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学传播能力与体系建设

导语：浅论科学传播能力与体系建设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关于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处同等重要位置的论断,从国家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度定位科普工作，为新时代科普工作指明了方向。新时代科学传播工作应基于国家创新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深化全民创新和国家治理的实践，并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根本指导，整合多方面力量，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提升科学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助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关键词］科学传播;治理现代化;科学传播体系

一、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处同等重要位置

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自产生伊始，“科普”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始终休戚相关。党的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提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另一位启蒙人物严复先生，“高举科学与爱国两面大旗”，以“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为己任[1]。这里所谓的“科学”，其重点实为“科普”，将科学和科普视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独立解放的两大利器。1949年，新中国文化部科学技术普及局即告成立，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科学的普及与提高》一文写道：“人民的中国正集中大部分的力量来促进生产，我们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家，大量的近代熟练工人和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农民大众”，赋予“科普”以新中国建设的重责。之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虽然不是直接提及科普，但也包含了科普之于兴国的重要性。在2016年召开的“科技三会”上，对我国的科普工作作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较之以往，的这一段话是站在“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来论述科普工作。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学普及担负着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构建全民创新发展动力基础的伟大使命。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并列，表明科学普及之于国家、之于国家创新的这一公共责任在性质上不同于科技创新，但重要性不亚于科技创新。的这一段讲话继往开来，在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中，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全民科学素质与科普工作之于国家创新发展的基础而关键的意义，是我们党对科普事业认识的重要深化、科普理论的重要成果，也构成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一环[2]。

二、新时代科学传播能力与体系建设的战略与定位

我国科普活动从1950年开始纳入政府体制，鉴于当时公民科学素质普遍落后的情况，“普及科学”成为科普工作的主导性观念。直到今天，科普工作的中心任务主要还停留在“扫除科学文盲”或“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普及科学”意味着科普活动主要是一个科普机构和人士向科学素质相对较低的人群普及科学的过程。在这一观念下，科普工作主要呈现为一种科技的教育与学习的过程，体现为一个非课堂内的科学教育过程，而与人们的实际生活、与国家创新缺乏直接且实质的关联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科普转化为简单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限制了科普工作发挥出更大的功能。贯彻的重要指示，做好新时代科普工作，就是要走出过往相对狭窄具体的认知，从国家全局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重新定位科普工作。（一）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高度。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全民科学素质是决定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专门性工作。科普工作充分有效，创新发展动力才能全面持续。站在这一的高度，科普工作并非“副业”，更非“余业”，而是扎扎实实的“主业”。站在这一高度上做好科普工作，就必须把握“三全”：全民创新，科普要以全民为对象；全域，科普是全部领域创新的必备“营养主食”；全时段，科普工作要贯穿创新发展的各阶段，持续深入。（二）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在现代民主和科技时代，科学传播与公共治理密不可分。首先，科学传播与科技创新一样，作为社会重要的公共事务是公共治理的领域之一；其次，现代公共决策，以民主为制度架构，以科技为知识基础，寻求多元和理性的平衡。就此而言，民众之科学素质直接关乎公共决策和国家治理的品质。在当下，公众的文化和科学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在科技议题成为民主决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的情况下，要创新科学传播体制、提高科学传播的实效，应该走出为科普而科普，应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下，与公共治理过程密切结合。我们主张，要真正提升科学传播的实效，应当走出“科学传播”之“公民素质提升”的单一视野，将科学普及工作嵌入到现代公共治理过程中，进一步聚焦到“公共治理”视角上来，将“科学传播”置放在“公共治理”的过程当中。基于此，提出三点新时代科普工作的基本定位。1.功能定位。科学传播除有提升公民素质外，与公共治理密不可分，更应该具有服务全民创新和服务公共治理的功能。2.理念定位。应从“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进入到“科学传播”阶段[3]。作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基础的科普工作，其目的是在夯实公众科学素质的基础，关键是促进全民主动运用科学态度和方法判断及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促进各个领域创新工作。就此而言，科学普及并非单纯“普及科学”，而应当呈现在创新发展的各个领域，融合进生活、生产与公共决策的具体过程当中。要发挥科普对国家创新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科普工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应突破传统，特别吸收以多元合作、公众参与、理性沟通、平等信任为现代科学传播理念和方法。3.内容定位。除一般意义之科学知识和能力外，科学传播更重要的着力点应是建立健全面向一般公众的，为现代创新和现代公共治理所必需的科技的制度、设施和素质。

三、构建符合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科学传播体系和能力

科普工作的全民性和战略性使得科学普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是公共治理的重要领域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时代创新科学传播各项工作，应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根本指导，整合多方面力量，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提升科学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一）基本架构：科学传播的“三驾马车”。过往的科学传播或者科普，虽然形式多样，但犹如独立的教学过程，与公共治理有关，但保持相对分离状态。如前所论，科学传播与现代治理应密切结合，我们就此主张要完备现代社会科学传播制度体系、提升能力和实效，应建立起常态科学传播、联动科学传播和重大公共事件科学传播三驾马车。在科学传播一般体制的基础上，再根据各类传播的内在特点，构建不同的科学传播的体制、机制和具体方法。1.常态科学传播。即当下通常专门性的科学传播活动，其特点是传播方式常规、传播目的直接、传播内容较为系统。我们主张，常态科学传播除应常规传播一般科学常识外，还应侧重于公共生活和公共治理实践密切相关者。2.联动科学传播。是指科学传播融入到公共管理具体过程当中，是针对公共治理实践中的科学争议问题，借助专业人士、公务人员与社会公众进行的科学传播活动。这一模式是应对当前公共管理科技越来越突出的科技面向，通过科学传播促进公共管理，同时利用公共管理提供的具体个案和途径，使科学传播能够更具问题导向性和微观精细化。3．重大公共事件科学传播。风险社会正在形成，在当下，重大风险事件波及面广，与科技往往密切相关，必须回到民主与科技轨道妥善处理。科学传播具有无可推卸的治理责任，但重大风险事件具有的突发性、高度争议性和即时应对性等特点，要求科学传播要采取特定体制和方式，符合相应的治理要求。（二）基本体制：统分结合。1.变科普“副业”变“主业”。当前多数科普机构主业不在科普，科普仅是副业，要强化科普，必须变“副业”为“主业”，至少是重要主业之一。有两个途径：(1)成立党委领导下的“科普工作委员会”，使科学传播成为党委的一项专门性、常规性工作，承担科普政策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等职责。(2)利用激励考核机制提升现有机构科普“主业”意识。我们主张，两条途径并行推进。2.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科普的多元结构。政府推进和强化科普专业机构和队伍建设，同时应继续完善优惠政策鼓励公益科普，允许并规范科普产业化和市场化，从而形成专门专业的科普服务供给体系。另外，政府科普、公益科普与市场科普应该有所分工，政府科普提供基础层面科普服务，公益科普重在补充政府不足，市场科普应定位个性化和高端化科普。3.强化科普力量的体制性整合。对分布广泛但分散的社会科普力量，我国目前主要借助行政机制加以整合。但是，公益趋向的行政动员机制与这些单位的主业考核评价体制我们建议充分利用现有体制力量，构建三套整合体制，但应有所侧重。（1）党委全局整合。通过“科普工作委员会”，发挥党委在科学传播领域“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政府政策整合。要在人民政府这一层级，利用行政方式和行政资源，创新整合机制方式，减少行政命令色彩，借助项目制、委托外包、签约等，整合行政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力量进行科学传播活动，特别是推动科普机构与行政管理部门在领导干部科普与行政业务领域的结合。（3）科协专业整合。利用科协的组织体系和科协学会的专业权威，调动和整合专业领域的学者专家，建议设立“科学传播专家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包括科学专家、传播专家等，为科学传播的任务、方式、方法提供咨询意见。4.增设科学传播调查与舆情分析机构。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1）统一开展各个环节的科普调查与评估。建立健全对政府组织、社会、科研院校等科学传播主体能力评估、科学传播活动评估、科学传播机构评估、科学传播设施评估、科学传播计划评估、科学传播传媒评估、科学传播项目评估体系等[4]。（2）跟踪和整理社会和公共治理过程中科学争议，特别是涉及公众的，分析其中的科学问题性质、主要争议点和公众状态。（3）快速地将这些信息传递到科协、学会、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以便相关机关和人员即时展开相应科学传播活动。（三）主要机制：分类设计，突出实效。科学传播机制的设计应该基于功能相适应原则，重点是应该根据不同的科学传播的内在特点和运行过程，采取不同的机制。1.常态科学传播。常态科学传播应重点围绕科普可接近性与均衡化，提高每一位民众对科普工作的有感度。（1）基础科普纳入到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制定基础科普服务均等化标准，纳入中央政府财政范围；建立健全基础科普服务中央财政支援和跨省对口支援机制。（2）应制定科普服务的分级标准，完善科普发展规划，明确科普地方各级财政责任，持续提高财政额度，加强评估监督。（3）推动“互联网+科学传播”模式发展，构建科学传播“传者—媒介—治理者—公众”四维互动平台。利用这一平台完成诸如传播内容择选、各类科学传播评估以及信息反馈[5]。（4）创新科学传播的精准化服务模式，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采集和挖掘公众的科学传播需求数据，洞察和感知公众科学传播需求。定向、精准地将科学信息资源送达目标人群，推动科学信息在社区、学校、农村等的落地应用，加大对弱势群体及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科学信息服务定制化推送[6]。2.联动科学传播。联动科学传播的机制建设的重点是建立科学传播与公共治理联动机制。为此，我们提出：（1）根据公共治理的业务领域，分类建立专业权威的科技数据库，使得公务人员在公务履行中遇到科技争议，能够从中迅速地获得相应科技知识的支援[7]。（2）根据业务领域，为公共治理机构配备“科技顾问”，对无法通过前述科技库获得解决的科技争议，由专家面对公众进行沟通。3．重大公共事件科学传播。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科技问题的争论往往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为此，除参考联动科学传播的机制外，重大公共事件科学传播机制重点是：（1）权威专家委员会，作为公共事件处理机构的组成部分。重大公共事件通常涉及多个科技议题和领域，应当组成各方专家的委员会来统一应对。（2）权威信息机制。要由该委员会作为权威的争议科技问题相关信息的唯一来源，并由治理权威部门进行。（3）制定科普应急预案，主要是即时信息导正和反馈机制，重大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必须在专家委员会、公共事件处理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即时的信息传递、导正和反馈机制。（四）加强科学传播队伍建设。1．全面提升科学传播人员科学素质。推动科学传播专业学科建设，深入推进科学传播专门人才培养，加强科学传播人员继续教育。2．建立完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传播的激励机制。设立国家级科学传播奖项，奖励在科学传播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建立完善科学传播专业人员的职称系列，在科技人员职称评定和晋升、科研成果评价等环节设立科学传播考核内容。3．实施科学传播领军人才计划。每年选拔一定数量的国家级、省级科学传播拔尖人才，支持在各自科学传播领域发挥引领创新发展的作用。加强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建设，开设全国杰出科学传播人年度奖项。4．加强科学传播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科学传播志愿者社团组织，建设科学传播志愿者网络服务平台，加强科学传播志愿者培训。建立健全高校科协或学生团体开展科学传播志愿服务工作的组织机制。5．要适度提高普通公众的科学传播能力。科学传播是一个科学交流的过程，普通公众也是科学传播的主体，我们建议科学传播过程适当注重普通民众科学传播的能力，提高传播效果，避免伪科学的传播。（五）科学传播控制1．科学传播信息监督与导正。新传媒的特点是多元渠道，甚至成为自媒体，因此，难以控制信息源，错误、谣言层出不穷。为此，我国台湾地区食药行政主管部门已有“辟谣专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产品食安服务专区”。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有“每月科学流言榜”新闻等。为此，需要进一步做好：（1）舆情监测，做好未雨绸缪；（2）建立权威专家与权威媒体的互动机制[8]。2.科学传播的程序意识和规则。特别是公共治理过程中的科学传播，要从程度和规则上保证传播和程序的正常有序进行，特别是控制传播者的“傲慢”“滥权”以及受众的“无理取闹”。科学传播的程序意识和规则的设计遵循：（1）公开原则；（2）表达机会保证；（3）说明理由；（4）及时反馈。3．科学传播中的商业行为规制。允许、鼓励科学传播采取包括科普旅游、科普商业等市场化运作方式，其范围应有所限制，对其服务内容、服务价格应该有所规制。

四、新时代科学传播工作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党的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以及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价值之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全部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构成了人民美好生活的主体内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民的权利，从而构成了政府的责任。新时代的科学传播工作应当有这样的责任意识和权利观念，加快推动科学传播供给侧改革，形成符合治理现代化的科学传播体系和能力。

参考文献

[1].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王春法.科技创新思想的科学内涵与时代特征[N].学习时报，2017-01-23.

[3]江晓原.传统“科普”的困境[C]//第六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13.

[4]张志敏.中国大陆科普评估的发端与发展[C]//第七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14.

[5]石炳荣.“互联网+”时代科普信息化建设的创新与发展[C]//第九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16.

[6]居云峰.关于现代科普的几个问题[C]//第二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09.

[7]陈吉柱.新时期互联网条件下开展科普创新工作的思考[C]//第九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16.

[8]石炳荣.新媒体环境下的科普传播[C]//第七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14.

作者:邹光盛 单位:福建省科协闽台科技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