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社区建设论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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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1调查基本情况

从农村村干部、农民2个层面展开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围绕农村基本情况、农户基本情况及村干部、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看法等方面。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共发放问卷110份，收回108份，其中有效问卷95份，占86.4%。

2主要调查结果

2.1农村及农户基本情况

调查区域农村家庭平均人口为3.94人，宅基地平均面积为318.7m2，平均房屋面积为213.3m2。农民人均收入为7500~11000元，农户平均年总收入为3.94万元，其中农业收入1.5万元，约占38.1%，外出务工收入2.1万元，约占53.3%，其他类型收入所占比例较小，均低于总收入的5.0%。对于以粮棉种植为主的农户，外出务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2参与社区建设意愿

从村干部、村民2个角度对当前农村参与社区建设的意愿进行了调查。村干部参与社区建设意愿调查结果见表1。村干部全部赞同进行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原因在于社区建设能够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对社区建设中农民投入较大，社区居住后生活成本增加有所担忧。多数人赞同多层与高层相结合的住房建设模式，户型选择在100~120m2较为集中。对社区建设工作，村干部认为政府解决的关键问题依次为：农民就业、拆迁安置补偿政策、村组织建设、社区公共设施配套、社区建设规划、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农业生产问题等。调查中，村干部同时提出了做好群众工作、先建后拆及建设老年公寓的问题。村民参与社区建设意愿调查结果见表2。超过90%的调查农户赞同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这说明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有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同时，这与村干部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宣传是分不开的。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农民对社区建设中投入较大、生活成本增加同样有所担忧。关于社区建设方面，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依次为安置补偿问题、安置房分配、生活保障、入学就医、社区规划、农业生产。经调查发现，农民对安置补偿期望较高，而自身投入能力较低，有近90%的农户选择的投入能力为3万~5万元。选择户型集中在100~120m2，但期望补偿金能够与购房投入相抵或有剩余，房款不足部分有近60%的农户选择贷款。关于安置补偿方式，61%农户选择了现金补偿方式。社区建设中，农民希望得到政府帮助的方面依次为加大拆迁补偿力度、帮助农民就业、帮助农民贷款、健全公共设施。迁入社区后，农民最关注社区生活设施要配套，从事职业多数人选择外出务工、农业和商业。同时，调查中农民也提出了尊重农民意见、建设老年公寓、先建后拆、住所安置等问题。

3调查结果分析

3.1农民支持农村社区建设

调查发现农民认识到通过村庄整合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能够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共享，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因而农民从中受益，这是农民支持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原因。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调查区域农民对该项工作已经形成了较为积极、正确的认识。

3.2反映的问题比较集中

村干部、农民对社区建设工作提出的问题比较集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拆迁安置补偿问题。这是调查中农民最关注的问题，也是整个工作推进的核心问题。当前农民自身投入能力相对较低，资金筹措途径有限，普遍对拆迁安置中的投入有所担忧。制定政府、农民都能接受的安置补偿方案是实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重中之重。二是社区建设规划与设施配套问题。农民普遍关心定居点选择、住房建设模式以及社区设施配套等问题。对于住房建设多数人选择多层与高层住宅相结合的模式，房屋面积100~120m2较为集中。社区内农民希望水、气、电、路等生活设施齐全，入学就医等交通方便。三是农民就业问题。迁居社区后，农民居住环境得到改善，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增加收入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在实行土地流转经营的基础上，农民渴望得到更多就业机会。四是生活成本增加。农民上楼居住后，水、电、气、暖等方面的支出增多，原有的庭院经济收入减少，再加上物业管理等费用，农民生活成本增加，害怕出现越动越穷的局面。五是建设老年公寓问题。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面临一大社会问题，在农村这一问题也十分突出。调查中，接受调查的村干部、农村老人都提出了建设老年公寓的问题，希望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生活、经济上能有所保障。六是拆迁安置有关问题。这也是调查中农民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很大一部分农民希望政府能够先建后拆，即先建好居住社区后，再进行拆迁。七是村干部和一部分农民提出社区建设中要做好群众工作[3-4]。

3.3农民对政府期望较高

农民对政府期望较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期望有较高的拆迁补偿资金，补偿资金能够与社区新建住房房款相抵，甚至有所剩余。当前，从国内已开展的建设试点来看，农民获得的补偿金一般是不够购买新建住房的，需要自身投入。二是对新建社区条件要求较高，新建社区水、电、暖、气、路等生活设施要齐全，需建设老年公寓，并保证就医入学等交通便利。三是在拆迁安置上，一大部分农民希望政府能做到先安置后拆迁。

4结语

总之，社区建设可以解决耕地保护缺动力、工业化城镇化缺土地、农民增收缺渠道、城乡统筹缺抓手、深化体制改革缺平台等一系列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抓好农村社区建设对于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5-10]。只要密切联系实际，积极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周密部署，扎实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好。

作者:魏国锐游荣菊李滨春单位:山东省滨州市国土资源局

第二篇

一、概念阐释

现代农村社区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社区类型，当前农村社会学家对农村社区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或者强调农村社区有一个共同的中心点，或者强调其居民有较强的认同感，或者强调具有特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或者强调有特殊的生活方式等。概括地说，农村社区可以认为是有广阔地域、居民聚居程度不高、以村或镇为活动中心、以从事农业为主的社会区域共同体。从这个定义可看出，农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构成一个社区的前提和基础。

二、理论之辩

近年来，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社区认同总体趋向消解。分析其中的原因，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经济决定论”。持此观点学者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影响农民对农村社区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具体地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多农民的经济来源已经主要不是依靠农业生产，而农村社区又不能为农民个体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机会，不再是农民发财致富的理想场域，因此，农民与农村社区在经济上的关联日趋薄弱，他们对社区的公共事务很少关注，更谈不上积极主动地去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久而久之就不容易养成明显的社区公共认同观念，他们对农村社区的认同度也必然会降低［2］。另一种观点是“多元决定论”。这部分学者承认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影响到农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但这不是决定因素，真正影响农民对农村社区认同的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多元综合因素。更具体地说，在现行的城乡一体化结构下，国家的制度设计、社区的非现代治理手段、农民的文化心理以及相互作用综合影响着农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

三、实证分析

苏北地区在行政区划中主要包括了江苏的徐州、盐城、连云港、淮安、宿迁五市，是江苏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人口占相对多数。选择这一区域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一区域农村覆盖面较大，并且具有我国农村社区的普遍特征;二是这一区域农村社区建设起步较晚，处于“追赶型”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课题组从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采取随机调查辅以访谈交流的方法先后走访了14个社区开展实证研究。以调查数据的形式来反映农民对社区的认同态度，这是考察农民对现代农村社区认同的一种可操作和比较有效的方法。首先，我们通过问卷的形式，从心理认同和行为认同两个方面，综合考察了这一地域农民对农村社区认同的基本状况，得出研究数据(如表1～表3所示)，显示出农民对农村社区总体上较高的心理认同。此外，调查显示农民对农村社区认同80年代以前小于80年代并小于90年代以后，这表明农民对农村社区较高的心理认同是真实可信的。当然，这些显性的数据也反映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还有一定比例的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疑惑甚至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据此，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得出影响农民对农村社区选择和认同的因素(如图1所示)。也就是说，在这个群体中，受到居住时间、社会关系、参与程度等的不同，心理认同的坚定性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居住时间越长、参与程度越高、社会关系越自然，对农村社区的认同度也就越高。

(一)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村社区认同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及其市场准则在潜移默化中已延伸到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农民的认同对象逐步趋于个体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变化严重侵蚀了传统农村邻里之间互惠互助的淳朴关系。一方面，农民间人际关系的利益化，既破坏了农村社区的传统，也从根本上消解了农村社区认同本身;另一方面，外出务工农民增加，这部分群体由于难以从农村社区获得个人发展或者发财致富的资源，对农村社区的离心倾向不断增大，又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农民利益的分化，农民不再是一个内涵单一的身份指称，而是逐步分化为包括从事农业的农业劳动者、农村管理者、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个体工商户等在内的一个多面性的群体，农民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地位和需求的差别化也导致了彼此价值理念的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农村社区认同。

(二)城市化快速推进导致农村社区认同进

一步趋于多元化和层次化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一直与城市化相伴发展。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称，194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10．6%，到2009年城市化水平达到46．59%，2013年城市化水平则达到52．57%，预计到2020年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50年将有3/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3］。城市化不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展，同时也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张，它试图同化甚至取代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从而间接消解了农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当然，在这一进程中，对于“城中村”农村社区和“传统村落”农村社区的影响程度又是不同的，这也就解释了一种现象，为什么一些偏远的农村社区至今仍然保留较浓厚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某些“城中村”农村社区会产生更强的公共认同。

(三)农村社区规模的扩大呼唤农村基层治理的人性化和公共性转向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变，改变了过去将权力强制性植入农村的做法，在抛弃“全能主义”治理模式的同时，也逐步减弱了对私人生活的控制，结果，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价值、经济结构、消费文化等渗透进入农村社会，并逐步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这种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对传统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解构，农民的公共生活日益式微，农民的参与程度不断下降。正如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中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农民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之崛起的主要推动者。”［4］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地方性共同体的解体，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去魅化”的国家试图效仿其他发达国家通过更为隐性和精妙的手段直接对个体的理性农民进行规训和监控，然而，这种“用理性权力设计出来并通过日常的监视和管理加以维系的秩序”，在“把隶属者束缚在能够看到他们并因而能对任何违反规则的人立即施加惩罚的位置上”的同时，“也把监视者自己束缚在这个他们不得不进行监视并实施惩罚的对方上”［5］。具体到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实践中，农村本身就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区域，往往又会由于财力有限、管治体系存在“漏洞”或“盲区”、监控技术不够发达等原因，使得大量流动的理性农民游离于管理和监控之外，反而增添了诸多危害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隐患。这些问题亟待需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创新实践，积极探索更加人性化和公共性的“管理民主”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

根据以上分析，影响农民对现代农村社区认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社区认同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农民对现代农村社区具有较高的社区认同，但这种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非现代普遍性的契约认同，这也使农民对农村的社区认同很难成为对国家法律认同的基础。

作者:桑雷单位: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