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然法学人性预设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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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这两大运动的影响下，人性的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在神学思想的下，人性的解放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古典自然法学派对人性预设的研究也被重视起来，在格老秀斯、孟德斯鸠和霍布斯等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抽丝剥茧，我们将看到一个全新的关于人性与法律结合的格局，尽管这种格局在此之前已有学派或学者强行或试图构建，但还是没能给后世留下比古典法学派更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古典自然法学派;人性;公道关系;普遍性规则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能将它们孕育出来的环境一定非比寻常，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孕育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环境中产生的。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西方正处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罗马法的精髓被传承下来，同时又结合当代的人文精神、社会背景、国际形势，在古典法学史上独树一帜。公元17世纪到18世纪，启蒙运动进一步解放了欧洲人民的思想，批判了封建社会格局，法律这一概念逐渐走入人民群众的心里。法律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学派是和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这两场伟大的社会运动，促成了人们对自身价值的再认识。近代自然法学派不再以上帝的意志作为法律的终极标准，而是倡导人类的主观思想，开始慢慢思考人性的特点，产生了以人为核心的自然法前提预设，这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为巨大。从此，近代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就开始逐步深入人心，以人为核心的古典自然法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高于人为

孟德斯鸠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将法律分成两个部分，自然法和人为法，诚然，我们这里所讲的“自然”与“人为”是自然法与实体法的地位。孟德斯鸠认为自然法体现出了一种社会所承认的“公道关系”，而这是实在法创制的基础。从孟德斯鸠在自然法的理论中，我们能得到这样的结论：自然法在某些程度上是优于实体法的；好的实在法只不过是复述了自然法的基本精神，人类的理性就表现在能使实在法无限契合自然法。也正因为如此，费尔德罗斯才称自然法为：“由于先行于实在法的，被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的各种原则所构成的。”在庞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能够孕育出的自然规范绝对的体现了人性的功能，人们将理性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立法者制定出的法律能够被称为“良法”的原因只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和自然法的基本理念有所契合。在自然法的拥护者看来，理想中的社会规范和现实制定的法律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绝不简单靠人为就能解决的。前者是依据自然法能得出的结论，后者则是现实生活带给我们的启迪。也就是说，自然法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主张，主张可以拿一个终极的尺度或者标准，一套完美无瑕的理想的法律制度，来检验一切法律效力。这个终极的尺度或者标准，一套完美无瑕的理想的法律制度，可以比一套现有的法律更确切的被评价和认知。虽然理论如此，但是在客观生活中，人民享有的权力却受到人为法的部分限制，我们并不能忽视这一点。有学者不无深情的感叹道：“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标准的结果。”而这个标准，正是大多数人期望的能够有效保障人民权益，使人民幸福安康的社会秩序，或者说是为人们熟知并且仰慕的合乎人性的秩序。这种将合乎理想的法律制度赋予自由正义的价值之后得到的法律规范再通过特定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就形成了符合大多数自然法学者要求的法律。但是没有不受到现实影响的理想状态，法律也是如此，尽管学说中主张人民权益的理论已经非常成熟，但是要让人民享有的权利完全得到法律的保障，这点恐怕会因为现实原因而受到限制。德国学者魏德士就明确提出：“自然法内容具有变化性的原因在于自然这一概念。它不是描述现实世界中可证明的事实构成。确切的说，它是阐述事物间的联系，而这种阐述被认为具有规范性。它表明生活环境的某个特定地位应当怎样。在许多情况下，超验论对世界和社会的阐述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由此而言，自然法成为一项评价准则，而其基本依据就在于“自然的”优于“人为的”，正如同我们今天所说“自然权利”是生来就有的，任何人非有正当理由不得剥夺它限制它，而以之与“法律权利”相对抗一样，古典自然法学在这一特质上，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往往用被赋予的权力来限定权力必然会次于与生俱来的权力对其的限制，社会的不断进步，法治发展的不断进步完善，可以说受到了“自然高于人为”这一思想的巨大影响。

二、人类必有共性

一种存在于特定时代、依附于特定民族的法律制度，为何能够成为被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亘古不变且永远长存。有学者曾经说过：“自然法是建立在对两种状况的启蒙运动之上的：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的本性。因此，启蒙运动的作者们是以描述人类学为发端的，然后自问道：必须如何创造一些规律，让这类生物得以一起生活。”可见，自然法并非高高在上不可触碰的，它源于人类的共性的统一，一般而言，人类的本性无法轻易移转，所以自然法也得到了永恒的生命力。首先，人类有共通的本性，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基于此，他们需要一种体系或者规则来保护他们的权利不受侵犯或者说能保证他们享有最大的利益，所以他们会遵循一定的规则，此规则为一切人所共同适用。为了使得法律能够葆有巨大的生命力，能够被人民遵循从而发挥法律真正的价值，立法者必须根据人类共通的本性，根据人类社会的规则来制定法律。其次，人为了顺利发展其本性而必须采取一些行为和方式来满足需要，这是基于本性这一特征，而不是被迫选择或者是受到别人武断的命令。命令或者强制性的规范如果有违人类本性，使得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意愿被无端扭曲或改变，这样的法律规则很难被接受，相反，如果法律规则建立在顺应人们本性的基础上，那么法律规则的可接受程度将会变得更高。另外普世价值观的引导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让人类一代代的传承。最后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善恶和行为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即行为对人的驱动导致的社会后果就能以此判断出行为的善恶。古典自然法学就是这样，它的生存基础就在于它是普遍人性的一种反映，体现人的良知。人们虽然来自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地域，有着不同的语言，身份和性别不同，或是宗教信仰不同，但是他们却有着相同的本性，有着同样的自然感情、自然需求，这些都足以让他们跨越性别、种族、年龄，古典自然法学按照人类的文明准则来看大众并无异议。在这一观点上，霍布斯有着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正是通过人心不可逆的论证方式，才有了自然法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人类的存在，正是因为有大致相当的“心灵倾向”，否则人类社会早就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自然法才在变幻莫测、风起云涌的世界中保持一贯的、亘古不变的行为要求。人性的趋同性给法律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便更为有利的能获知公民的倾向。同样，在洛克看来，所有有正常道德意识的人都可以知晓自然法，显然也能够遵守自然法，理应让自然法和文明社会结合在一起。人人心中都蕴含着善恶理念，而自然法恰恰就是代表“美德”的“法则”，因而对于自然法所要求的行为模式，人人都能够予以承认和接受，服从自然法是人类正确的理性选择，自然法和人性的善恶之间的相互配合，使得整个社会的进入一种安然有序的状态，这种来源于自然和本质的引导，将会让每个人都心甘情愿被法律的光辉覆盖。因为其代表者多数人的理性和正义，自古以来理性一直存在于人的内心不可能被抹灭，由此古典自然法也不会从人的心中消失。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古典自然法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没有最初对人性的正确认识，没有人类共性的存在，就不会有共同的道德信念，也就不会出现为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的人们所共同追求的法律价值。

三、普遍的法律才适合人类的天性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最早在《通向奴役之路中》一书提出了这个观念，哈耶克认为，必须在“成文法或者形式上的法律”与“公众与实体性质的法规”之间进行区分，普遍性的规则有别于具体的命令。所谓的普遍性的规则，具有相当强烈的预设性，它必须能够涵盖一些未发生的情形，并且个人的影响无法动摇或者几乎对它无法造成影响。普遍性的规则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它所处的立场具有极大的容纳性，在自然的引导下，普遍性规则能够适用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即使个人会排斥普遍性规则的遵守，也无法对普遍性规则造成致命伤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才没有偏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将人类的共性归纳，除去立法者的个人心理观点，才有可能制定相对而言较为公平正义的自然法。在洛克看来，自然法的效力既是永久的，也是普遍的。首先，对于自然法的约束力而言，人类在任何时候反抗它的规则都是违法的，没有人能够被赋予特权而不用承担责任，也没有人会因为时间间隔太长而被抹去罪责。自然法的约束是永久有效的，并且与人类同时存在，人类一开始就伴随着自然法而产生，也会与自然法同时灭亡。自然法无时无刻不在引导人类的行为，它所呈现出的效力具有天生拘束力。其次，自然法的约束力是普遍的，因为自然法的大部分规则重视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并且以这些关系为依据，任何人都无法将自然法的大部分规则扭曲。在自然法所构筑的世界中，人性无论如何区别都不能冲破自然法的结界，没有人可以永远违背自然而存在。洛克说：“任何民族和人类都不会如此远离人性，如此野蛮，如此超越法律，以至于不受这些法律的制约。”由此可见，自然法本身既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类似的基础上，相同的人性要求有相同的规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去打破共性规则。

总之，古典自然法学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我们必须承认自然自有其优于人为的价值，只有对人类共性作出深刻把握，并且将对人性的预测和普遍的法律规则结合起来就能够探求自然法真正的价值之所在，也必须承认人为的价值起到一定意义上的作用。个人在法律中占有的举足轻重的位置和影响开始凸显，启蒙时代就是古典自然法学的时代，孟德斯鸠、格老秀斯、卢梭、霍布斯、洛克这些在西方法律思想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法学家们，身体力行的向我们展示着他们对于自然法学观念的坚守，对于这些思想家们来说，对于人性的预设不过是他们在建构复杂自然法学体系中的一个小小环节，可正是这小小的关节串起了近代法律思想和现代法律思维，格老秀斯等人对人性与法律的解读对今天的法学研究仍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体现在自然状态下人性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人性预设上，他们各自的观点都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很笃定法律与人性的关系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书：

[1]徐爱国，李桂林．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雅克•马里旦．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4]吕世伦．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宋一蒙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