考虑，当前各高校的法学院系在聘任引进师资时，几乎都要求具有博士甚至更高学历层次。不可否认，这些求学时间较长未曾脱离过象牙塔的法学教师，对法学实践的认知和了解相对匮乏，他们往往熟谙自己所学专业领域的法律规定而欠缺一定的实务经验，难以胜任实践教学指导任务。再次，资金短缺，经费支撑度低。实践基地的建设需要相应经费的支持和落实，而事实上，经费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在实际运作中是打问号的。同样，基地合作单位认为学生不是本单位正式员工，不愿去投入较多经费，学生在单位实践充其量只解决他们的餐费，把学生当作免费的勤杂工，并没有真正让学生参与到法律实务的核心环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实践意义。（二）培养模式局限，考核评价体系存在偏差。在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的选择方面，哪个年级的学生适合开展哪种模式的实践教学？哪种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借助哪种实践教学模式来完成？事实上，无论是指导教师还是学生，大多缺乏清晰的规划和思路。鉴于当下的高校法学教育培养模式大多只注重校内的法学知识讲授，忽略实践能力的培养，许多学生虽然理论功底深厚，法学思维也较敏锐，但真正走向实践基地却无从下手，导致用人单位的反馈经常是“多数学生工作上手不快、社会经验缺乏等”负面性评价。学校对学生参与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校内实践教学主要以学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书面考核作为参评手段，这对那些闭卷考试成绩并不理想而实践教学参与度高且思辨活跃的学生显然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实践能力。而对于毕业生赴法院、检察院、律所等校外实践基地参与实习的考评，目前不少高校缺乏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过程跟踪考核机制，结果仅凭实践单位有碍情面的一纸书面评定，加上学生提交的实践总结报告进行统一评价，导致实际评定效果可能与学生真实的实践能力相去甚远，实践教学质量无法保障。另一方面，校外实践基地在实际接纳大学生实践教学过程中重视度不够，这除了跟上面论及的学校实践教学评估方面欠缺可量化的标准存在关联外，还跟学校本身对基地利用率偏低有关。一般而言，法学院系基于培养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等要求，往往要待学生临到大四才安排忙碌的毕业实习，部分院系囿于实践基地接待众多实习生的场所和容纳力，无法完全实现将学生集中安排实习的预期。而作为法院、检察院或律所的司法实务工作者，平时自身工作已疲于应对，在担任法学实习生指导老师的角色过程中，除了分配给实习生力所能及的重复性简单操作任务之外，根本没有心力花在怎样“指导”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和业务的引导上。（三）实践教学时间偏短，周期安排不合理。目前，国内多数法学院系的实践教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校内院系组织的模拟法庭演练、法律诊所、案例教学等实践活动；二是部分学生参与、时间相对分散的假期社会实践；三是时间相对集中、参与面较广的毕业实习。就毕业实习而言，不容否认，很多法学院校在安排实践时间上，往往将毕业实习集中于大四的上半学期，而众所周知，这个阶段适逢学生面临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研究生应试等大考，有的学生还要忙着联系工作单位，因此，这时的法科生们在实习时难免心猿意马。除此之外，由于各法学院校安排毕业实习的时间基本雷同，很多实践单位都同时接收了大量的法学实习生，造成实习扎堆现象，从而影响实践成效。而另一方面，实践安排时间也过短。目前各法学院校在时间的统筹安排上长短不一，长的三、四个月，短的一、二个月。笔者近年来每年都带毕业班学生赴法院参加毕业实习，安排本专业学生实习时间八周，辅修班学生四周。每逢中途检查实习效果时，单位反馈几乎都是“实习时间太短，要求适当延长”的建议，反映学生刚一上手就得面临实习结束，达不到较好的实践预期。（四）学生对法学知识技能的渴求与参与积极性之间存在矛盾。当前的法科生最想知道的其实并不是法条与教材是怎么说的，而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线的司法工作者究竟是如何操作这些规范性法律文本的。比如，如何通过法律文本与案件事实进行对号入座？如何厘清案件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通过现有的法律规定来实现秩序与利益的协调平衡？毫无疑问，这些内容根本不可能在教材中找到，相关答案也不可能由一个没有司法实践背景的老师予以全面提供。学生对法学知识的渴求与当前法学知识的技能传授之间存在了明显的鸿沟。[2]多数学生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主动性不够，一到实践基地就暴露出其司法实务能力的短板。实践基地的司法人员考虑到实习生的能力有限，加之法律实务问题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大多都给实习生安排一些打杂、整理文书等简单的杂务类工作，[3]而这些简单重复毫无含金量的勤杂工作又反过来制约学生的实习积极性，造成一定的角色反差，又加上毕业实习期间正逢毕业论文、公务员考试等的准备期，实习专注度和积极性都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实践教学的整体效果。

三、探索动态化法学基地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创建多层次系统化法学基地群。动态化法学实践基地教学必须是多层次系统化的，既有校内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等的演练，也有校外的法院、检察院、律所等实践基地的实训，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模拟实训+法律诊所+实务部门实践基地”的法学基地群。首先，模拟实训的典型课程即为“模拟法庭”课程，但又不局限于此，它还包括案例讨论、速录和物证技术实验、法律文书写作等课程的协同参与。对模拟实训的调整与创新，一方面，可以根据整个法学教学进度有计划地安排民事、商事、刑事、行政等各专业的模拟实训课程，实现这些模拟实训领域全面课程化的建设；另一方面，实现模拟实训内容从单一的模拟法庭向多功效的案例讨论、速录和物证技术实验、法律文书写作等模拟实训转变，满足不同阶段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其次，法律诊所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法律援助中心为载体的接访与法律咨询、谈判与调解、诉讼、专业辩护、暑期“法律大篷车”社会实践等几大模块。法律诊所的主要形式是法律实务演练，分观摩与实践两个环节。观摩阶段主要是安排学生进入法律诊所见习、观摩指导老师参与处理案件的活动；而实践阶段主要是结合学生的专业兴趣分别组成“民商事、刑事、行政法律实践”和“非诉讼法律实践”等专业小组和暑期“法律大篷车”社会实践活动，由学生全面进入校内实践基地实训或直接赴校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该环节相关的案件主要来自于指导教师在律师执业过程中承接的案件、法律援助中心的案件以及学生亲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流动诊所、法律咨询等所碰到的案件。最后，实务部门实践基地是法学实践教学非常重要的平台。这主要是各法学院系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律所等司法实务部门基于合作互赢的双向培养机制所建立的应用型法学基地。为保证实践教学的实效性，一方面可以组织校内专业教师对各实践基地的学生实践工作进行督查和巡视，传达院系对实践教学的评估标准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的要求，听取学生对各实践基地的切身感受和体会；另一方面不妨组织实践基地的对应指导老师交流座谈，听取他们的反馈和建议。（二）完善实践教学评价标准。与一般工科实验具有较为清晰的实验设计体系化评估指标一样，法学实践基地教学环节也自有其独特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合理构建各法学院校法学实践基地教学质量的体系化指标和评估标准，对于保障评价数据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合理性至关重要。由上图可知，从体系化指标视角得知，实践教学环节应与校内外实践基地的使用结合起来。在如图1所示的一系列环节中[4]，如果说第一项“案例分析”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完成的话，那么，后四项环节只有紧密结合实践教学，综合运用校内实践基地的物证技术实验室、模拟法庭和校外法院、检察院及律所等实务部门基地，才能真正实现法学实践教学的有效性。具体而言，模拟审判可在模拟法庭进行，调查取证在公安局或校内物证技术实验室进行，司法文书写作可在学校或律师事务所进行，审判观摩可在法院进行，司法见习与实习可在法院、检察院等司法实务部门进行等。至于法学实践基地教学质量评估标准，一方面，对校内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物证技术实验室等根据历年运作经验确定一个基准利用率，作为审核校内实践基地是否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指标；另一方面，对校外法院、检察院、律所等参照统一参与实践的学生数与该期学生总数的占比作为一项评估指标来审定它们的利用效率；同时，各法学院系还可根据实践过程的不定期抽查情况作为考核实践基地教学质量、利用情况和学生实践成效性的大数据，坚持过程评价与效果评价统一、实践应用技能与协调合作能力结合，突出学生实务能力在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中的核心地位，而不是仅凭学生的一纸实践总结作为考核标准，最终设定合理可行的基地教学质量体系化指标、评估标准和考核机制。（三）精心设计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在积极发挥动态化法学实践基地的实效性与可行化基础上，尊重法学专业课程的教学规律，切实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最终建构起全面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治人才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课程体系的规划可以设定以下方面的具体内容：其一，加大实践教学课程比重，树立实践教学“课程群”观念。在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建设中，结合各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内容与司法技能培养目标的契合度，合理规划、提炼和整合，形成一系列既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实践教学“课程群”，不妨设计成三大类：一是理论教学环节中的课内实践性教学，如案例研讨和总结；二是本体意义上的实践型课程，如模拟法庭演练、法律诊所实训、暑期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三是为法律技能的培养所必备的实践辅助型教学，如法律文书写作、物证技术实验、法律实务谈判等。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交叉进行，形成规范化的课程设计、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各层面的实践技能培养教学体系。其二，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施之以不同的实践教学模式和内容，树立“全程”实践的教学理念。实践教学的设置可以由简到难，体现年级差异。大一学生尚处感知阶段，法律基础知识相对薄弱，这个阶段应加强主干课的理论教学工作，理论传授与案例研讨相结合；到了大二阶段，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法学理论学习，已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该阶段可以采取“观摩+参与”的实践教学方式，定期组织学生赴法院观摩庭审，参与校内模拟法庭演练、法律文书写作、物证技术实验等活动；进入大三，学生已基本具备较完善的法学知识体系，本阶段应组织学生参加法律诊所、法律援助、暑期“法律大篷车”社会实践等一系列实务活动，让学生切身感知真实的案件和社会情势；大四学生开始临近毕业期，此阶段应重点指导和安排学生赴法院、检察院、律所等进行毕业实习，锻炼和加强学生的专业素养，为成为一名真正的法律职业人做好就职前的准备。（四）搭建高校与合作单位“互赢”模式的共享平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是法学院校实施法学实践教学的主要平台，是法科生进行实务技能训练的主要场所，也是加强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动合作的重要纽带。但要保持长期稳定常态化的合作模式，除了改善校内教师队伍结构之外，必须探索具备联动效应的“互赢”模式，从搭建高校与合作单位共享平台入手。第一，拓展法学实践课堂，突出“双师型”教师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一方面与司法机关、律所等协同建立实践基地，建立法律诊所接收实际案件，延伸实践课堂，并设立固定实务课堂，聘请从事实务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定期来学校授课；另一方面鼓励“双师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实务案例，开设非诉讼实验课、模拟法庭课，促进课堂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第二，要重视和加强对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的整体规划和布局。教育资源的投入总是有限的，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足用好？这不仅需要根据实践教学的现实需求和高校的办学条件进行缜密规划，也需要依安全和便利的原则科学布局，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第三，兼顾高校与各合作单位的双方利益，实现互利共赢。长期以来，在校外实践基地的具体运作中，各合作单位为高校无偿付出居多，既要为大学生提供实践岗位和指导具体实习，有的还要提供食宿的便利，导致许多校外实践部门实际积极性不高。因此，为了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必须探索对双方有益的互利共赢模式，尤其作为高校这一方，既可以尝试通过聘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作为外聘导师或客座教授的方式为双方的长期深度合作提供联动效应，也可以根据合作单位的任用人才信息反馈，把对方的人才需求与学生的就职意愿进行有效对接，还可以为合作单位处理实践难题提供理论支持，向实践基地投入一定的经费开支，以满足必要的实践教学软硬件设施更新以及合作单位指导教师合理的劳务报酬。只有这样，法学实践基地建设的稳定性和实效性才会长久的得以保持和维系。

参考文献

［1］龙著华.创新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法学实践教学[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1(1):81-84.

［2］陈伟.面向实践性的法学教育改革路径探讨[j].海峡法学，2014(3):97-103.

［3］张冰，丁利明.民族高校法学实践基地构建-----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背景[J].法制与经济，2017(8):23-26.

［4］王俊峰，丁利明.法学专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探究[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7(4):425-428.

作者:谢晓彬 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