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认同与规划的权力建构

导语：地方认同与规划的权力建构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研究对象与方法

在大型批发市场的发展中，往往占地面积大、交通组织无序、发展层次不高、经济辐射力强、社会联系复杂、利益主体多元、就业面广等现状并存，其规划成为大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命题和难题。X市场地处广州近郊区，自发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20年的发展，已成行业翘楚。其经营商包括冷库、供应商、贸易经销商、运输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货源主要依赖进口，来自南北美洲、澳洲、欧洲、东南亚等地，产品主要销往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全国每年冻品交易约八成来自广东市场，基本上是在X市场完成集散。X市场以大型冷库为中心，周边星罗密布的小型冷库为支撑，集合珠江口两岸大城市成规模的冷库，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性冷库集群，吸引着冷链交易各个环节的全国贸易商。因市场信息广泛、渠道畅顺、客户群集中、价格指导性强、交通便捷等优势，X市场获得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冷冻禽类和猪副食品最大交易市场的地位。X市场除为地方提供直接税收来源和上万人的就业机会外，还带动和辐射了货运市场、饮食、娱乐、金融、信息、物业出租、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了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城市郊区化的加速，X市场逐渐成为中心城区的组成部分。或存或废或迁，是市场当下面临急切的规划命题。广州市商贸经济发达，2009年社会商品销售总额15173.59亿元(居全国第三位)，其中批发贸易业占76.0%，批发贸易是城市商贸经济的核心支撑。根据《广州市批发市场布局规划(2008-2020)》调研结果，广州市共有467个大型批发市场，最主要分布在近郊圈层(X市场所在)。在针对城市305户市场业主的调查中，经营者最强烈的需求分别是“完善周边交通、解决停车问题”和“扩大用地、建筑规模”。在近郊区，批发市场业主的诉求与城市中心区的空间需求显然是有矛盾的。X市场面临的问题，在其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信息时代下批发贸易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当中，批发市场的规划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嵌入与根植地方的命题。笔者试图以典型样本—X市场的选址事件为切入点，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专业精英的地方认同为主线，探讨地方认同差异下权力的生成方式及其在空间规划中的建构作用(图1)。研究援引地方理论和精英理论为基础，诠释地方认同-权力生成-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揭示规划中权力对空间的建构功能。研究数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X市场规划选址事件所涉主体在不同背景下的话语以及问卷所提供的基础信息。行动主体包括不同类型和层级的体制精英，前者如规划和质检部门等，后者如区级和村级政府等；以及经济精英(如X市场管理者和贸易商等)和专业精英(规划师、学者)；二是当地政府提供的官方文件和报告。

精英地方认同的基础

根据梅西和普雷德等人[6]的观点，不同的地方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方式是不同的，它们与全球化力量相互决定。地方化不是仅与全球化相对的“被渗透”者，而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环境中，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关系自我结构化，并与全球化的外生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再结构化过程。在此之中，不同行为主体地方认同程度的差异，可以被视为其对地方关系网络中的依附程度，以及自身对这个网络建构所产生作用力的差别。情感认同、经济认同、身份认同均被包括其中。地方认同的概念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指人对地的依赖情感和体验，该层面侧重地方内部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二是指嵌入于本土社会文化制度而又与全球紧密联系的网络关系，该层面侧重地方在与外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独特结构关系。许多研究已经指出精英对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对地方经济资源、社会管理和发展秩序有着深刻影响的精英群体，其地方认同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地方具体联系的方式和强度。从X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反映精英群体与之形成的关系。(1)外来经济精英主导的起步阶段。1993年，X市场开始出现零星的冷冻食品买卖，只有外贸和食品公司等几家冷冻食品仓库。冷冻食品市场交易不规范，走私、偷税、漏税等现象严重，市场规模和影响力很弱，潮汕人和福建人是市场的主要贸易商。(2)本土体制精英主导的初步成型阶段。1995年区属食品公司5千吨A库建成投产，扩展X市场冷冻食品的库存量，批发贸易迅速发展，市场开始成行成市。由于食品公司尚未转制，体制精英的市场主导作用显著。(3)本土体制和经济精英并起的规模化阶段。1998年开始，食品公司5千吨B库、五大本土民营冷库(共2.2万吨)均建成投产，X市场全面规模化发展。在精英群体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从海外原料供给、当地政府管理至仓储、贸易、生产、终端消费各环节配合默契、价值链完整、国内外影响力强的冷链系统。(4)多元精英介入的高峰阶段。随着国家有关肉类食品政策的放开，拥有广阔国内市场和分销渠道的浙江籍贸易商进入市场，行业市场需求不断扩大。2009年，X市场及其周边冷库库存量已超过30万吨，进入发展高峰期，交通和用地等问题也日益明显。区政府部门对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启动了针对X市场重新选址的规划论证。在X市场的发展历程中，除了区属食品公司在国企转制前后分别扮演体制精英和经济精英的角色外，本土经济精英(冷库商)、外来经济精英(早期的潮汕人、福建人、浙江人)、体制精英(政府)、专业精英(规划师)接踵登场，与市场产生或强或弱的关系。经济精英主要收获物质财富，体制精英的收获是增加财政收益和推动城市发展。可以这样认为，精英群体与市场形成的关系强度，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精英群体内部的博弈方向。规划选址事件的结论，将直接为从形成到壮大、从繁荣到鼎盛、从鼎盛到未知的X市场给出一个答案。

精英地方认同的产生

X市场经济精英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其地方认同可以从关系嵌入和情感依赖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起步阶段的经济精英以外来的潮汕人和福建人为主，市场自发形成、无序发展的特点使市场形成一种特殊的秩序：正规的体制管理缺失，而非正规化关系网络却非常发达。访谈中X市场某早期创始人提到鸡副产品灰色交易的历史，包括走私的进入方式、中间商通过灰色社会网络关系包办解决所有从报关到检疫和运输的环节。交易商只需要下单和接货即可，其他事情由他人代办。某冷库经营商也指出这种灰色经济普遍存在不规范问题，特别是走私和偷税漏税的现象。但有意思的，他们认为这恰恰是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早期外来先锋经济精英与X市场的关系是松散型的，他们认同和依赖的是一条灰色交易链条，X市场仅作为一个有获利机会的交易节点，它与珠三角其他有冷库的市场吸引力是一样的。外来精英的地方情感依赖并不存在，经济嵌入程度一般。随着X市场的发展和成熟，经济精英中逐渐分化出两大权力主体：长期扎根本土的冷库经营商和外来流动性较强的冻品交易商，共同构建了以“场外交易为主，现场交易为辅”的独特贸易结构。具体贸易流程为(图2)：(1)“飞单”交易模式。冻品交易商利用其活泛的市场应变能力以及发达的营销网络渠道，直接通过电话、网络方式向北美等地的海外原料商下订单(从下单到交易期限往往间隔一段时间，使得价格存在波动的空间)；订货完毕之后，贸易商拥有大批预期的冻品，其角色转变为国内的原料商，开始全力为冻品寻找第二次交易以赚取最大的利润。第二次交易的方式非常灵活，可以全部通过境外完成对国内冻品的配送，并从广州之外的其他港口报关；或者在广州入关后再进行货物的二次配送。不论哪种方式，冻品交易的运作中心都是在X市场，但货流却不必经过X市场。“飞单”交易的方式占了X市场交易量的80%。(2)现场交易模式。“飞单”在X市场外部完成交易之后，如果有余留冻品，则通过经过报关、检疫等一系列手续运抵X市场。如果发现新的商机，余货则可不经过冷库的仓储环节，直接向国内其他地方进行配送。也有的冻品交易商不经过“飞单”模式，在冻品到达X市场时即在现场完成“现货”交易。这种货物交易方式体现为场所依托X市场，但冻品却没有进入冷库进行储藏。(3)冷库取货交易模式。冻品交易商完成以上的交易方式之后，将最终余留的冻品储藏进冷库，再根据实际需求情况从冷库取货进行交易；或者有的贸易商由于市场价格变动等因素，导致其无法完成“飞单”或现场交易，也必须将冻品存入冷库后再寻找商机。在整个交易模式中，冷库起到重要的调剂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交易稳定器。它能够解除冻品交易商的后顾之忧，避免货品难以完成交易时无处安放造成损失，也间接具有了调控冻品交易市场价格的功能。冷库成为完成冻品期货或现场交易的中心，是交易商大展拳脚的后方根本保障。冷库的建设成本为0.4亿～0.5亿元/万吨，高进入门槛使其成为一种市场稀缺资源，冷库经营商成为市场中举足轻重的控制力量。X市场中的冷库经营商，绝大多数是地道的本地人。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南部凭借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很多本地商户充分把握国内电器需求旺盛的市场，从事电器批发贸易，完成个人“第一桶金”的资本积累。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X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一批本土经济精英转型加入，并选择“坐地生财”式的冷库经营，成为最重要的冷库经营商，如食品公司的A库、B库以及周边各大冷库。在X市场的交易方式中，冷库商是属于刚性的本土经济联系。冷库一旦建成，不管是否有货品存放都必须全天候制冷，不允许中断，他们无法进退自如。因此，在经济联系上对X市场空间的认同度最高。在社会关系上，长期的本土生活使其产生难以割舍的深厚地方依赖情感。从访谈信息得知，不少冻品交易商居住在X市场附近的祈福新等楼盘，其起居、生意接洽、交友、休闲娱乐都完全接受了当地的习惯。而且，长期的经济活动中，他们与当地基层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关系融洽，平时办事方便高效。这部分本土精英深度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对X市场重新选择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斯多波指出地方经济的竞争力在于其嵌入地方网络关系中的人际、办事程序和习俗等制度环境之中。冷库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精英群体，他们将X市场从经济到社会层面嵌入了地方之中，而不仅仅是商品批发贸易的关系。冷库商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地方尺度，是一种刚性的本土经济关系嵌入和全面的本土社会关系嵌入。X市场中的贸易商，以外来经济精英为住，他们是引领X市场走向世界、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目前“X市场”品牌在美国和欧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致每年美国禽类协会都要自费到该市场举办答谢宴会，反映出X市场充分的国际化。外来经济精英以浙商为代表，熟悉国际市场行情，拥有贸易网络。调研显示，他们依托冷库进行贸易但并不认为一定要依托X市场特定空间的冷库。这类精英在经济网络中具有较大的自主弹性，无需固守一地。不过，随着创业时间的推移，部分精英也与地方形成较强的生活联系和办事关系。与本土经济精英类似，在经历长期的经营活动后，他们的家庭和儿女教育也逐渐融入本地，自身正从一种从单纯的经济关系转向经济与社会文化复合的关系，市场搬迁并不为其乐见。他们认为“(这里)没有欺行霸市，没有黑社会势力的介入收保护费”、“政府办事方式比以前好多了”。贸易商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全球尺度，是一种弹性的全球经济网络嵌入和适度的本土社会关系嵌入。从表1可见，本土冷库商对X市场地方认同最强烈而外来贸易商则倾向模糊。体制精英包括基层(街道和村)、执行层(局)和决策层(区)。X市场所在村本地人口1450人，流动人口超过4000人。村通过出租土地经营物业，集体经济的收入大约为560万～580万元。X市场带来的3万～4万人间接就业人口中，有很大部分的居住、饮食、运输与村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问卷调查显示经营者中有21.1%“自有或租住市场周边村屋”，75.9%“在市场附近自建、购买或租住商品房”，他们均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村经济的发展。该村村长表示，目前正在洽谈中的一个投资10万吨规模冷库项目，首期已征用该村的约4万m2(60亩)用地。X市场的经济及其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关系，被视之为本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地管理层作为基层行政村的精英代表，他们主导下的村经济发展与X市场命运休戚相关，对后者的地方依赖和认同感最为强烈。X市场所在的街道管理层，作为基层体制精英的一部分，与执行层精英(如打私办、检验检疫局、工商、经贸和税务部门)共同对市场实施经济管理职能。调研发现，该类精英与地方的关系主要不是经济嵌入型，亦非社会关系嵌入型，而更多属于管理功能型。他们私人并没有在市场入股经营获益，市场交易方式使管理难以征收增值税(“X市场里90%以上的是个体户经营，税务局对它们进行定税征收，一年约有300万税收，每个个体户一年的定税为2千元”)，打击走私和检疫成为常态化的管理事务(“这里拥有地理优势，以前走私产品从四面八方运到X市场来……目前正规和走私的产品比例约为8∶2吧”)，突出消防和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要注意旧厂改造为冷库在建筑上的安全隐患”)。显然，功能型的联系使该类体制精英地方认同感较弱，他们之中虽然有本地成长起来具有情感归属的精英，但群体上更多将X市场视为一个城市功能区而产生的职能联系。决策层(如区政府)与X市场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地方的本身。由于批发贸易的交易方式使市场作为税基贡献并不突出(这是很多批发市场的共性)，加上X市场所在区位日益中心化的趋势，决策层对其认同体现出强烈的工具性。作为城市的功能地块，如何因应广州日益国际化的需求、更全面地发挥地块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是该类精英对X市场认同的方式。X市场作为地方的概念迅速隐去，面向城市、全球的概念快速凸显。作为执行层的部分精英(如规划局)，与决策层的地方认同方式是一致的，即地尽其用，并不存在情感认同的因素。对X市场而言，体制内的大部分基层精英表现为地方尺度的认同，是经济、情感、生活和社会关系全面的深度嵌入；执行层和决策层精英主要表现为城市尺度的认同甚至全球尺度的认同，是行政管理功能的嵌入。如果援引权力研究的术语表达，前者对X市场的身份认同是一种自我(self)建构，精英将自身内化为地方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对X市场的功能性认同，精英将市场视为行政主体之外的他者(other)，是一种他者化(otherization)的建构。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历程看，学界关于规划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有严重的分歧。远离、迎合、说服、抗争等不同立场对规划科学的发展，孰为最佳，均有广泛而尖锐的争论。利维直言不讳地指出规划是政治性的，规划师往往身兼中立者、设计者、经营者、代言人和激进者等多种身份。其中必然有一种规划师立场和身份是认同地方的。在X市场规划选址事件中，专业精英以规划师和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为主体，他们是方案的直接设计者。虽然专业精英的工作是建立在真实了解X市场运作秩序和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个群体对X市场有着任何情感、社会文化关系上的地方依赖。他们的地方理解建立在格迪斯“调查-分析-规划”理性过程的演绎当中，可以认为专业精英的地方认同是一种完全剥离地方情感因素的理性认同。对规划师而言，纯化X市场用地功能和疏导市场交通、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高级交易平台是职责所在。从目前规划机构的工作性质看，地方认同在专业精英群体中体现的主要是专业理性认同和政治认同。

认同差异与权力的空间建构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话语与权力是相伴而生的，产生于话语的权力直接渗透并且对社会关系产生作用。卡茨认同福柯的观点，并在关于社会、身份与权力关系的论述中，提出差异性(生产方式、父权制、种族主义、阶级等)使权力得到进一步呈现和彰显，由此形成社会关系中的宰制和对抗，不平衡过程产生的地理空间分异同样也衍生中心对外围的控制作用。将此观点援引至研究中，X市场的多元精英在地方认同中形成各自的群体话语形态，如叙说立场、情感表达、交易规则……这种差异衍生了相互作用的权力关系，确切地说，是生产了包裹着不同利益和情感的话语(即权力)。这种权力具有空间建构功能，在X市场的选址规划事件中形成交叉和博弈，最终呈现为X市场的空间选址方案。权力空间化成为地方认同差异的重要表征方式。本土经济精英-冷库商，无论在关系嵌入或是情感依赖上，均对X市场具有高度的地方认同。该群体极力主张店铺交易与冷库不可分离的观点，甚至收集杭州市冷冻厂将店铺和冷库分离试验失败的案例以供佐证。作为行业代表的食品公司A库和B库厂长，坚决主张X市场原址不搬。本土经济精英在叙说中“控制冷库数量”、“原址”、“熟悉”、“感情”、“尊重”、“惟一”等表述反复出现，话语显然传达出一种指向坚持和固守的草根力量。外来经济精英-贸易商，其身份形成于X市场但又不局限于地方，面向全球的交易方式形成其与X本土松散的联系，但对冷库的深度依赖以及家庭社会关系的适度嵌入又使其形成离不开本土的现实。冷冻食品行业协会会长极力主张“将X市场升级，借助腾笼换鸟计划，逐步把专业冷冻品市场发展成为保税区……冷库与交易分离，形成互补关系”。贸易商在述说中“品牌”、“店库分离”、“交易现代化”、“拓展”等表述较为常见，该群体的话语彰显出一种主张在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又尽量不伤害市场基础上适度分离的离心力量。基层体制精英-村管理层，地方情感认同最强，各种关系深度植入。该群体的叙说以“村民就业”、“村集体”、“出租”、“做大”等话语为主，根植本土的经济和生活的联系使其成为X市场区位最坚定的维护力量。执行层等体制精英-街道管理者和部门管理者，管理功能型的地方认同使该群体更容易关注X市场升级换代的主题，他们的话语导向是“规范”、“税收”、“安全”、“现代”、“深加工”、“产业链”等等。街道办认为“深加工可以做品牌。从定税到打造品牌，产品的附加值增大，企业所缴纳的税收增多”，税务部门认为“实行店库分离后……有利于加强对冷冻食品行业税务征收的管理”。该群体并不主张X市场的具体空间区位，但要求市场布局在辖区范围内，是一种具有弹性的体制力量。决策层体制精英-区领导层，工具型的地方认同使该群体侧重将X市场的命运置于全球化下的城市发展需求中去考量，“整体搬迁”、“用地置换”、“效益最大”、“一揽子解决”、“国际性”、“面向未来”、“全球影响”等话语彰显决策层精英并不执着于X市场的现状区位，具备足够规模和良好交通条件的用地均可以成为潜在的选址目标。该群体是一种足以左右整个格局的决定性体制力量。专业精英-规划师等，专业理性认同和政治认同是其认同地方的方式。作为规划选址方案的制定者，该群体的力量来自于与多元精英的沟通和专业判断。他们存在利维所讲的多元可能的立场，其专业话语服务于自身的立场，对X市场的未来是一种不确定的力量。经济精英、体制精英和专业精英包括了多元行为主体，各自与X市场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由此形成差异显著的集体地方认同。集体地方认同的差异性使精英群体衍生代表各自利益的话语诉求和权力表达。X市场区位的形成，是多元精英权力在地方结构化的结果。X市场规划选址事件，促使精英权力进入了一个再生产和再结构过程(图3)。对于X市场而言，未来的区位有可能选择空间锁定模式(维持原址，精英一致认为将继续生存)、空间分离模式(店库分离，贸易商认为市场将获得新生，而冷库商认为市场将衰落)、空间位移模式(异地搬迁，经济精英普遍认为市场将衰落)、或者空间拓展模式(近域扩展，部分政治精英认为市场将壮大，部分经济精英认为将开始恶性竞争)。X市场是作为全球化切换点的一个地方，其地方认同的力量，在贸易全球化的网络中响应、嵌入和彰显，衍生为影响地理空间的权力。无论X市场规划选择何种思路，实质上都是这种权力再结构化之后的空间表征方式。通过专业精英最终呈现的规划方案，可以充分了解权力建构的空间图式(图4)。X市场的规划方案分为近期和远期。近期市场区总面积773万m2，占整个街道辖区的42.7%，核心区面积16.8万m2，占总市场区的2.2%。核心区即X市场现有范围，以现有企业、交易商铺为市场主体，是未来改造升级的主中心。围绕主中心布局两个副中心：北部现代交易区，主体功能为电子商务、智能交易、商品流通；西南部冷链拓展区，主体功能为冻肉、禽类、水产、果蔬冷库储藏和交易。远期市场发展成熟后整体异地搬迁，选择X市场南部11km处交通条件优越(高速路交汇)、用地储备充足(102万m2)的地块重新发展。在充满技术理性的空间规划方案背后，浮现的是一幅权力建构的空间图景。X市场中心性和地方认同感最强的核心区，是本土经济精英(冷库商)的权力表征；北部带有强烈“店库分离”意味的现代交易副中心区，是外来经济精英(贸易商)的权力表征；西南部面积最大、空间扩张意向明确的冷链拓展副中心区，是基层和执行层体制精英的权力表征；远期南部异地搬迁的重生方案是，是决策层试图“一揽子”解决的强势话语表征。规划师与地方的情感和经济依附均不存在，其权力在空间建构上表征为对整体利益的调和，最终的市场空间格局是各方精英均有兼顾。科学理性使其优先认同本土经济精英主导的原址改造升级方案，并在近期核心区予以突出与表达；政策考量使其也认同体制精英决策层的整体异地搬迁方案，并在远期方案予以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走过了乌托邦式综合规划、蓝图式规划、系统规划、理论过程规划以及政治过程规划等[17]认知历程。在诸多范式之中，规划日益被视为一门技术与社会并重的综合性科学[18]。笔者无意进一步去分析X市场不同规划选址方案的优劣和可行性，这应该交予时间和实践去证明。但值得关注的是，X市场作为一个深受全球化影响的地方，不同类型精英群体对其具有差异显著的地方认同，这种认同的分异衍生的力量形成了左右市场命运的规划权力，空间规划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建构。如果说，X市场规划选址事件各类精英涉入了一次地方权力的再结构化过程，那么，空间规划则是其结构的投影和表征。

(1)X市场是一个作为全球节点的地方，规划应充分再现其空间主体性。与许多大城市的批发贸易市场一样，X市场规划选址事件折射出一系列与其命运生死攸关的关系和力量，同时也彰显出X市场作为地方的空间主体性。X市场通过特殊的交易方式，依托经济精英外生式嵌入全球经济网络，构建起全球与本土经济的紧密联系，形成具有高度认同性的“X市场”品牌，自身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节点功能的地方。同时，X市场亦深度嵌入本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脉络，以经济精英及部分体制精英为代表的群体具有高度的本土情感和文化认同，内生式的关系使X市场成为一个具有本土意义的地方。地方化和社区化使X市场生长为一个具有自身空间主体性的地方，这种主体性表现为它生产的经济关系、文化认同和情感依赖。进行X市场的重新规划，如果忽视这种地方的复杂性和主体性，仅将其视为一个大型批发贸易网点，难免会出现的“一迁就死”的常见现象。商业网点规划，不仅仅是服务贸易和配套设施的规划，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地方的规划。(2)精英地方认同的差异衍生不同的话语和权力指向，这种指向决定着X市场的空间建构。X市场从自发形成壮大至今，得益于不同精英群体的深度涉入，精英群体力量共同引导市场的演进方向。空间既与权力共构而生，又受制于权力的生产性。援引多元论(pluralism)的观点，即社会秩序的建构取决于权力群体的构成和博弈结果。X市场的空间秩序在多元权力角力中浮现，并通过专业精英将其固化。对于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其空间秩序是确定的；但对于变动不居的权力关系而言，其空间建构却是不确定的。作为规划答案的市场空间秩序建构，对于市场则是另一个未知的起点。由此，X市场的规划将回到一个本质性的价值命题“谁的地方及为谁规划？”如果认同X市场是一个地方，那么，应该谨慎规划中权力空间生产的风险，重构空间往往并不能再造地方及其认同。正如梅西[5]所言，与20世纪初不同的是，地方的重新研究已不是地理学一家之事，它需要社会多学科的共同参与，而其中规划对地方的权力构建无疑是最直接和决定性的。笔者期望通过对典型选址规划事件的分析，能倡导将地方研究结合到历史贸易市场规划、大型商业中心选址规划及旧城更新规划中，珍视每一个地方化的规划主体，使正快速重构中的城市更具人本特质和竞争力。

本文作者：林耿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