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式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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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科研成果转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中的四种主要模式及各自的优缺点，将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并分析了各个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科研成果转化体系的优化对策，包括增加面向企业市场化需求的课题数量、完善科研人员绩效评价体系、推进建设中试基地、发展科技中介服务市场和风险投资等。

【关键词】高等院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科技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取得了不少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创造社会价值、服务大众，因此，除了要关注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外，还要关注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指出，科研成果转化能够为社会带来技术和工艺上的突破、产品和服务上的革新进而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高校作为高等人才培养基地，聚集了大量的科研人才、设备以及资金，但是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并不高［1］。探究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式、分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转化效率的优化对策，既是高校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式分析

科研成果转化是指将论文、专利等形式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实现方式［2］。《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科技成果转化可以通过内部转化、外部转化、合作实施等多种方式实现。据此，可以将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分为校办产业、技术转让、校企合作和科研计划四种模式。(一)校办产业模式。校办产业模式是指高校依法组建公司，利用学校的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并参与市场以追求经济利润的模式，该模式要求高校具备雄厚的科研实力、充裕的资金以及有效的融资渠道［3］。校办产业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的科研资源和人才资源，转化路径直接高效，有较强的技术支持能力和后续优化保障能力;缺点则是校办企业中的科研人员缺少市场开发经验，相对于企业而言，高校的市场开发能力处于天然劣势。校办产业模式在许多著名大学中取得了较为成功的实践，比较典型的代表诸如清华紫光和北大方正，两者均是高校的特色学科在科学地经营管理下成长起来的著名企业，并且极大推动了高校内部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二)技术转让模式。技术转让模式是指高校(出让方)，通过中介服务机构(中介方)与企业(受让方)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将科研成果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转移给企业以获取经济收益的模式［4］。该模式的优点在于高校和企业可以实现技术、资金和需求的“对话交流”，从而有效地利用各自的资源。缺点是技术转让的过程较为繁琐复杂，不仅如此，技术转让后的产品更新和后续服务优化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部分欧洲发达国家具有十分成熟的技术转让市场，例如德国、瑞典等国家存在许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科技中介组织，能够为科研成果的顺利转化提供便利和服务。(三)校企合作模式。校企合作模式是指高校和企业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来成立专门的项目团队对科研项目进行攻关，以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5］。校企合作模式的优点在于其具有敏捷、高效的转化过程，高校和企业的直接对接保证了产品或转化成果的供需统一，同时，长效的合作机制保证了产品的后续优化和改进服务。缺点则是校企合作的项目攻关团队在运作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多头领导、管理成本增加等负面影响。在实践过程中，共建专业、共建实验室、共建学院等校企合作是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方式。(四)科研计划模式。科研计划模式是指政府制定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时部署的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科研成果转化方式，这些科研成果涉及基建、军工、航空航天等关乎国家中长期发展的科技需要，转化过程由政府统一领导和宏观调控。科研计划模式的优点是其具有制度保障、执行力强、目的性强，在特殊时期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国家整体的科技战略规划而言，意义重大。缺点是由于科研成果转化终点不是市场，不以盈利为目的，因此该模式缺少经济活力，短期回报不明显。

二、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问题分析

我国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不过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引导下，我国建立了庞大的科研人才队伍和多渠道的科研成果转化渠道。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可以视为一种市场交易行为［6］，不论上述提及的校办产业、技术转让、校企合作、科研计划哪种模式，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都需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基础研究阶段，主要包括科研项目立项和项目研发等内容;二是中试阶段，主要包括科技成果的试产和运作等内容;三是市场开发和产业运作阶段，即科技成果的转移和产业化等内容。基于上述认知，本文将从上述三个阶段对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现存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一)基础研究阶段。1．课题制主导的科研体系不适应市场经济。从2002年开始，我国开始施行课题制管理的科研计划管理模式，财政拨款是高校科研资金的主要来源。然而，高校科研团队的课题申请多是按照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来进行的，某一项课题结题工作完成就相当于任务完成，课题中申请的专利很难进入商品化和产业化操作阶段［7］，导致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课题少之又少。2．科研人员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在我国的高校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中，公开的数量和质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但科研成果转化则未被量化为单独评价指标。因此，科研人员的主要精力在于以为目标的基础科学研究上，这导致科研成果转化工作被极大的忽视了［8］。(二)中试阶段。1．中试环节薄弱。中试阶段是科研成果转化为实体产品或服务的准备阶段，是产品从高校走向市场的过渡。然而，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的各方主体并未足够重视中试环节，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中试现象，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没有做好中试基地的建设。2．科研成果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数据表明，我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并不低［9］，这说明我国高校中存在着大量的科研成果“潜力股”待发掘，但多数情况下，企业通常无法详细了解这些科研成果是否可以为自身带来价值，高校也没有针对性地向外界开展宣传推广。(三)市场开发和产业运作阶段。1．科技中介机构的数量和质量欠缺。科技中介机构作为衔接高校和市场的桥梁，在促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科技中介机构不但可以为高校提供最新科技进展动态，还可以为高校提供市场需求前沿讯息。我国的科技中介机构多是政府出资设立的非盈利性事业单位，仅提供科研成果转化的信息、技术、咨询等基本服务，没有进一步发展出个性化推荐、创业培训等服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内多数科技中介机构中缺少既懂市场需求又懂科研动态的复合型人才。2．缺少科研成果产业化资金支持。根据国际经验，一项科研成果的研发、中试和产业化的资金投入比例相差数十倍量级，这意味着支持科研成果转化的资金在产业化阶段将被大量消耗。虽然我国近年来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到科研项目中，但并不足以支撑结项科研成果商品化运作对于资金的需求。

三、国外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式借鉴

科技成果转化在国外通常被称作技术转移，国外高校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或者科研院所，其技术转移体系经过较长时间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和具有特色的业态。本文以美国、德国、日本、以色列四个国家为例，分析其高校科研成果的具体转化模式，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模式共性特征分析和凝练，获取可供参考的经验和借鉴。(一)美国模式。美国的科研实力雄厚，其科研成果转化水平也居世界前列。以往研究认为，美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美国良好的产学研合作氛围，但事实上美国政府才是其成功的主要推手［10］。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美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美国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营造了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美国著名的《史蒂文森－怀勒技术创新法》与《拜杜法案》充分调动了高校科研人员的研究积极性，陆续颁布的《小企业创新开发法》《国家竞争性技术转让法》也促使美国大小企业持续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此外，美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在科研成果转化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不但降低了科研成果转化的风险性，还极大激发了科技创新的潜力，计算机、半导体、生命科学等产业的崛起都受益于此。(二)德国模式。德国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其科研创新体系经历较长时间变革同样变得十分具有特色。德国企业的科研创新能力强劲，其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也十分出色，两者每年可以带来高达1900亿欧元收益。德国著名的四大国立科研机构均十分重视科研的转化并积极推进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此外，德国高校内部普遍成立的科技成果转移中心可以直接将高校的科研成果高效对接企业需求，市场上存在许多独立科技中介机构则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的具体市场化运作，有效畅通了校企之间的沟通渠道。(三)日本模式。日本的“官产学研”科研创新模式也十分值得借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便号召日本高校设立“共同研究中心”与产业界进行对话交流，以开展产学合作。此后，为了有效促使高校科研成果向产业界转化，日本国会陆续通过了《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研究交流促进法》《产业技术力强化法》等法律法规，并给予产学合作企业一定政策倾斜，同时放宽科研人员的任职限制。此外，日本的技术转移机构(TLO)在科研成果转化中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TLO的员工包括技术专家和职业经纪人，前者主要在知识产权评估方面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后者则主要负责信息传递和法律事务办理等。(四)以色列模式。以色列坚持科技立国战略，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教育和科技研发投入，高等经费每年投入占GDP比例基本维持在10%左右［11］，科研成果转化模式也极具特色。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是以色列创建的一种科技创新管理模式，其主导的技术孵化器不但可以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增加孵化效率，还可以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法律服务。此外，以色列的风险投资体系较为完善，风险投资活跃度位居世界首位，这为以色列高校开展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加之以色列高校普遍设立技术转让组织(TTO)专职负责高校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运作，因而其科研成果转化模式极为成熟。

四、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方案与对策

借鉴其他国家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成功实践经验，结合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校企合作渠道、绩效评价体系、中试基地建设、中介服务市场、风险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一)畅通校企合作渠道。同等重视面向应用科学和面向基础科学的项目研究，鼓励企业参与项目联合申报，适当加大应用科学项目资助比例;政策出资筹建信息对接平台，同步完善企业需求数据库和高校科研成果数据库，降低参与各方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对接成本。(二)变革高校科研人员绩效评价体系。对高校现有科研人员绩效考评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完善，强化考核过程中的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数据指标衡量，构建一套能够涵盖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绩效考评体系［12］，激发高校科研工作者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三)推进中试基地建设。重视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中试环节，鼓励各方主体结合自身需求开展中试基地建设，特别对于开展中试基地建设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财政支持、金融贷款、资本融资、土地政策等扶持，促进高校科研成果顺利实现转化。(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市场。相较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我国营利性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数量相对较小，因此需要在机构数量方面寻求进一步突破，鼓励更多企业开设相关服务。此外，在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服务质量方面，鼓励企业通过多途径、多渠道提高现有服务能力，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基础保障。(五)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建立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专项基金，引导投资者关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强化各类风险资金对于高校科研成果的扶持作用;健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风投基金退出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参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风投机构以政策扶持。

【参考文献】

［1］戚湧，朱婷婷，郭逸．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模式与效率评价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5，6:184～192

［2］李文涛，段珺，高振．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现状与建议［J］．中国高校科技，2016，11:66～67

［3］周训胜．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研究［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5(1):104～107

［4］杨栩，于渤．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选择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2，8:106～108

［5］常旭华，李晓．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导模式、共性问题及对策分析［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8，40(5):519～527

［6］邵华，许耀东．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机制与模式研究［J］．商业时代，2014，1:58～59

［7］林．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瓶颈与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14，11:202～206

［8］徐国兴．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分析［J］．高等理科教育，2013，6:27～33

［9］杜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的症结及对策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3:70～76

［10］栾春娟．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的实证分析与启示［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33(3):265～273

［11］刘祯，程子玲，郭俊峰．以色列科技创新发展情况及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2019，3(5):1～5

［12］曾展英．浅谈基于“放管服”高校科研经费管控［J］．财经界(学术版)，2020，541(4):77～79

作者：梁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