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践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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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对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现小康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当前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模式和经验，介绍宁德市基于社会中介机构市场化运作和政府信用网平台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做法，深入分析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难点。为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出加强地方政府的领导作用、建立激励和惩戒机制、规范信用评价体系等针对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仍是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对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现小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模式和典型做法

当前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模式：利用信息化手段采集农户信用信息开展信用评价；建立农村征信知识宣传长效机制；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以下简称“三信”）创建活动；出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制度等。（一）丽水模式。浙江省丽水市开发农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丽水市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并定期更新金融、农业、林业、扶贫、建设、国土、公安、水利、市场监督等部门的信用信息，基本实现覆盖全市农户。同时，推进“信用惠德”工程，将关心公益事业、遵守社会公德等内容纳入农户信用评级体系范畴，引导金融机构依托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在农村地区开展“整体批发集中授信”业务，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三农”信贷业务的成本。［1］（二）青海模式。青海省在全国率先以省为单位，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以村委会和大学生村官等渠道精准建立农户信用档案，推进全省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设立县域“三农”小额信用贷款财政担保基金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形成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合力，打破了金融支农的瓶颈［2］。（三）宁波模式。浙江省宁波市开发普惠金融信用服务平台——宁波市农户信用档案移动互联平台，金融机构可以在获得农户授权后在该平台查询农户非银行信用信息，也可以通过平台上和推介涉农金融产品，农户可以实时向该平台提交个人信息，实现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对接［3］。此外，黑龙江克山县建立县级信用信息中心，通过有效整合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完善信贷产品风险评价机制；广东省茂名市建立全国最大的地市级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并依托该数据库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践——福建省宁德市

（一）基于社会中介机构市场化运作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2007年，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按照“政府推动、人行引导、各方参与、中介操作”的思路，设立挂靠政府扶贫办的社团组织——屏南县小额信贷促进会，集“农户信用信息采集、贷款推介担保、农户项目对接服务”等功能，在政府授权下，自主开发“三农综合服务信息平台”，负责对该县农户的信用信息进行征集、评价、更新、推介，探索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市场化运作思路。该平台主要通过现场动态采集和政府信息导入两个渠道采集信息（即由村级金融协理员或村两委为主干动态采集农户家庭及生产经营信息，政府相关部门定期导入计生、林业、农业、民政、扶贫等信息），建立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和农户信用档案。（二）基于政府平台的“信用网”建设。2015年，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探索建立以服务金融机构实际需求为定位的农村信用平台——“古田信用网”，该平台涵盖农户网上申贷服务、农户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三农”政策和支农信贷产品、失信公示、金融宣传、政银企农实时交流、后台管理等七个功能，截至2019年6月已收集民政、法院、房管、市监、卫健、供电、税务、环保、人社、扶贫等12个部门的政务信息21.96万条。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又先后补充了婚姻状况信息、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农房不动产权信息、房产查解封信息、公职人员不良贷款等“三欠”信息、拒服兵役人员处罚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贷款人员信息、“信用村”建设信息等信息的查询功能。截至2019年6月，“古田信用网”已为当地金融机构提供农户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1.68万次，基本解决了金融机构办理借贷业务的需求，累计有898户农户通过“平台”进行贷款申请并签约授信，授信总额1.13亿元，化解了金融机构“难贷款”、农户“贷款难”的困局。（三）基于营造良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三信”创建活动。积极开展“三信”创建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市中心支行推动辖内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指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积极参与“三信”创建工作，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效。截至2019年6月，宁德市共创建信用村970个、信用乡（镇）38个，评选信用农户24.34万户。2019年，辖区寿宁县成功创建福建省第二个“农村金融信用县”。成立“垄上行•背包银行”服务队，提供上门金融服务。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寿宁县支行组织辖内金融机构成立志愿服务队，统一配发内含平板电脑、日志台账和金融知识宣传册的背包，上山下乡、进村入户，登门为农户“面对面”建立信用档案并提供基础性金融服务。截至2019年6月，“垄上行•背包银行”服务队足迹遍布全县209个行政村，累计驻村服务591个工作日，完成整村推进精准建档28个村，为2868户农户评级授信。寿宁县“垄上行•背包银行”服务队被评为2017—2018年度福建省人民银行系统优秀志愿服务团队。

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问题与难点

（一）工作机制建设不完善。一是缺乏有效的组织架构。虽然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已成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但在实际工作中，多数处于挂名形态，难以发挥领导职能，无法形成工作合力。二是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性不高。农村信用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相关涉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但由于政府相关涉农部门没有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考评指标和奖惩机制，出于自身工作量考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工作协调推动难度大。（二）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一是金融机构承诺的优惠政策一般仅针对信用户，而信用乡（镇）、信用村在信用创建中并未享受到直接、明显的优惠政策，与其他乡（镇）、行政村差异不大，影响其参与信用创建的积极性。二是金融机构各自为政缺乏联动，各金融机构的优惠措施只覆盖本机构评定的信用户，不惠及其他金融机构评定的信用户，影响到信用户的公信度。三是政府相关涉农部门优惠措施，如财政贴息、支农扶贫、民生保障等尚未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挂钩，难以形成政策合力和乘数效应。（三）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缺失。一是缺乏统一的评定标准。金融机构制定的“三信”评定标准各不相同，信用信息的采集渠道、采集种类互有差异，评定结果常常大相径庭。二是缺乏统一的评定管理办法。金融机构的“三信”评定管理办法自成体系，事实上形成评定结果只限于自己使用，不被其他金融机构认可。三是信用信息未实现共享。金融机构涉农业务处于激烈市场竞争中，出于竞争考虑，各机构都将采集到的农户信用信息视为商业秘密，不愿与其他机构共享。（四）信用创建退出机制不健全。一是金融机构“三信”创建机制重创建轻退出的倾向比较突出，创建指标设计比较严密可操作，但退出标准则比较模糊，事实上形成“进不容易退也不容易”的局面，难以形成“三信”创建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机制。二是部分金融机构为了保持一定比例的“三信”，达到上级“三信”创建考核指标要求，主观上有可能袒护符合退出标准的“三信”，而不愿启动“三信”退出机制。（五）激励与惩戒机制不完备。一是信用激励机制缺失。信用激励机制的缺失使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经济主体和个人无法通过守信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二是失信惩戒机制缺失。失信成本过低助长失信行为的发生，导致信用交易过程中产生逆向选择和信用道德风险，增加金融机构经营风险，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参与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性［4］。

四、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政府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领导作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实现普惠金融可持续的前提和保证，各级地方政府应建立高效精干的领导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合力。建议县级以上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人民银行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各金融机构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统一组织、协调、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各乡镇相应成立领导小组，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推进本乡镇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二）激励惩戒双管齐下，发挥信用示范作用。加大对失信人员的曝光力度，将失信人员、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名单在电视台、政府相关网站等媒体平台予以曝光，形成舆论高压。严格落实对失信人员、失信企业实际控制人的限高措施，对列入“逃废银行债务黑名单”的企业和人员实施限制资产转让等联合惩戒措施。将信用状况纳入“公职人员、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村两委主要干部”等五类人员考察内容，发挥五类人员在信用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营造守信受益、失信必惩的社会氛围。对公职人员实行“三停、五不”强制措施。即凡国家公职人员和金融机构内部职工拖欠贷款逾期未还的（含担保），采取不提拔、不调动、不评先、不加薪、不晋级措施；情节严重的，实行停职、停岗、停薪，并在媒体上予以公布。对涉及拖欠贷款逾期未还的（含担保）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请人大、政协中止其资格或停止职务。（三）以村为中心环节，推进“三信”创建工作。探索建立“政府牵头、人民银行主导、各涉农部门及金融机构配合、农村各经济主体参与”的工作机制，以“普惠金融信用村”创建为中心环节，有序推进“三信”创建。健全信用创建工作顶层设计，开展“普惠金融信用村”创建活动。统一创建标准、评价办法、优惠措施，并将创建条件、优惠措施予以公示，确保差异化优惠措施落实到位，真正实现“信用有价”。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四个机制”，即农村信用信息征集机制、农村信用体系评价机制、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和农村信用担保机制。以建立农户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为切入点，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开展农户信用评分工作。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并与各项支农惠农金融政策相结合，推进“三信”创建工作。在培育信用典型的工作中，对已成功创建的“三信”，要求金融机构认真开展“回头看”，搞好查漏补缺，确保年检合格率达100%，保证存量；对未完成创建任务的乡镇，督促其按计划推进创建工作，确保增量；将支农再贷款的使用与“三信”创建工作相结合，提高小额信用贷款受惠面，增强示范带动效应，逐步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持续深入开展“青年信用示范户”评定工作，为青年创业搭建更为便捷的融资平台和渠道。（四）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共享和应用功能，积极打造信用网络平台。建立农户信息电子数据库，打造农户信用信息征集和应用平台。开发基于短信、APP、PC端的农户信用信息征集系统，以相关部门信息为主、以调查信息为辅，采集包括农户基本信息、住房信息、生产资料信息、信贷信息以及其他信息，并建立完善的信息核查机制，提升农户信用信息征集的准确度。绘制县域金融生态图谱，客观展示辖区金融生态环境概况。以金融生态地图的形式直观展示辖区信用乡（镇）、信用村的评选条件、分布情况和金融机构对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户金融优惠措施，并在相关媒体上予以公示，扩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宣传效果。（五）提升农村诚信教育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加强农村诚信文化的提炼和传承。制作适合农村、农民的诚信教育宣传材料，推动诚信教育因地制宜、进村入户。发动和组织金融机构充分利用“3.15《征信业管理条例》颁布纪念日”、“6.14信用记录关爱日”、金融知识普及月、节假日、少数民族节日等时间节点，开展贴近群众、形式多样的诚信宣传活动，增强广大群众守信用、用信用的自觉意识，营造良好的诚信舆论氛围。有效发挥乡村治理在促进农村信用环境建设中的作用。将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向信用环境好的村镇倾斜，发挥资源配置对农村信用环境建设的引领作用。借助新媒体方便、快捷、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优势，拓展新媒体宣传渠道，创作“互联网+”诚信宣传作品，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网站、门户网站等直接向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更高效、更快捷地传导诚信文化。

参考文献：

［1］陈继明，孔祖根，陈明亮.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丽水模式［J］.中国金融，2012（13）：54-55.

［2］欧阳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与普惠金融发展：以青海省海东市为例［J］.青海金融，2014（12）：48-50.

［3］郭乐琴.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模式比较及思考：基于宁波特点分析［J］.征信，2010，28（6）：65-67.

［4］李新耀.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探析［J］.征信，2016（1）：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