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学模式困境求解

导语：法学教学模式困境求解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随着我国当前“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的深入推广，诊所教学模式逐渐展现其特色优势。然而，在国内各大法学院校积极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同时亦暴露出诸多弊端倾向。为此，亟待通过合理定位“诊所”职能、扩大宣传增加案源、内挖外引储备专业师资团队、拓宽渠道保障运行经费等方面举措进行有力改良，才能保证我国“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的更好开展。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师资团队；法律援助

诊所式法学教育发端于美国，又称“临床法律教育”。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运用、获得法律经验、培养实务能力。其优点在于培养法学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意识，特别是律师职业技能，以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统一。其突出的实践性特色具有单纯课堂讲授式枯燥法学理论教育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培养大量的法律实务人才。2000年，以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法学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为首的全国七所知名院校开始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在这七所知名高校法学教育创新模式的推动下，国内其他高校的法学教学模式也开始进行探索和创新，进而相继开设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并配备专业的指导教师进行学生的学习指导，“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在我国法学教育中方兴未艾。随着国内各大高校的法学教育开始陆续探索和尝试“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所带来的多元化教学方式和丰富的教学资源时，大面积铺开的法律诊所教育也暴露出良莠不齐的诸多实践弊端。由于很多院校没有从根本上深层次的研究法律诊所教育是什么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引入、推广和适用，而只是简单的以是否能够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是否能够借此争取到更多的教育资金、是否能够为本院校的法学教育带来特色、荣誉和利益作为其“积极争取”法律诊所教育的动力源泉。故而，法律诊所教育在其后续的推广、适用过程中出现落地不稳、原有理念目标变味的畸形发展趋势。本文在分析我国法律诊所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局面基础上，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良设想，以期对我国法律诊所教育的稳健发展有所借鉴。

一、合理定位“诊所”职能，扩大宣传增加案源

法律诊所教育试图解决传统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构建基于法律的职业训练，更加关注法律的技能培训。[1]因此，“诊所”的职能定位是否合理，直接关系我国法律诊所教育能否可持续发展。然而，在我国各大法学院校所开展的法律诊所教育当中，能够结合自身具体实际情况合理定位其本校诊所教育职能的单位不是很多，绝大多数院校的法律诊所教育出现自身定位迷茫，不知其自身优势与缺陷，而只是一味地去跟风、去模仿，这样下去根本不利于法律诊所教育的扩大发展，只会让法律诊所教育流于形式，空有“诊所”外壳，却无“诊所”实质特色。就目前国内法律诊所的职能定位而言，相对较好的仍然是首批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七大知名院校，他们已经在多年的诊所教育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特色，进而适时、合理地定位其诊所教育的相关职能，较为稳健地开展着“临床式”的诊所教育。如西北政法大学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法律诊所网站，在不断探索中建立了立法诊所、民事法诊所、公益法诊所、农村社区诊所以及刑事辩护诊所。[2]因此，应当在借鉴优秀法律诊所教育院校的经验基础上合理定位自身的“诊所”职能。在进行法律诊所教育的职能定位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法律诊所教育所处的地理位置；二是学生的法律综合素养；三是当地显著的法律援助案件类型；四是院校所能驾驭的法律资源。只有综合考虑这四大方面的因素，才能适时调整和确定各自的职能定位。伴随着法律诊所教育的扩张，随之而来的另一核心问题就是诊所的知名度及案件来源问题。由于我国对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还存有争论，许多人还不认可这一新兴方法及其价值，法律诊所仍处于边缘化。[3]这就使得法律诊所仍只停留于校园理论范围，而没有正式步入社会实践角色。虽然国内各大院校对于自身创办的法律诊所教育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宣传，但效果欠佳。没有较好的法律诊所扩大宣传力度，就不会有极好的法律诊所社会知名度，民众对于法律诊所的职能自然就不是很了解，不了解自然就不会对法律诊所的法律援助能力产生信任，那法律诊所所能受理的案件范围也就大大减少。故而，在分析问题根源的基础上就要适时寻找相关的解决对策。对此，建议加大国内院校各自法律诊所的宣传力度。法律诊所的宣传范围不应仅停留于学校及其周边的社区范围，还应扩大到媒体宣传、法制宣传和走访宣传的范围，使法律诊所教育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进而扩大其知名度。同时，还须重点突出对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的宣传效应，以此来增加民众对法律诊所教育的认同感，进而增加诊所的案件数量。

二、内挖外引储备师资团队，提高待遇激发教育热情

法律诊所教师的最佳人选莫过于律师、法官或检察官，而“美国的法学教师多数从执业律师中选拔。他们既是教师，又通常是律师业的一员”。[4]相比于美国法律诊所教师的专业资质要求，我国法律诊所教师的专业综合素养较低。在我国，高校教师具备一定的理论功底，但缺乏较好的司法实践经验。同时，由于高校教师的科研任务、课时任务及评定职称的特定要求，很少有既具备深厚法学理论功底又具有资深司法实践工作经验的专业教师。即使有这样的专业教师，又由于我国高校固有的待遇滞后体制及课时认定的固有缺陷，使得这样的专业教师亦不愿意担任法律诊所的教育任务。故而，在具体的法律诊所教育当中，严重缺乏理论与实务兼备“专业教师”。另外，参与诊所法律教育要耗费教师很大的精力，需要不断地观察和指导学生，不断地与相关法律部门进行沟通。而这样复杂的教育教学工作，需要占用高校教师大量的空闲时间去与学生进行交流、联络，去具体分析案件的进展情况，有时还须教师亲自带领学生去参加法庭审判。总之，进行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既要具备理论家的博学，又要具备外交家的睿智。[5]然而，在现实的法律诊所教育当中本来能够有资格担任法律诊所教育的专业教师就较少，再加之诊所教师利用课外时间额外所付出的教学努力与教学指导没有获得学校应该有的教学课时给予和教学奖励待遇，其具体参与指导学生进行法律援助最终所能获得的相关教学奖励待遇却与自身的大量付出存在较大差距，进而导致法律诊所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大大降低。必须承认，要找到“全能型”的指导老师几乎是一种奢望，但是组建一支结构相对合理，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的教师团队是可以做到的。[6]因此，在法律诊所专业教师的人员配备上，必须改变以往的固有思维模式，通过在内挖本校内部兼具理论与实务经验的优质师资的基础上，大力外引公、检、法及律师事务所当中具备丰富司法实践经验的人员加入到法律诊所教育的师资团队当中来，通过高效与司法实务部门的充分合作，重在构建一支兼具深厚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司法实践办案经验的法律诊所教育的专业师资团队，以此来发挥各自所长，整体提升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学质量。同时，在构建专业师资团队的同时，必须重视法律诊所教师的相关教学待遇，无论从本校教师的教学课时工作量的认定方面、职称评定方面还是给予司法实务部门人员的工资待遇方面都必须结合现实的具体司法实际情况进行适时的提升，以此来激发法律诊所教师的教育热情，全身心、尽全力地投入到法律诊所的教育当中，这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明确法律诊所的援助地位，拓宽渠道保障运行经费

法律诊所教育在美国产生的目的除了改变以往的枯燥法学理论传授教学模式之外，最为主要的就是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进行相关法律援助，增加法科学生的社会使命感。因此，法律诊所具有一定的法律援助职能。然而，我国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能够承担法律援助职能的机构由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和各种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成，[7]却不包括法律诊所。这就使得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法律诊所在为当事人进行相关法律援助时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司法实务部门及办案律师的“冷遇”，没有相应的诊所法律援助的“身份”认同感。为此，必须从立法上明确法律诊所的法律援助机构地位，扩大法律援助机构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法律诊所的社会认同感，提升法律诊所的法律援助效率。基于法律诊所开展为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的服务使命，其在具体的日常运行中需要较为充分的资金费用作为保障。可以说，法律诊所教育是一项高成本的教育教学模式。对于开展日常的法律援助服务需要大量充足的经费支持，同时法律诊所日常的办公费用、人员管理费用以及相关的公用设施的提供亦需要相关的资金费用予以保障支持。在美国，由于法律诊所教育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案件来源也比较充分，加之社会各界对其的相关捐助费用，法律诊所教育开展所需要的各项经费都获得了较为充分的保障机制。作，从而推动职业教育不断发展。

四、结语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发展对于提高我国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福建省部分高职院校的起点较低，教学水平及教学条件较为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出台政策鼓励教师进行顶岗实践、获取相关的专业技能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将有利于推动福建省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是开展“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一条可行途径。

参考文献：

[1]贾文胜,梁宁森.基于校企共同体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J].中国高教研究,2015(1):92-95.

[2]李树峰.从“双师型”教师政策的演进看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定位[J].教师教育研究,2014,26(3):17-22.

[3]柳燕君.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18):44-47.

[4]唐卫红.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及其队伍建设[J].教育与职业,2014,11:036.

[5]邢赛鹏,陶梅生,陈琴弦等.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双师型”教师评定标准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5(4):45-48.

[6]宋明江.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基于行动学习理论的视角[D].西南大学,2015.

[7]曹晔,盛子强.我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与培训体系建设[J].职业技术教育,2015(16):44-49.

[8]张建荣,郭金妹.“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探索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15(22):129-130.

作者:王金虎 韩忠伟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