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建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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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样化是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高等教育制度多样化具有丰富的内涵，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制度的纵向多样化是以横向多样化为前提的，因此把横向多样化视作上位概念，以横向多样化为主要议题；同时，研究更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多样化，也就是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即高等教育机构类型多样化。研究以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为对象，论述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析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价值，总结美国发展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经验与教训，并以美国为参照，提出中国完善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一些政策选择。

［关键词］多样化；高等教育；教育制度

2019年2月，中国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描绘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建立完善的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政策体系，引导高等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持续推动地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与布局。”该文件表明，中国要建立一个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本文仅简论如何构建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

一、高等教育制度多样化的内涵

多样化从动态的意义上来说是建设现代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必要举措，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是现代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一个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制度是一个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人才复杂需求的制度，是一个能够满足人民对于高等教育不同的、个性化的复杂需求的制度。如果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审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就是把多样化视作一个社会系统——高等教育机构适应环境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社会的需要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具有相应的功能，社会的需要是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也必须以多样化来适应社会的多样化需求。需求确定了相应的功能，外部力量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多样化。如果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来论证现代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多样化特征，生物学的物种起源和竞争生存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生成和发展过程的视角。生物学研究有机体的多样性、分布、质和量。生物学中的一个主要概念和基本分析单位是物种，所谓物种就是可以复制再生产的一组有机体；所谓物种多样化就是物种数量增加和弥散。从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将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视作生物学的物种，正如物种是生物学分类的基本单位一样，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是考虑和分析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基本要素。然而根据有机物的生物性质可以准确确定其物种，而依据高等教育机构的性质准确定义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是有一定难度的。确定高等教育机构类型的指标是非常多样化的，比如可以根据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学生的规模、学生的性别、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治理的性质、机构的使命、专业的设置、所颁授的最高学位等来确定机构的类型，于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所机构可能从属于不同的类型。但是无论如何，高等教育机构类型像生物学中的物种一样，在数量增加与弥散中生成与发展，高等教育制度在机构的竞争生存中多样化。[1]高等教育制度的多样化既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所谓高等教育制度的纵向多样化即高等教育机构层级增加的过程。在我国，明显存在着高等教育机构层级增加的趋势，高等教育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大学排行榜在国内外的泛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政府政策的价值取向、社会对精英价值观与日俱增的推崇，凡此等等都细化了我国实际上以学术声誉为基本内核的高等教育纵向多样化。在高等教育制度的宝塔尖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在我国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均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在高等教育制度顶端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不太注重国内排行，而是在世界排行中征战。高等教育制度的纵向分层更加精细化，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制度分出了更多的层级。因此，在我国实际上高等教育的不同类型已经全部被纳入了纵向分层。所谓高等教育制度的横向多样化是指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生成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过程。如果说高等教育类型增加是高等教育制度横向多样化表征的话，那么其内核及价值取向则应该是每种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对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每种高等教育机构都可以也应该追求卓越，但是卓越的标准在于，是否达到了当初所确定的使命和目标，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机构的每种类型中可以依据其达成卓越的程度分层。从这个意义上，笔者把横向多样化视作上位概念，纵向多样化是以横向多样化为前提的概念。笔者以横向多样化为主要议题。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既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多样化是指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差异化，内部的差异化涉及高等教育机构运行的方方面面，比如机构的使命、学生的来源、教师的学缘、学术基础单位的设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管理的制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多样化则主要是指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差异化。在研究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和外部多样化时，可以发现一个悖论，即随着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多样化的增强，外部多样化有可能下降。正如美国教育家佩斯（RobertC.Pace）所说：“如果每所院校都增加自己的专业数量，它可能增加了自己顾客的多样化，但同时却减少了自己与其他院校间的差异”。[2]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大学的综合化，随着大学内部设立的学科和专业数量，以及专业学院数量的增加，大学之间的相似性增大，几乎可以到了千校一面的地步。因此，笔者更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多样化，也就是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即高等教育机构类型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多样化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高等教育制度总体上来讲都是精英性的教育，主要以大学的形式为社会上层少数人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民权主义滥觞，高等教育开始了大众化的历程，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发展。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澳大利亚的高级教育学院（collegeofadvancededucation）等短期高等教育机构或应运而生或迅速发展。这些机构被普遍认为适合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同时它们的运行费用低廉，因而政府强力推行。但在欧洲，由于大学传统的强大，这些机构不断追求大学地位，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获得立法批准，一夜之间全部升格为大学；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学院或者通过相互间的合并，或者并入大学，也都转变为大学。在世界范围来看，独有美国的社区学院不断发展。相比之下，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更多样化的，因此笔者以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并从美国形成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经验与教训中寻找我国完善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政策选择。

二、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发展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斯泰德曼（VerneA.Stadtman）认为，“多样化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宝贵财富”，“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独特和最有价值的特色”[3]。下文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来深入了解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发展。（一）殖民地学院的建立。1620年，英国清教徒为了躲避英国国教的迫害开始向北美大陆移民，清教徒定居者们所渴望和寻求实现的第一批事业就是教育，于是，1636年创建了哈佛学院。至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共有9所殖民地学院存留。这些学院规模很小，使命单一，其首要目标是培养牧师，其次是培养虔诚、正直和具有良好教养的绅士。这些学院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开始为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做出独特的贡献。首先，各种宗教和教派不断涌进北美大陆是建立各种新学院的重要动力之一。天主教、犹太教、新教各教派都可建立自己的学院，这样的学院都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支持，得到公众的宽容和理解，可以说这是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开端。其次，美国大学的自治权较欧洲多数国家的大学都大。这是因为欧洲许多国家都是国教办学，世俗化后的大学自然成为国家办的大学。而美国没有国教，大学由各教会和教派创建，由信众支持，当这些大学转变为世俗大学之后，由神职人员组成的管理机构被校外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所取代，成为大学的所有者和政策制定者。大学的这种自治管理制度使得大学可以确定自己的使命和服务对象，自主定位，在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再次，殖民地学院直接导致一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诞生。尽管在美国独立时幸存的9所学院后来都发展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但是它们从宗主国继承的博雅教育传统却在美国发扬光大，在这些大学内部的本科生院，如哈佛大学的哈佛学院，耶鲁大学的耶鲁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学院等，始终都是大学的核心，都始终坚持博雅教育。以它们为范例建立起来的独立的文理学院坚持了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学院传统，一般远离城市中心，规模较小，以教学为中心，以博雅教育为宗旨，注重学生品格的养成。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录取的学生在大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呈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类院校仍是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们对美国本科生教育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二）州立大学的建立和《莫雷尔法案》。（MorrillLand-GrantAct）的通过美国建国后，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教会学院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建国之初，美国早期政治家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对殖民地传统文化仍然占优势的学院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抨击哈佛学院是富家子弟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不过就是学习如何使举止有风度，如何像绅士那样进出房间”[4]。1779年，杰斐逊（ThomasJefferson）作为美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开始在美国第二早建立的威廉玛丽学院尝试课程改革，以适应新时代新国家的新要求，但是由于传统势力强大，其改革之志未竟。于是他决定和自己的挚友麦迪逊（JamesMadison）联手合作推动建立一所公立大学，“促进人类知识的发展，培养领袖和有知识的公民”[5]。1817年，弗吉尼亚大学在杰斐逊的主持下在麦迪逊赠予的一块土地上举行了奠基仪式；1819年，该校获得了弗吉尼亚州政府的特许证，成为美国第一所州立大学。1862年和1890年通过的两个《莫雷尔法案》极大地推动了新型州立大学的发展。联邦政府根据这两项法令拨出联邦土地支持各州资助至少一所州立院校，这所院校要“在不排斥科学、经典学科并包括军事战术学科的情况下，教授农业和工艺有关的学科，从而促进生活中各行各业的工业阶级的文理和实用教育”[6]。自1862年开始，到1922年阿拉斯加大学建立，美国共建立了69所土地赠予学院。美国州立大学的建立和《莫雷尔法案》的实施给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带来一场革命，使得传统的单一制度向多样化的现代制度发展，州立大学发展成为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主体类型。第一，打破了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制度的封闭体制，在高等学校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为社会和国家经济发展服务成为高等学校主要使命之一。第二，确立了应用科学研究以及与工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农业和工艺学科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使得美国州立大学成为应用科学的圣殿。这也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结构开始变化，农业学院和工程学院等成为大学的构成部分，综合性大学开始成型。第三，高等学校不再是社会上层的特权领域，开始向中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子弟打开大门，使学生的来源趋于多样。第四，联邦政府找到了一条干预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路径，通过立法资助的途径引导高等学校拓展新的使命，从而促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三）达特茅斯案件的审理。达特茅斯案件集中反映了美国独立以后私立院校与州政府之间的尖锐博弈。在达特茅斯学院（1769年建立的教派学院）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州，杰斐逊派议员控制了州议会，州议会于1816年通过决议吊销达特茅斯学院的特许证，将其改建为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该院董事会强烈不满，进而提起诉讼，诉讼历经三年，终于在1819年经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判决。由大法官马歇尔（JohnMarshall）撰写的判决书指出，根据宪法，契约的约束力是不容践踏的，设校特许证是合同性质。也就是说宪法必须维护私立院校的合法性，不得由州议会决议更改撤销。达特茅斯学院随之恢复。[7]由于美国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这个案件的判决在全国保障了私立院校的合法地位，促进了美国公私立院校并行不悖的发展模式，限制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范围和方式，保障了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合法存在。（四）研究型大学的建立。美国独立后，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多所州立大学，殖民地学院也逐步升格为大学。但是正如斯托尔（RichardJ.Storr）所说，在国内战争之前“没有真正建成一所伟大的美国大学，没有任何一所学院可以声称自己是欧洲大学强有力的竞争对手”[8]。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留学德国的学者回到美国大学任教。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德国学者和著名科学家移居美国，这些人把德国大学的传统带到了美国。1874年,曾经留学德国的吉尔曼（DanielG.Gilman）开始筹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大学正式开学，吉尔曼校长宣布“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大学的目标是“最自由地促进所有有益知识的发展……鼓励科研……提高学者的水平”[9]。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给社会提供的最大服务是“获取、保存、加工和传播知识”[10]。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德国大学为楷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许多大学仿效的样板。1882年，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正规化；1889年，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榜样的克拉克大学和美国天主教大学成立；1891年，斯坦福大学成立；1892年，芝加哥大学成立；1890年，哈佛大学设立文理研究生院；1896年，新泽西学院发展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此外，若干所州立大学，如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也相继建立了研究生院。这批大学引领了美国大学的改革：第一，建立和发展了研究生教育制度；第二，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第三，以德国大学的讲授法和研讨课取代了美国学院中传统的背诵法；第四，由于这些大学的建立，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型——研究型大学产生了，美国高等教育制度走上更加多样化的道路。（五）社区学院的建立。美国两年制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可以说是研究型大学建立的边际效益。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倡导者、芝加哥大学的首任校长哈珀（WilliamHarper）上任伊始就将大学本科前两年称为“基础学院”，后两年称为“大学学院”，1896年又将这两所学院改称为“初级学院”和“高级学院”。1899年，芝加哥大学董事会根据哈珀校长的建议决定设置副学士学位，颁授给初级学院结业的学生。芝加哥大学初级学院的建立在全国兴起了初级学院运动。1901年，美国第一所公立初级学院——乔利埃特初级学院建立；到1915年，全美已经建立了74所独立设置的初级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急速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初级技术人员和服务业的各种从业人员，于是公立的初级学院开始转变为社区学院，社区学院的兴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平均每周就有一所新的学院建立。由于社区学院开放招生，不收学费或学费极低，就建在学生的家门口，并且给学生提供了两种选择——既可以学习职业技能两年毕业，也可以两年结业后转入四年制院校的三年级继续学业，因此吸引了大量过去不可能有机会步入高等教育的青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区学院的学生达到了大学生总数的1/3。正如加州大学校长克尔（ClarkKerr）所指出的，“……社区学院运动开创了向学习社会的伟大转变，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要愿意，就能在几乎任何地方学习几乎任何科目……美国正在成为首先提供普及中等后教育的国家”[11]。初级学院的建立和社区学院的发展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多样化：第一，使学生来源多样化了，为社会下层打开了高等教育的大门，成为社会重要的减压阀；第二，使高等教育制度培养目标多样化了，不仅培养领袖，专业人员，而且还培养准专业人员、初级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第三，由于社区学院既是所在社区的成人继续教育中心又是社区的文化中心，与社区形成了积极互动、相互支持的新型关系，为学习社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第四，使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更加完善。（六）《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通过。1960年，加州议会通过了《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0-1975）》（以下简称为《总体规划》），并且对加州宪法中有关条款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总体规划》出台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等教育急剧的扩张，以及政府和公众对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无序竞争所造成的对公共经费的浪费的关注。《总体规划》由加州大学校长克尔任主席的加州教育理事会和加州大学董事会联席委员会向议会提出，《总体规划》建议在加州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高等教育的三级结构和各级的基本使命。最高一级由加州大学各分校组成，它们录取州内高中毕业生中成绩处于前12.5%的学生，开设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课程，并授予相应学位，其使命是教学和科研。第二级由加州州立学院构成，它们录取州内成绩在前1/3的高中毕业生，主要开展本科教育，颁授学士学位，也可以开设部分硕士阶段课程，其基本使命是教学。第三级是初级学院，它们招收州内所有高中毕业生，其双重职能是开展转学教育和职业教育。所谓转学教育即大学一二年级的文理教育，学生结业后可以转入大学三年级继续学习。初级学院颁授副学士学位。许多人误读了加州《总体规划》的这一核心内容，把《总体规划》导致建立的加州三级高等教育制度仅仅视作纵向多样化的范例，而实际上《总体规划》对加州乃至全美现代化高等教育制度建立的贡献是全方位的。第一，加州在全美首先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第二，《总体规划》不仅建立了加州高等教育的三级结构，而且还肯定了私立高等学校对加州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贡献，从而促进了私立院校的发展和公私立院校之间的合作。第三，《总体规划》控制了高等教育机构间的无序竞争，为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划定了边界，厘定了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明确了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开展竞争的环境，高等教育机构是在自己的生存环境（同一物种）中竞争发展。因此可以说，加州三级高等教育制度不仅仅是纵向多样化的制度，更是横向多样化的制度，在横向多样化制度下，同一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相互竞争达到卓越。第四，《总体规划》为高等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做出重大贡献，巧妙地融合了当时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对高等教育激烈冲突的诉求。《总体规划》厘定了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边界，却打开了学生不断发展的通道，初级学院的学生可以转学升入四年制本科院校，甚至著名的私立斯坦福大学都有明确的制度安排，每年接受一定数量的初级学院转学生。这样就巧妙地缓解了在高校招生问题上所反映的社会冲突。“克尔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正如福特对汽车所做的贡献，他批量生产了低成本高质量的教育，提升了科研的潜力，而这二者正是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2]。第五，加州《总体规划》出台的“时机恰到好处，美国文化为建立州支持的、遍布各地的、服务于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教育超市做好了准备”[13]。加州《总体规划》在加州一经落地，引起全国性的好评，逐渐影响了其他州，使得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开始在美国全国建成。（七）多样化高等教育分类体系的建立。美国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内战以后，高等教育有了迅速的发展，大批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涌现，这些机构的质量鱼龙混杂，引起公众和联邦政府的关注。内务部教育署于1867年开始署长年度报告，迈出了建立多样化高等教育分类体系的第一步。报告分类美国公立高校的统计信息，数据的依据是对教育署调查的回复。院校被列入报告的最低限度标准是：“必须得到颁授学位的授权；必须有清晰的录取标准；必须开设至少两年的标准的学院课程；必须至少有20名具有学院地位的学生。”[14]1951年,美国大学联合会高教财政委员会出版了《美国高等教育组织统计分析（1948-1949）》报告,将高校分为四类：大学、文理学院、专业学院和初级学院，其中文理学院又分为综合文理学院和其他文理学院。该报告依据对四类院校的定义，对经相应认证机构认证的大学、文理学院和专业学院，以及被列入教育署报告的初级学院进行分类分析。[15]1970年,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研发了美国学院和大学的分类标准，并于1973年公开了《卡内基分类》，在1976年、1987年、1994年和2000年经四次修订，终成美国“广为接受的，描绘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多样化的最主要的分类标准……成为代表和控制美国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差异的最有力工具”[16]。2000年的卡内基分类将美国高等学校分为六大类，然后进一步分为18个分类。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高等教育分类体系的建构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体系是由政府机构、高等学校的自律组织和高等教育的赞助机构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分类是互相支持的。换句话说，美国对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支持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第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体系是经过缜密研究的，是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逐步形成的。第三，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以详尽的、公开透明的数据为依托，仅从得到相关机构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采集数据，进行分类。第四，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目的不是建立高等教育的等级结构，而是支持和强化横向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卡内基分类》明确指出其分类的宗旨：“不是要建立一个两年制和四年制学位授予机构的等级制度，而是要依照课程和目标的相似性将大学和学院分类，以促进有意义的比较和分析。”[17]

三、美国发展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价值与经验

在美国建国后的二百多年中，高等教育经历了绚丽多彩的发展历程，从一个单一的殖民地遗产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既促成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又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为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美国发展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价值。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价值是多重的。第一，美国把建设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视作满足学生不同需求的重要战略。多样化的制度给美国不同社会层级、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学习成绩水平的学生提供了充分的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多样化的制度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与自己背景相似的学生一道学习，相互竞争，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高校，从而使得高等教育惠及每个人，并与每个学生的需要、目标、学习风格、学习速度和学习能力相匹配，使每个学生获得成功的机会现实可行。第二，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为美国青年提供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通过给学生提供进入不同类型高校的机会，鼓励学生向上移动，同时学生也可以不失面子地向下移动。多样化的制度允许学生修正选择的错误，为学生提供多次获得成功的机会，从而使得学生对自己的社会流动负起责任来，减少了社会的压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第三，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满足了劳动力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在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一定是多元的，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较好地满足了这样的需求。第四，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较完美地将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结合起来。在美国，有世界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时美国的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为所有想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打开大门。著名高等教育学家特罗（MartinTrow）在对大众和精英高等教育的分析中指出，精英高等教育的生存取决于一个综合的非精英院校制度的存在。[18]可以说，高等教育的普及为精英高等教育的存在奠定了基础，创造了生存发展的宽容环境。美国的公立院校在成立时由于相关法令的约束，美国私立院校成立时由于相关利益群体的约定，都有明确的使命声明，因此一般都会自主限制自己的活动，使之与所处的位置、资源和服务的顾客的利益相一致，避免了不同类型院校间的不良竞争，而在同类院校中却不可避免地开展竞争，以竞争求卓越。通过竞争追求卓越成为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价值选择。第五，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鼓励了各类院校创新试验，而不必在所有院校同时开展同样的改革试验，这样就降低了创新试验的成本，使得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能够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同时减少整个制度犯同样错误的风险。（二）美国发展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经验。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是美国的市场竞争制度、政府的法令规制和非政府机构的影响共同作用和相互制约而生成和发展的。第一，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了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满足了社会和国家对不同层次和不同规格人才的需求。高等学校是资源依赖性的机构，要在竞争环境中获取资源生存发展，就要锁定特定的消费者群体，由于消费者群体是多元的，这样在竞争中就会自然形成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在市场竞争中，对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当然人们会趋之若鹜，但是像威廉姆斯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和韦斯利学院这类规模小、主要开展博雅教育的文理学院也有相当稳定的生源。规模宏大的州立大学更有重要的地位，它们以学费的低廉，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大量学生。就是社区学院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必不可少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吸引了美国近1/3的大学生。由于市场竞争导致美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院校类型，既有公立又有私立院校，既有非营利性又有营利性院校，既有小院校又有巨型大学，既有教会院校又有世俗院校，既有两年制职业技术院校又有四年制文理学院，既有综合性大学又有专业学院，既有研究型大学又有以教学为主要职能的院校，既有女校又有男女合校。第二，政府通过法令规制和引导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高等教育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完全交给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能使高等学校趋利，丧失高等教育的公益性。高等教育机构市场竞争的特点是“声望竞争”，这种竞争是昂贵的，高等教育机构会用尽其资源来达到竞争中的最佳位置。鲍文（H.Bowen）总结了高等教育机构市场竞争的著名法则：“……为了追求卓越、声誉和影响……每所院校都尽其所能筹集一切可能筹集的钱，然后花掉筹集的每一分钱。”[19]这样，完全放任的市场竞争不仅可能浪费公共资源，而且会造成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飘移，即院校在学术纵向阶梯上攀爬，从而对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造成伤害。因此，多样化制度的建立和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通过法令的形式进行必要的规制。上述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著名的达特茅斯案件，是美国通过司法审判干预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建立的第一个案例，最高法院的判词限制了政府“为了社会公益”不由自主的非正当干预，为私立院校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确定了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合法性。《莫雷尔法案》则是政府通过立法拨出公共资源引导建立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典型案例。《总体规划》则是政府出于公众对于高等教育机构无序竞争导致公共资源浪费的忧虑，直接出手干预，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起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美国政府各项立法在建设和发展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上是前后衔接和导向一致的，从两个《莫雷尔法案》到1887年《海奇法案》和1914年《斯密斯-莱佛法案》都一脉相承地支持了州立大学的发展，鼓励了州立大学的应用科学研究和服务职能。1944年的《退伍军人法案》（Servicemen'sReadjustmentActof1944,GI法案）支持大量的退伍军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这些退伍军人的构成非常多样化，他们的年龄、种族和学习能力都不相同，选择进入各类不同的院校，因此促进了不同类型院校的发展。联邦的佩尔助学金对于学生的资助只看需要，不分其所在院校的性质和类型，只要在获得认证的院校就读即可，这一资助法案对于美国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第三，美国的中介机构在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的地区认证机构和专业学会的认证机构对各类院校分别认证，制定相应认证标准，保证了各类院校最基本的入门标准，保证了它们的最起码的质量，从而使得美国各类院校为公众所认识和承认，同时为政府高等教育支持项目提供了基本依据，使得各类院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美国各类院校都有自己的协会组织，它们既制定本类院校的行为规范，行使自律性组织的职能，同时又代表本类院校的利益，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游说，保证本类院校受到公平对待。卡内基高等教育基金会组织研究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制定了分类标准，由于其分类标准的科学合理、数据的公开透明，不仅得到各类院校的认可，主动积极参与，而且得到政府和公众支持，成为政府支持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依据，公众了解高等教育的重要平台。这些机构在市场、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之间填补了重要的空白，促进了市场、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之间的正向互动，使得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运转顺滑，稳定发展。

四、中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面临的挑战与政策选择

（一）中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面临的挑战。经过70年的努力，中国基本上构建起来一个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但是这个制度的完善，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对多元人才的需要，还面临许多挑战，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第一，中国精英文化源远流长，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经对人才的需求非常多样化了，但是在政府，甚至企业的招聘中只问学位层次和是否毕业自“211”和“985”高校的现象比比皆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重学轻术，因此虽然一些企业高薪聘用技术工人，却鲜有家长和学生真正愿意选择高职高专院校。我国虽然大力宣扬大国工匠和工匠精神，却罕有年轻人真正愿意选择工匠之路。由于这种精英文化传统，国家鲜有全面考虑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建设的政策出台，即便有些支持职业技术教育的政策出台，面对民众单一的价值追求也归于失灵。第二，这一文化集中反映在中国的学校制度中，基础教育阶段以考学为宗旨，教学以考试为中心，学生的评优、教师的考核和学校的绩效评价均以考试成绩为中心。在高等教育阶段，本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制度应该更加多样化，但实际上由于社会和政府政策对“211”“985”高校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无以复加的推崇，高等教育的层级金字塔更加陡峭了，层级更多、更显著了。中国的精英文化传统与中国的精英教育制度不断相互强化，成为中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发展与完善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三，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20世纪90年代的院校合并政策掀起了一场院校合并运动，只要合并就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在这场运动中，高校规模持续膨胀，规模成为高校生存的必要条件，特别是许多地方院校依靠规模扩张生存，小规模院校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在院校合并中，一些高职高专院校和一些专业学院通过合并成为普通综合院校，失去了办学特色。之后的“211”“985”和“双一流”政策出台又在全国掀起了争建一流的热潮，地方政府也都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政策。笔者无意褒贬这些政策，关键是在这些政策出台的同时，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我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因此所传递的价值取向是精英教育，对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造成了重大伤害。第四，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飘移愈演愈烈。由于中国的精英文化和政策中的精英教育取向，再加上高等教育内生的追求卓越的激烈竞争，造成了学术飘移的持续升温。高等学校是严重资源依赖的机构，在我国由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市场尚不成熟，资源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演化为政策依赖，或更准确地说政府依赖，于是就会看到我国奇特的“跑政策”现象，通过“跑”，院校类型间的边界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高职高专院校可以“升格”为本科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可以“升格”为研究型大学。（二）中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政策选择。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市场不成熟，中国高等教育中介机构形同虚设，政策的制定和选择对于发展和完善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性。第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率先改革用工制度，不惟学位，不惟“985”“211”，通过用工和奖酬制度的变化，逐步改变中国精英文化的传统，把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转化为学生和家长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第二，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建立我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明确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边界和使命。第三，由于多年来我国政策严重偏向于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处于高等教育纵向结构低端的高等教育机构，如高职高专院校和教学型院校发展举步维艰，当前有必要调整政策，给这些院校以政策倾斜，给这些院校的学生以更多的奖学金机会。这种政策不应是运动性质的，一时期密集出台，时过境迁就销声匿迹。这种政策的调整应该把横向多样化作为一个核心理念，导向长远的均衡的政策，使政策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始终如一地支持各类院校在自己的类型边界内竞争卓越。第四，政府要在放任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飘移和打开学生多次选择的通道之间做出明确的政策选择，这两项政策对高职高专院校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允许这类院校升格，还是为这类院校的学生结业时转学进入四年制学院继续学业做出制度安排，这对于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两种政策所体现的价值是不同的，前者以高等教育机构从属于不同的层级为价值取向，从而从基础上颠覆高等教育横向多样化的制度；后者则以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为价值取向，给学生以多次选择的机会和试错的机会，与此同时并不危及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第五，政府要制定政策完善高等教育机构的市场，使这个市场中竞争有序，有利于院校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或者最起码无损于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此，政府要有明确的政策给予高等学校更多的自主权，使高等学校能够在有序的市场竞争中自主定位，竞相在本类院校中提高自己的声誉，争取卓越。在完善高等教育机构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应制定政策鼓励建立中介机构，发挥它们的作用，而不是束缚它们的手脚，使它们形同虚设。政府的政策要引导中介机构成为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自律组织，制定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行为准则，研究制定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标准，从而发挥中介机构在发展完善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许多国家在建设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中，推出了建立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政策，但是真正落地实施，取得明显成效的并不多，国际上公认美国是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典范。本文以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为参照谈了我国在构建和完善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中可供选择的政策。但是中美两国在文化、制度和国体等方面有重大的差异，因此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在我们相对集中的高等教育领导体制下，如何更有效地完善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制度下，政府、市场和中介机构在完善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中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等，需要我们今后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

作者:王英杰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