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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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历史性跃迁和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勃兴，人类存在的时空结构也被悄然重塑。有着超强分散与积聚功能的移动互联网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人类的互动交往、话语表达与集体行动，同时也无限放大了网络安全治理的潜在风险。借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必须把准坚持党的领导、秉承大数据战略思维、自主创新网络信息技术，立足治理的中国语境与逻辑，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等着力点。

关键词：新时代；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治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回望学术研究的历史脉络可知，校准学术研究的论域或对象，以及建构解释和解决相关研究论域或对象的理论和方案总是在实践经验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助推力量。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也就是说，立足实践经验，把准凸显的时代议题，当是校准学术研究论域或对象的基本遵循。在移动互联网（MobileInternet，简称MI）急速勃兴的时空境遇中，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一个凸显的时代议题并引起学界持续高度关注之后，秉承宽广的学术眼光和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意识，挣脱僵化的研究进路和思维定式，审慎地探索把准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着力点，不但是一个日渐凸显且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理论与实践议题，而且彰显了极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可是，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着力点是什么？本文拟从移动互联网对人类存在时空结构重塑的视角为切入点，来洞察把准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着力点，以期为进一步拓宽相关问题的研究空间集聚些许的理论资源和提供可行的实践标尺。

二、移动互联网对人类存在时空结构重塑

将国家治理推至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上进行立体化的观察和分析，便不难发现，现代国家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来源于急速勃兴的移动互联网对人类存在时空结构的重塑。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首先应弄清楚什么是移动互联网？它又是在哪些维度上重塑人类存在的时空结构？当是一个尤为要紧的问题。（一）移动互联网的简要厘析。何为移动互联网？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说，移动互联网的出场是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希冀即时性地获得信息与服务的诉求这两股互扭互渗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言之，所谓移动互联网也就是将移动终端和互联网嫁接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即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MID等移动终端设备为载体平台，以移动无线通信方式为技术支撑，在移动过程中能够从互联网即时性获得相关信息与服务的一种高速度的移动通信网络。它承袭了互联网的基因和血脉，在相当程度上又是对传统互联网的一种“逆袭”和超越。可以断言，与人们如影随形的移动互联网在不同维度上对人类存在时空结构的重塑，根源于其终端的移动性、链接的即时性、“嵌入式”的智能性、携带的便捷性、实时的易操作性和信息互动的叠加性等特质，这也是其与传统“桌面式”互联网的根本差异所在。坦诚地说，移动互联网的出场，不仅在“原教旨”意义上重塑了一种新的人类存在时空结构，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文化、价值观念的生产、再生产、传播与运行的内在逻辑。从文化认同的视角上看，具有超强分散与积聚功能的移动互联网对人类存在时空结构的重塑，既有可能整合不同群体的情感认同，规训个体的价值认知和行为选择；也有可能带来无限放大群体文化与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来消解国家核心价值观念和诱发群体心理极化等影响网络安全治理的诸多问题。因此，“我们注定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综合情况、预测行动后果的方法”［2］。理论研究和可观察的实践经验表明：在特定条件的作用下，移动互联网为各种“主义”和价值观念的即时性传播与碰撞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同时也在多重维度上重塑人类存在的时空结构。（二）移动互联网对人类存在时空结构重塑的多维透视。收缩学术研究的视野，便可发现，一方面，较之于传统的“桌面式”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在全面渗入人类日常生活实践的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存在的时空边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横向上还是在纵向上看，移动互联网使人类的互动交往、话语表达与集体行动等行为方式更加轻易地跨越时空与地域的阻隔或限制。延展开来视之，移动互联网对人类存在时空结构重塑的维度主要展现为：1.人类的互动交往方式。前互联网时代，处于离散化状态的原子式个体构成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原子式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多是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且呈现交往互动频率低、范围小、边界清晰、通道狭仄、内容单一等传统“熟人社会”的特点。而在传统的“桌面式”互联网时代，尽管以PC机为终端载体的电子邮件、微博、SNS、BBS等社交软件为人类的交往互动、利益诉求的表达和价值观念的分享搭建多元化的便捷平台。但是，这依然无法使人类的互动交往从根本上彻底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而形成一个即时存在的“虚拟共同体”。时至今日，移动互联网不但即时性地影响人类交往互动的状态与方式，而且彻底完成前互联网和“桌面式”互联网时代对人类交往互动时空限制的突破与超越。急速勃兴的移动互联网，在根本上打破人类交往互动原有的时空边界，肢解了传统的人类存在时空结构，编制一张个体之间即时互动的关系网络，重塑人类的交往互动方式，建构起一种与“实在共同体”相对应的、彼此高度依赖且即时存在的“虚拟共同体”。在这个映射着现实社会的“虚拟共同体”中，人类传统的互动交往纽带被彻底撕裂，以往“熟人圈子”的时空边界也被完全肢解。毋庸置疑，急速勃兴的移动互联网是这种即时存在的“虚拟共同体”真正浮现的主要助推力。也就是说，伴随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勃兴和水银泻地般的铺展，人类能够以一种更为便捷的即时性方式存在，可以随时随地地展现自我和进行利益诉求的表达与分享。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公共话题抑或个体在移动过程中一次不经意间的话语叙事，就能够超越和突破“桌面式”互联网时代的时空界限。移动互联网在相当程度上为陌生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分享搭建一个能够在异时异地实现即时互动的网络联结，进而催生了一个以话语叙事为纽带的即时性存在的“虚拟共同体”。2.人类的话语表达模式。歌德曾这样写道：“历史所以必须不断重写，不是因为发现了许多新事实，而是因为新的面貌不断呈现出来，因为一时代进步的参与者被引向一些观点，根据它们可用一种新方法来看待和判断过去。”［3］基于同样的学理逻辑，我们也必须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审慎地看待与研判移动互联网对人类话语表达模式的重塑这个已经浮现的凸显时代“面貌”。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勃兴为我们重塑了一个即时性存在的时空结构。这个如影随形的时空结构极大地激发人类话语表达的灵感和欲望，同时也催生人类话语表达模式的颠覆性改变，并且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给人类带来有别于传统媒介时代的创造性体验。在这种创造性的体验中，镶嵌在人类本性中的“善”与“恶”都获得充分释放和涌流的时空条件。“桌面式”互联网，为人类搭建了一个集信息生产、传播、分享、复制为一体的话语表达模式。这种话语表达模式不但在客观上大大拓宽人类话语表达与信息分享的边界，而且使得个体在相当程度上扮演或充当“自媒体”的角色。但这种话语表达模式依然受特定时空条件的制约。换言之，在传统的“桌面式”互联网时代，人类话语表达必须满足特定的时空条件，才能充分地启动相关话题的故事言说、叙事与表达。但急速发展且已悄然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移动互联网，则在深刻改变传统互联网时代人类存在时空结构和话语表达模式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即时性的舆论场域，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即时性的舆论场域中，基于功利谋划和话语权之争的考量，一些人往往动态性、立体性地炮制一些极具迷惑性、欺骗性的伪命题来干扰广大民众的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企图以此来歪曲历史事实、否定党的领导和肢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可以说，移动互联网“在微观层面的社会交往、中观层面的社会表达、宏观结构层面的社会分化等多个维度起到了形塑社会的独特作用”［4］。从多元行为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的视角看，移动互联网既为多元行为主体进行酣畅淋漓的任性言说和各种社会思潮与“主义”的竞相展演提供强大技术支持，也从根本上撕裂人类在“桌面式”互联网时代的话语表达模式。其实，必须承认移动互联网已“悄然”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即时性的话语表达模式，人类社会在当下以“超大规模人际互动为核心的社会化网络蓬勃生长”［5］的势态也正在演化为一种“新面貌”。3.人类的集体行动。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勃兴意味着传统和现代的交锋与碰撞，意味着往复循环的肯定与否定，意味着多元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交汇与融合。古老和现代，既时而融合又时而冲突；个人与社会，既时而独立又时而紧密耦合；更有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那道不明、理还乱的复杂网络关系，却是“在线生存方式”的鲜活的每一个人。客观地说，移动互联网为历经现代化浸淫的网民提供一个即时、顺畅和宽广的诉求表达、意见交流和分享的地盘与通道。结果是，移动互联网霎时成为网民接受、生产相关信息和评判社会公共事件的舆论空间，从而会在一些突发事件、敏感事件和热点事件中形成具有特定价值偏好与行为取向的舆论压力。其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群体心理极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无意识的集体行动。“群体极化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6］。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也指出：“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7］移动互联网空间中的群体心理极化，极易诱发网民无意识的集体行动，从而导致社会舆论偏离正义的巷道，并凸显强烈的民粹主义面相。从更深层次的社会“实然”境况来看，移动互联网本身衍生的诸多问题所产生的现实或潜在影响，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维度而紧密地嵌入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就网络舆论的生成、传播和扩散的效应来看，移动互联网实则在根底上将更大的话语权力赋予普罗大众，为汹涌奔腾、泥沙俱下的各种意见表达在虚拟空间中的即时性展演搭建坚实的技术支点，造就“人人都是麦克风”的社会舆论结构。也就是说，个体网民在移动互联网这一更为便捷的舆论空间中的价值表达和情绪释放极有可能演化为对特定网络事件和社会公共事件非理性的质疑、批判与谩骂，甚或演变为一种激烈的网络抗议或话语暴力。当这种“线上”虚拟空间中的集体行为蔓延至“线下”的现实空间之后，移动互联网就能够通过QQ、微信、微博、博客、推特、短信等方式，即时性地将处于原本互不相连或利益无涉的“原子化”生活状态的个人“捏合”成一个随时随地保持信息共享、紧密互动、彼此呼应、相互感染的集体行动联盟。

三、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着力点

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勃兴在催生人类实践生活的方式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同时，对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也构成多向度的现实性挑战。因此，在透悟移动互联网对人类存在时空结构重塑的客观现实和立足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应紧紧把准以下五个着力点：（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们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8］。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应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9］104。因此，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场域中，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的前提下，“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9］197-199。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全方位、立体化地重塑人类存在空间结构的当今时代，只有将党的领导嵌入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的实践过程，才能在根本上做实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实践的有机统合。（二）秉承大数据战略思维。大数据是指体量大、结构复杂、种类繁多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邮件、交易信息等组成的海量数据，“需要通过专业的存储设备和云计算的方法才能保存和分析这些数据，并在处理这些数据时发现其惊人的价值，从而掌握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规律”［10］。大数据本身就是一场根本意义上的方法论革命，“谁拥有大数据，谁就拥有未来”。较之于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制裁与军事威胁而言，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把其主张的意识形态和民主价值观糅合进海量的信息中，试图以柔性的手段来建构政治舆论的生态格局和掌控话语叙事的权力，并在潜移默化中完成“驯服”他国公民。这种做法不但具有极强的隐蔽性、颠覆性和侵略性，而且成为他们实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渗透战略的重要环节。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9］198。因此，搜集、整合、加工、分析海量数据的能力，就成为有效推进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和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因子。对此，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式和任务，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9］198由此可见，秉承大数据战略思维，审慎研判大数据本身内在运行的逻辑规律，加强大数据能力建设，是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遵循。（三）自主创新网络信息技术。指出：“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要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更好惠及民生。”［9］198因此，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的自主创新，是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一个必然选项。换言之，没有网络信息技术的自主创新，也就无法谈及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这一问题。“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我们要顺应这一趋势，大力发展核心技术，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完善网络治理体系”［11］。为此，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一是必须高度重视硬软件核心信息技术的创新性研发，努力抢占网络信息技术创新的制高点，着力推进网络信息核心技术成果的创新性转化和产业化，力争在网络信息追踪技术、入侵检测技术、计算机取证技术、“破网”技术等某些关键领域做到惊鸿一瞥的“弯道超车”，以期实现网络信息技术核心元器件“命门”研究创新的重大突破。二是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一关节点，“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立足于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汇聚最强的信息技术人才，加强网络意识安全治理的队伍建设，强化对专业人员培训的力度，打造一流科研创新人才团队；进一步建立健全网络信息技术研究领域的人才培育制度、创新激励机制、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机制，大力促进人才引进的力度和不断拓宽人才引进的渠道，打破传统的人才流动体制的的界限约束，“不拘一格”地加紧构建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网络信息技术人才引进、流动与激励制度体系，为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宽松和竞争性的工作氛围。（四）立足治理的中国语境与逻辑。立足治理的中国语境与逻辑，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安全治理范式，是有效地推进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前提。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以滥觞于西方语境的治理作为研判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理论依据，显然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逻辑和学理要求。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都必须深植于该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9］105。因此，立足治理的中国语境与逻辑，建构网络安全治理的本土化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是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必须坚守的方向。无论是从实践层面还是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任何理论的生成与演化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场域。“统一的治理模式与不同国家在国体、政体、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内在矛盾性，彰显了治理的意识形态性”［12］。所以，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应当在充分重视和借鉴西方现代治理理论工具性价值的基础上，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安全治理范式。因此，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必须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交融中，比照区域性治理实践的现实差异，批判性地透视可能存在的理论陷阱，精准地探寻理论范式创新的落脚点，反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方法论，只是简单地移植在某些国家取得暂时性成功的理论范式，而去故意遮蔽现代治理形态多样性和适应性的错误做法，努力完成西方现代治理话语的中国化转化。特别是要秉承批判与超越的学术精神，在充分借鉴西方治理理论积极成果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对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系统化研究，积极探寻创新性转化的方法，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的适应性，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来寻求解决问题的相应途径、方法和工具，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13］。（五）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框架和轨道，也是理念和方法。重大改革需要于法有据，改革成果需要法治固化，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稳定性、规范性”［14］，故此，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也必须紧紧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电脑和因特网的发展是一个关注个体、以个体为中心的聚集过程，它培育或强化了关注个体、尊重平等的文化”［6］。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在为多元社会思潮、各种“主义”和价值观念的交互碰撞提供一个更为便捷、更为顺畅的工具平台，并使传播效果倍增甚至出现异化现象。因此，规范网民行为选择的基本准则和有效应对网络空间中不可预见性风险成为必然选择。所以，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一是必须化具体为一般，要把现有涉及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进行创新性的文本转换，以清晰地界定“线上”话语叙事与信息传播的法律边界、法律后果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一个基本要务。二是必须创制网络安全治理的专门性法律法规。网络安全治理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网络信息安全行政法规、网络信息安全部门规章、地方性网络信息安全法规等，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可预期性和惩戒性等特点。用专门性的法律法规清晰地界定网民在网络空间中话语叙事和价值诉求表达的权利、义务和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并依凭于国家强制力保证其顺利实施。

综上，随着移动终端与人类日常生活实践的深度耦合，移动互联网这一特殊的空间结构与现实空间结构之间的边界显得已不再那么清晰，反倒是紧紧黏附于现实空间结构，甚至与现实空间结构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乃至于可以断言，移动互联网所造就的空间结构实质上是现实空间结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或表现形式，人类在其中的话语表达和行为展演在一定程度上比现实空间中人们呈现的状态显得更为直接、更为立体、更为形象和更为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紧紧把准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必须站位高远，谨小慎微地研判移动互联网的内在逻辑规律，深刻洞察网络安全治理的变迁态势，超越脱离实践经验的理论迷思，以此来舒缓移动互联网和维护网络安全的内在张力，进而实现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化茧成蝶。

作者:史献芝 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