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血缘关系与新型社区建设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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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社会的基本关系。进入21世纪，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稳定快速发展时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家庭规模缩小和血缘关系的弱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使得传统上的“血缘关系和家庭互助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并影响到未来社会的稳定。面对现状，建立新型社区、形成新的邻里互助关系，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尤为迫切和需要。

[关键词]传统社会；血缘关系；城镇化；家庭模式；社区建设

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车道。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特大城市、中心城市、特色小镇等已经构成有序的城市化结构。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在新的生活社区，人们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如何融洽人际关系，怎么融入新的生活环境，社区应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社区建设的必要性

（一）血缘关系的弱化削弱了家族观念和宗族保护

血缘关系，即直系和旁系血缘构成的宗族关系，它是由婚姻或生育而产生的人际关系。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其他亲属关系。血缘关系是人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已存在，是最早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血缘关系的亲密程度和作用是不相同的。血缘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它对社会生产及人们的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基于血缘关系而发展变化。一般来说，传统家族规模都比较大，人们的家族观念也比较重，这种家族的团结和凝聚力特别体现在有外部冲突的时候。家庭互助在社会秩序和伦理维护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遇到困难时候，这种家族团结和凝聚力往往能够使社会保障方面自给自足。在中国古代的奴隶和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及经济活动，基本上被限制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圈子里。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同村的具有血缘关系邻里交往频繁，人际关系比较密切，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自然形成的社区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然而，随着小农经济的瓦解，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社会的血缘关系和家族观念均呈弱化的趋势。人口不断“城市化”“公民化”过程的深入导致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逐步降低，人际关系的互动性减弱。基于血缘关系的“圈子”内部功能也不断削弱，基于血缘关系的成员的生存和生活保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弱化了家庭的互助功能

近年来的社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证实，中国社会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革，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的数量在减少，而核心家庭的数量大量增加了。中国的家庭正在经历一个小型化和核心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倡导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本国策，农村和城市的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根据1982年和1990年的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家庭户规模分别是4.3人／户和3.97人／户；1995年中国统计局进行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平均家庭户规模下降到3.9人／户；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平均家庭为3.44人／户。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乡村平均家庭变为3.27人／户。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17330户，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3]。同样的结论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大学生家庭规模的调查问卷中也可以得出。我们选取了1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他们主要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龙子湖校区大一至大四的学生，这些调查对象的出生年份主要介于1989-1995年。问卷主要问寻了这些大学生上下三代内的的家庭规模，比如爷爷奶奶辈的兄弟姐妹的数量、爸爸妈妈辈的兄弟姐妹的数量以及本人的兄弟姐妹数量。在进行了“大学生家庭代际关系状况”的调查后，经过数量统计与分析，得到了5个年龄段人群的亲子比的情况：60-70岁的人，亲子比为2∶4.1，即一对夫妻平均有4.1个子女；51-60岁的人，亲子比为2∶2.7；41-50岁的人，亲子比为2∶1.56；31-40岁的人，亲子比为2∶1.1；21-30岁的人，亲子比为2∶1。此次的调查问卷数据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家庭人口数量的缩减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目前受我国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迁移流动人口增加、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而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减少，家庭保障能力下降。这对今后家庭养老、独生子女教育、居民住房需求等方面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家庭户数增长以及家庭户规模小型化的趋势仍将持续。然而，传统的依靠家庭互助保障的制度基础已经改变，家族互助有渐趋瓦解的趋势。家族互助是在家庭规模较大的情况下，长辈对家庭经济具有控制权威的社会中形成的制度性传统，父辈对财产等资源的控制地位是其赖以获得子孙赡养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口流动与交往范围的扩大，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和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长辈对家庭经济和其他资源的控制力越来越小，家族内的亲属数量也随之减少，可利用的资源和家族互助功能日趋弱化。在传统社会，相当一部分家庭的养老问题仍然主要依赖子女。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使得因计划生育和家庭小型化而出现的老人供养和养老资源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加重。当社会成员当无法向家族内部求助且同时缺少相应的社会保障时，社区建设和社会性质的互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

二、社会互助和社会保障的完善应依托社区建设

社区是指由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是指在特定的城市区域内，由一定规模的从事各种非农业劳动职业人群所组成的基层社会。社区是社会成员生活的家园和可依赖的组织，为了社会互助更加深入和社会保障更加完善，社区建设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政府为主导，社区管理多元化

政府是社区服务的政策制定者和资源开发者，有效发挥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能更加有力地释放出社区工作的创造性。政府的主导作用是社区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在社区工作中，政府首先应制定出高效且实际的政策和制度，让社区建设在制度的规范内进行，并通过行政协同法律和经济手段，协调各方关系，使社区发展走向良性轨道。政府切忌把指导性工作变质为领导性工作，影响社区建设管理的民主化。其次，社区发展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当地政府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社区文化环境的建设。政府也应重视非政府机构和组织在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对于一些真正为社区建设服务的公益组织实行资助，制定相应的服务政策和保护组织的权益不受侵害。在我国的社区建设中，社区管理比较单一，而具有民间性和自治性并且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组织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会非营利组织等一些民间组织在沟通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和缓解社会矛盾方面起着重要的润滑作用，我们有理由让具有灵活高效和低成本运作的民间组织也成为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资金来源多元化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区建设越来越需要更多更好的软硬件设施来为居民服务。这就需要更多的财力投入。在以往社区建设中，资金渠道大都来源于政府的投入，且资金的使用和回馈没有形成良性循环，大多数的社区建设失败案例都是因社区建设过程中缺少资金支持而不得不草草了之，因此，在当下的社区建设中，应在政府支持下引入市场机制，吸引各方资金投入社区项目建设，采取合资、入股、合伙等形式，创办一些服务性强、社会效益好的社区福利性机构，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推动社区建设资金来源的多样化。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等方式多渠道筹集社区建设资金，保证社区建设的正常运行。例如，通过政府对社区发展提供专项资金和民间组织的资金支持，社区内部有能力为社会弱者和原本无经济收入的居民做出帮助，使之变成了有支付能力的市场消费者，从而带动相关市场需求，刺激了服务供给者的产生，这样便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另外，社区管理也应注重非政府资金的利用，通过降低市场门槛、公开招标、合约承包等方式扩大民间资金来源渠道。国外社区的资金来源大都是高度自治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样的模式下，社区发展往往比较灵活且居民参与度高。因此，在我国的社区建设进程中，不断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并使资金来源多元化是社区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有效路径。

（三）重视社区医疗和教育的供给，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保障工作

老年人是对社区依赖性最强的人群，他们的衣食住行、健身医疗等大都在社区内进行，因此老年人是社区保障服务的重要对象。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曾经做过一个有关幸福指数的调查，该公司专家组对来自世界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0名年轻人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排在幸福指数第一位的国家是墨西哥[4]。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教育的墨西哥，民众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太多的担忧，生活压力普遍比较小。在我国每年举办的两会中，医疗和教育已经成为最引人关注的民生问题，看病难和上学难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最热话题。很多经济能力比较弱的人害怕去医院看病，得了大病宁愿去医疗水平低的小诊所甚至自己忍受，也不愿花费巨额医疗费去大医院获得治疗。在每年的开学期，家长开始为上幼儿园或小学的孩子排队报名，部分家长甚至通过找熟人、走关系才能让孩子上满意的学校。因此快社区医疗和教育制度建设的任务十分紧迫。社区是居民赖以生存的家园，如果社区内部建有完善的医疗设施和教育机构，居民最关注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社区的发展自然会越来越好。社区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而多数社区往往避开这个“烫手的山芋”，由此导致社区的医疗保险一直处于短缺的状态，给居民的生活带了了极大的不便。参照发达国家社区管理经验，只有解决了医疗和教育这两大难题，社区居民才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将医疗和教育作为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是加快社区发展、增进居民和谐的关键。在建立好医疗和教育的前提下，逐渐有步骤有计划地完善社区养老制度、就业制度、公共卫生制度等。遵循这样的发展轨迹，我国的社区建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社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才能不断完善，社区人员的幸福指数才能不断增加。

（四）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责任感和归属感就是社区的感召力、亲和力和生命活力。然而，在当前社区管理中另外一个普遍的问题是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不高，社区单位和居民参与意识缺乏，不少地方居民从来不参与社区活动，甚至部分居民对于社区所举办的活动根本不关心。因此，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关乎到社区是否长久持续和健康发展。由于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地缘上的归属感和心灵上的认同感，人与人之间的人际联系较少，缺乏相互的关心和依赖。所以，提升参与意识应从激活人们的相互需要出发，增强人们的支持性社会联系。而强化社区联系的关键是吸引社区居民参与与其利益相关的社区活动，从而加强社区成员、不同群体之间的团结、信赖关系，以增强社区成员的信任感、义务感和责任感。随着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积极作用的发挥和社区管理能力的增强，居民的参与度正在不断提高，从而能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资源配置源，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力支持。例如，成立社区业主委员会方便了社区居民的相互交流和对社区发展的深入了解；成立法律援助中心为社区内部成员提供及时方便的法律援助业务或法律知识普及宣传等；成立环境保护协会，让居民参与到社区的环境保护中。这样，社区内部形成了一个共同利益环流，每个成员都为社区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享受着别人的劳动成果。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社区内部可形成健康良好的交流和反馈机制，社区问题不断被发现被解决的同时，社区成员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也得到了加强，社区的发展就会更具生命力。

作者:王瑞平 王荔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00.

[3]贺红霞.我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影响[J].社会工作，2010（6）：62-64.

[4]美调查显示世界年轻人中墨西哥人幸福感最强[EB/OL].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4/3883284.html.

[5]包红霏.社区建设与管理[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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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加丽.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J].中外企业家，2009（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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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田维绪.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现状及对策[C]//贵州省社会学学会“21世纪贵州社会发展研讨会”暨200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