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社区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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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制度主义：一个社区建设研究的新视角

从经典时代开始，社会学就开始对制度有所关注。马克斯.韦伯将制度理解为是一种“权利和机会下存在的一种独特结构”。［5］（p354）马克思认为制度是“是个人之间迄今交往的产物”。［6］（p78）Hall和Taylor首次将在传统社会学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以文化实践而非单纯的理性选择为取向的制度分析视角称为“社会学制度主义”。［4］一般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特点有三：（1）将制度与组织进行整合，关注组织和制度存在的场域。［7］（2）将制度与文化整合，修正传统的“制度理性”假设。［8］（3）考察个体行动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既关注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也重视个体的偏好和理性选择对制度的建构意义。［4］可见，社会学制度主义试图将正式制度、组织与文化进行整合，并将其置于同一场域中加以考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制度①的共享性（广义上的制度）是城市社区的基本属性。社区成员不仅应遵守一般社会道德与法律规范，还应遵循社区中制定的规章制度，明确某些特定的文化符号，了解相应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方式。大体上，社区制度的共享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社区成员对社区组织、权威和正式制度的仪式性遵从。这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服从社区管理和对社区本身的归属与认同。其二是在社会行动中对社区平台的偏好。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与行动者的偏好和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4］

社区成员常常习惯将社区作为其目的行动手段。［9］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讨论社区中种种制度性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不断加强增强社区制度的“共享性”，努力构建作为“制度共同体”的社区应该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总体来看，社会学制度主义蕴含着对社区建设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是正式制度建设。大体上，城市社区的正式制度大体上又包括三类，一是政府和上级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这些是建立社区组织、管理社区事务、服务社区成员的指导性制度基础。二是社区中主导性组织，包括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等制定的相关制度规范，这些制度针对性与领域性更强，是社区运作的主要制度框架。三是各类组织、协会和民间团体内部的正式制度。第二是社区组织建设。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与组织是不可分割的，强调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不可忽视作为制度平台的组织。目前社区内的组织机构既纷繁复杂，又发育不佳。以居委会、业委会为代表的自治性组织对自身的职能、权限和与政府的关系界定并不清晰，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组织代表不了社区成员。［10］以物业为代表的市场化组织主要实现经济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它们常常成为引起社区冲突的重要原因。以各类协会为代表的社区民间组织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居委会等组织的附庸，很难独立发挥重大作用。如何实现这些组织的统和非常重要。第三是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广义的制度概念的组成部分，文化因素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社区文化建设能够指向社区文化价值认同、增强成员凝聚力、实现非正式的制度资源整合时，社区文化资源能够最大可能地发挥对社区成员及社区本身的支持力量，这是社区建设中的重要能动因素。因此，将构建和完善社区制度共同体为重要旨趣，在正式制度、社区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着力，可以看作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社区建设问题的答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以“制度共同体”为取向的社区建设中，存在哪些制约性的张力和整合契机。

二、“社区制度共同体”建设中的张力

“张力”一词来源于物理学，在社会学研究中主要用以表达那些阻碍结构稳定的因素和力量。［1］当我们试图将构建和完善“制度共同体”作为社区建设的取向时，我们会遇到种种撕裂这种“共同体”的因素，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社区建设中的“张力”。第一，社区成员角色的日益复杂性可能弱化社区“制度共同体”的根基。一定程度上，中国社区建设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应对社会成员的角色转型，实现公民从“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11］然而，角色的转变远不像最初设想的那么简单，马卫红、桂勇（2008）指出，传统单位制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一个类似结构的出现，［12］社区成员同时也是其他组织机构的角色扮演者，多重角色身份意味着多重制度场域的交互作用，这将不可避免对社区建设产生影响。对很多社区成员来说，由于拥有大量的外部资源，社区中的支持可有可无，社区对他们而言只是住宅所在的区域，既没有必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也没有必要对社区中所谓的“规章制度”做出回应，因此，他们很可能将自己作为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局外人”。在此情况下，当社区中固有的制度文化试图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规范时，这种规范一旦与其自身利益发生冲突，很容易形成强烈的反弹力量。

如果社区不能对那些反弹力量做出必要的回应，社区中的制度根基可能就会受到挑战和动摇了。第二，社区中多元组织力量的博弈可能导致社区制度场域的碎片化。社区中的各类组织既是部分社区制度的制定者，也是社区制度的执行者，更是“制度共同体”的维系者。然而，社区中组织纷繁复杂，既包括以居委会为代表的半行政半自治组织，又包括以物业为代表的市场化组织；既包括以各类爱好者协会为代表的文化性组织，又包括以业委会为代表的监督维权组织，还有大量的因各种利益关系形成的临时性自发组织。各类组织、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复杂互动常常导致大量的非理性后果。各类组织彼此争夺对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市场化规则（物业组织）、行政化规则（居委会）、自治化规则（业委会）等都是“制度共同体”性质的备选项，这些选项如果不能有效整合则很有可能导致这个“共同体”的碎片化。第三，社区场域与其他社会制度场域的互动可能对社区“制度共同体”造成冲击。现代城市中的社区绝非封闭的，它始终与外部社会保持的密切的互动。这种互动有两种形式：一是市场、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向社区传递资源、共享文化和制度规制；二是社区对外部世界的自我表达和信息反馈。在这些互动中，制度文化的互动占据着重要成分。相比较而言，社区可能更容易被外部的文化与制度规则所改变，特别是市场环境下的价值冲击和来自社区外的强制性规划都可能改变原有的“制度共同体”状态。第，社区的流动性增加了“制度共同体”的不确定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但从制度建设视角来看，人口流入之于社区建设也是一种挑战。

挑战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融入与认同。实现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是解决其社会融入的基本路径，［13］但流动人口来自于社区之外，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和独特的制度理解，对于新的社区场域中制度、文化与惯习，他们很难完全认同与接受，特别是对于那些临时居住的流动人口来说，很难让他们产生社会归属感。其二，接纳与支持。从社区自身的角度看，外来流动人口是否能够获得与本地居民“同等资格权”也很难说。如果社区不能从文化价值层面给予流动人口以接纳，在制度层面给予必要的资源支持，很难说服流动人口接受自己已有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由此，流动人口可能改变了社区建设的基本格局，也是对社区制度共同体的一种建构，但建构的方向和结果是不确定的。可以说，以上个方面是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社区建设必须面临的现实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区成员、社区组织、社区外部环境和社区流动等多个方面，它们或独立，或交互对社区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广义的制度层面上产生了张力作用。当然，一个健康的“社区制度共同体”相对稳定，但不是不可调试。面对诸多变动性因素，作为社区行动者的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应该充分把握制度文化整合的内在动机机制，进行合理的制度建构，实现“制度共同体”的理性变迁。

三、“社区制度共同体”建设中的整合契机

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角度看，社区建设中的一系列张力因素可能撕裂作为整体的“社区制度共同体”，但并不意味着“制度共同体”不可实现。如火如荼的社区建设运动彰显了构建和完善社区制度共同体的整合契机，这些契机指向于个方面：外部支持、内在动力、制度现代化自觉、文化-情感认同环境。

第一，支持社区建设的外部环境形塑了“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基本条件。不可否认，中国社区建设的最初动机是解决后单位制时代的基层管理与社会认同等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将社区作为它的“基层管理平台”，并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使它的制度规范得到贯彻、治理组织得到发展、主流文化得到弘扬。基于此，在正式制度方面，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业主大会规程》、《物业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制度规章；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国家积极推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等；在组织支持方面，近十几年来，国家积极促进居委会建设，不断强化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给予其更多资源，试图构建新的基础权力与认同中心。这些工作均能对形成整合化的社区制度场域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第二，城市社区中存在强烈的“制度整合”动机。如果说国家是从自身发展需要考虑建设“社区制度共同体”，那么社区居民对“制度共同体”的呼唤则基于自身权益维护和基本利益诉求。每一个社区成员都希望在社区生活中受到公正的制度对待，享受公平的社区服务，拥有平等的社区事务参与权利，能够在自身权益受到危害时得到社区的有力支持。这些诉求只有在一个公正、平等、整合的制度文化环境中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制度整合动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社会保障、文化资源和其他社区服务资源供给时，只有建立合理公正的正式制度，保证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才能使社区成员建立对社区组织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得以维系社区管理的基础。其次，在社区成员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有当社区能够通过制度手段和组织环境提供问题解决渠道，能够在以社区居民权益为根本诉求的价值氛围中妥善处理，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够得到维护。最后，在社区内部出现群体事件或冲突时，不仅需要有立足于事实本身的制度处理基础，还需要在社区的文化价值共识中寻找“交往合理性”，而这，必然需要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场域”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只有当社区是一个“制度共同体”时，社区成员的权益才能够得到保障，社区的团结与和谐才能够得到保障，这类动机可以说是我们努力实现制度共同体的内在动力。

第三，社区的制度现代化自觉推动了“制度共同体”的形成。所谓“制度现代化”是指正式制度适应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发生的现代化转型。［14］城市社区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持续现代化发展中的产物，也必然要对现代化发展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正式制度建设中。总体而言，我国的城市社区都建立了以《社区居民自治章程》为总纲，包括一系列科层制式的组织制度、管理制度、服务供给制度、社区参与制度等的社区正式制度网络。这些正式制度的构建有外部力量的推动，但更是社区建设中的一种制度自觉。这些正式制度体系构成了社区制度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和轮廓。

第，特定的文化—情感认同环境构成了社区整合的重要纽带。城市社区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社区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作为文化规范和情感价值都是制度的一部分，构成了社区整合的重要元素。刘迟（2012）描述了社区权威生成中文化价值元素的作用，并将其概括为情感、认知、习惯和方言个方面。［15］（p143-153）这方面的因素代表了两类文化之于社区的整合：一种是基于传统与历史文化传承的文化整合。这主要体现在了社区所在区域的语言、生活习惯和某些固有的文化刻板印象等。这些因素为社区中的居民提供了某些共享的文化资源。一种是基于社区内部的“亚文化”整合。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城市社区数量的不断扩张，不少社区中包含着多元的文化背景，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形成与社区自身的文化身份相匹配的整合机制。一般来讲，这种整合是长期情感与认知积累的结果，同时，某些社区运动也可以激发出社区内的亚文化认同，形塑社区的主体意识与文化认同感。［9］无论如何，由文化—情感认同因素构成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已经成为了社区制度建设中的重要整合力量。上述个方面分别考察了来自于外部支持、内在动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整合契机。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张力”还是“整合”，都是一种趋向，两者的交互作用会对社区建设产生切实的影响。我们要进行社区建设，要构建“社区制度共同体”，应该充分发挥那些整合的力量，善于调整那些社区发展中的张力。

四、结论与反思

近二十年来，社区建设成为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人们对于社区建设的内涵、逻辑、问题、路径等已有了不少探讨，然而在这些讨论中，正式制度、组织规制、文化价值等重要因素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出发，整合了现有社区建设的两种观点，认为社区建设应该以建构和完善“社区制度共同体”重要目标。所谓“社区制度共同体”是一种制度场域，在这里，公正、合理的正式制度构成了社区的体制框架，维系着社区成员的基本权益；彼此协调的社区组织在制度框架下发挥着应有的自治功能；彼此包容的文化价值构成了人们认同的核心。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以“社区制度共同体”为取向的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种种张力和整合契机。一方面，日益复杂的社区成员角色、多元组织力量的博弈、社区内外的非整合性互动、社区的流动性可能形成对社区制度场域的张力，对社区制度共同体带来挑战；另一方面，外部力量的支持、内在的强烈动机、社区的制度现代化自觉和文化—情感认同环境的形成构成了对社区建设的整合性力量，促进着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形成。对建设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做出说明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于不同的社区来说，这项工作的重点可能不同。对于存在时间较长，各项组织、管理和服务制度相对完善的城市社区来说，从文化价值和居民归属层面做出努力是主要的；而对于那些初步建设的社区来说，可能应该把工作放在完善各类制度体制，保障每一个社区成员得到公平、合理的权益放在第一位。这一观点可能回应了社区建设中的两种主张———社区治理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争论，笔者认为，重要的不是哪种主义更加正确，而是对不同的社区来说，哪种更合适宜。当然，制度建设（广义的制度建设）并不是社区建设的全部，社区制度场域中的参与者、诉求者、冲突者；社区场域与外界的资源整合与冲突；社区建设对于宏大的社会建设问题的回应等等都应该是我们关注的主题。这提示我们：作为微观的城市社会建设过程，社区建设复杂而广泛，我们应该秉持多元视角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在这其中，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

作者：刘迟营立成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