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建设论文范文10篇

论文摘要：

文章针对当前社会上广大干部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统计数据弄虚作假的腐败现象，理论联系实际，大胆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如何加强统计法制建设，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的新课题，深刻分析产生数据不实的各种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地提出各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这个理论强调：要打好统计数据“打假”这场硬仗，除了广泛学习、宣传，领导带头执法守法之外，加强统计法制建设是保证统计数据真实的重要途径。

文章由于能抓住统计数据不实这个“老大难”问题，研究群众关心的“热点”、统计法制的“难点”、科研的“冷点”问题，在统计法制建设方面有些突破，填补统计法制建设理论的空白。由于题意新颖，时代性强，可操作性和学术价值大。文章发表后，得到许多经济专家、学者和新闻界的赞扬，先后在大连、宜昌、峨眉山等地举办的全国理论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被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文化出版集团等五个单位评为“优秀论文”。文章收入《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中国改革经纬录》、《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论文选粹》、《中国知识经济文选》和《中国教育大精典》等十多种大型文献丛书。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理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下，如何加强统计法制建设，充分发挥统计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我们亟需探讨并在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本文试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有关加强统计法制建设的途径的问题，提些粗浅意见，以便与大家共同研究和探讨。

一、当前统计法制工作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统计法》）颁布十多年来，它开创了我国统计有法可依的新局面，使统计工作开始走上法治的轨道，这促进我国统计改革和统计工作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应当指出，因为我国统计工作从人治走向法治，还仅仅是个开始，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时常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法律观念淡薄，权大于法，人治重于法治的遗风尚未消除。目前，在统计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1987年1月19日国务院批准施行）尚未能得到普遍而严格的遵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和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中，在大量新增的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中，由于统计法制建设工作跟不上，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假”谋私，唯“利”是报，报喜不报忧，层层虚报现象，在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的地方，更有沉渣泛起之势。如虚报产值“翻番”、人均收入“增百”，瞒报投资规模、基建项目、出生人口、奖金津贴、重复调查，滥发和乱发报表现象仍很普遍。有些敢于坚持原则、维护《统计法》的统计人员，反遭排挤、打击；而对于肆意打击、报复，违反《统计法》的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则泰然处之，行若无事，未能依法查处或查处不力，由此可见，在统计战线上执法、守法与违法之间的斗争，还是十分复杂的。

一、当前统计法制工作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统计法》）颁布十多年来，它开创了我国统计有法可依的新局面，使统计工作开始走上法治的轨道，这促进我国统计改革和统计工作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应当指出，因为我国统计工作从人治走向法治，还仅仅是个开始，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时常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法律观念淡薄，权大于法，人治重于法治的遗风尚未消除。目前，在统计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1987年1月19日国务院批准施行）尚未能得到普遍而严格的遵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和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中，在大量新增的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中，由于统计法制建设工作跟不上，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假”谋私，唯“利”是报，报喜不报忧，层层虚报现象，在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的地方，更有沉渣泛起之势。如虚报产值“翻番”、人均收入“增百”，瞒报投资规模、基建项目、出生人口、奖金津贴、重复调查，滥发和乱发报表现象仍很普遍。有些敢于坚持原则、维护《统计法》的统计人员，反遭排挤、打击；而对于肆意打击、报复，违反《统计法》的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则泰然处之，行若无事，未能依法查处或查处不力，由此可见，在统计战线上执法、守法与违法之间的斗争，还是十分复杂的。

为切实加强统计法制建设，做到依法统计，使统计工作真正走上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当前在市场经济新体制下影响依法统计的各种原因、以便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途径进行清理整顿，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统计法制建设，使统计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那么，在当前市场经济新体制下，干扰影响统计法制建设有那些原因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历史上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封建统治阶级推行人治，皇帝权力至高无上，言出法随，以言代法，一人说了算，在封建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民主、法制”可言。长期以来，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形成了“唯上”、“唯权”、“唯人是从”、“唯言是听”的封建宗教法思想和宗法意识，造成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这是影响依法统计的历史原因。

（二）是“官僚主义”的原因，由于封建社会推行人治，权大于法的恶习未肃清，发号施令，“长官意志”横行。人为的干扰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及时性，出现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有的单位统计数字是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出现“依人统计”、“依言统计”，搞数字游戏等不正之风。其主要特点是：“讲成绩时数字膨胀，讲问题时数字缩小”。例如，同一单位，同一年度，却出现了“要评功授奖产量、产值放卫星，要评救济减免数字低得可怜”的怪现象。一些基层领导人对统计数字的干扰尤为严重，统计数字对某些领导来说确有了特殊的“用途”，他们甚至会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以权定数，以数谋权，数为我用，数字要大要小，要高要低，由一人说了算，对统计工作横加干预，甚至对坚持实事求是的统计人民进行打击报复，根本就不把《统计法》放在眼里。例如，八九年年报表中，有××镇上报的工农产值数字不实，比例失调，当市统计局核实统计数字有问题时，要与该镇有关人员共同校对核实，以示负责，可是镇的主要领导一是不支持、不合作；二是都出面向领导说情，甚至公然到统计局质问，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但是，我们统计局从领导到干部都给予耐心解释指标函义，统计口径，计算方法，并按《统计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坚决依法统计，如实上报，维护《统计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我们的正义行动得到市领导和上级统计部门的肯定和支持。实践证明，贯彻《统计法》有很大一部分阻力是来自单位领导人身上。

论文摘要：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运行方向产生导向姊能。道德观念是引导社会运行的价值观念，道德活动是道德对社会运行发生影响姊能的具体实施途径：从理论上讲明这一点，对于走出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决定论的认识误区，更好地体现以德治国的要求，加快生产力发展，促进法制建设进程，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道德社会运行导向功能

新的世纪是一个剖新的世纪，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展，对于思想道德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不再将以善为核心的道德视为远离经济领域的非经济因素”。恰恰相反，道德观念的更新、道德活动的台理化可以对高科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运行起到越来越大的导向功能。

社会运行是指社会机制的各个部分发挥各自的功能，相互发生作用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和发展我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认为，社会运行的形式“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l】l。瑚‘。哲学角度上讲，它指的就是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原因，就是构成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行为当然是社会各要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内容。

道德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所谓道德现象，就是指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一类社会现象”】1w可见，一般说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道德有复杂的结构和多重规定性，然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并非纯粹社会意识形态或社会观念。

社会运行有多重规定性，如运行状态的质和量的规定性、运行方向上的规定性等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运行方向产生导向功能功能一般意义上是指功效与作用，导向功能是指对事物发展方向的引导功能=道穗的导向功能是指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向社会提供了一套善恶价值标准系统，能够对社会运行的方向起引导作用，是社会确立其运行方向的依据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价值导向系统，具体从以_卜几点阐明：

摘要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邓小平法制法治

引言

内容摘要：信托是金融业的重要产业之一。本文通过分析金融信托业的特点：灵活性和复杂性，指出信托法制建设必须要遵循这两个客观规律。认为通过对信托业分别划分监管范围，实施法制建设，符合信托业的两个基本规律，能促进信托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信托业，法制建设，金融特点

信托业是金融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1979年，随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成立，我国的信托业获得重生。但是，直到如今，已有20多年历史的我国信托业仍没有取得大的进展。本文认为，信托业没有获得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制方面的不健全是一种根本缺陷。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信托业发展特点的分析，探讨我国金融信托业的法制建设问题。

信托业的灵活性特点及其影响

信托业与法律的关系既互相排斥又密不可分，这种关系反映了信托业的灵活特性。并且，这种复杂的关系在信托业起源时即已注定了。

信托起源于西欧的“尤斯”制，它与西欧的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尤斯制的含义是由土地占有人（委托人）将土地交给受托人代为掌管，受托人将土地上的收益交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受益人享有对土地收益的权利。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对所有权的暂时分割，委托人对土地享有使用权和受益权。通过尤斯制，土地占有人实现了土地的自由转移，受托人将土地收益交给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如教会。这样既规避了法律的转让限制，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内容提要]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的环境问题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原因，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开展，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但现行的环境法制建设存在诸多的弊端。本文探讨了我国环境问题的成因的特殊性，并对当今的环境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环境环境法治环境问题

环境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与其一中心事物相关的周围事物称为这一中心事物的环境。中心事物不同，环境的概念也就有差异，相对于人类而言，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1)它既包括生活环境，也包括生态环境。环境问题可分为两类，地震、火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问题是第一类环境问题，而“由于人类活动作用于人们周围的环境所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所产生的有害影响的现象”（2）是第二类问题，笔者在本文中所要阐述的环境问题也即第二类环境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某一环节问题，而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的今天，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进程的轨道，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应该说是当前环境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本文试就我国的环境问题及环境法治作一下探讨。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一、应对入世，必须深刻理解、全面把握WTO规则的本质特征

加入WTO，对于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是新的机遇，又是严峻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开拓进取，发展自己，首先要求我们研究、熟悉并学会运用WTO规则，从法律上制度上积极作好应对，因为WTO本身就是以强制性的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法律文件共包括29个协议、协定，还有20多个部长宣言、决定，其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内容相当广泛。这50多个法律文件确立了WTO一套规则，目的在于通过确定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活动规范和行业准则，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机制（主要是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监督各成员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力求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总体来看，WTO规则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旨在消除或者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入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府入世”。国外有的学者把WTO规则称之为“国际行政法典”，这是有一定道理的。WTO协议确定的非歧视（主要体现为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市场开放（主要体现在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和透明度）、公平竞争（允许各成员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适当手段，但不允许采取倾销、补贴等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竞争）三大基本原则，成为货物贸易协议（GATT）、服务贸易协议（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指导原则。WTO法律文件的主要内容都是依据这些原则，国绕消除或者限制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而展开的。

二是，在要求各成员一体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又适应不同成员的不同情况，为其履行WTO框架下的义务留下一定的灵活性。为了在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一全局、长远目标的过程中，兼顾不同成员在不同方面的局部利益，使WTO法律文件有关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它们确定的原则和为成员规定的义务都不是绝对的，而是设立了若干例外，并为发展中成员作了一些过渡性的灵活安排。因此，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协调世界贸易自由与各成员正当利益、协调法定规则与各成员贸易政策的杠杆。

三是，具有权威性、强制性。为了保证WTO规则的实施，确保WTO规则能够有效地调整成员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迅速、有效地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WTO规则确立了WTO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司法”机制）。因此，WTO被称之为带“牙齿”的国际组织，又被称之维护公平、有序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看护者”。

对WTO规则，可以作出两点评价：

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根据执法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布赫提出了进一步贯彻实施《农业法》的五点建议：一、牢固树立农业法制观念，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五、加快制定配套法律法规，保障《农业法》的贯彻实施”。①199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加强农业立法和执法，支持和保护农业”和“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必须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总书记于1999年6月11日主持法制讲座并作《大力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广大农村人口的积极参与，否则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得到全面落实”和“就继续推进农村的法制建设提了四点要求：第一，要进一步提高对农村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农业立法工作。……第三，要进一步在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四，要进一步加大农村的执法力度。……。”可见，加强农业立法和执法，完善农村法制建设已提到农业发展与稳定的议事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已制定和颁布了10多部农业法律、40多部农业行政法规、340多部部门规章（农业部制定）、地方人大和政府还制定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农村的执法工作和执法机构、执法队伍建设，也得到明显加强。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农村法制建设尚不适应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⑴在农业立法上看，存在农业立法滞后、薄弱、层次低威摄力差、质量不高，农业法律分布不均匀、带有浓厚的计划管理色彩、义务性规范多而权利性规范较少，农业法律法规的内容政策性强、原则性强、规范性差、可操作性差，许多重要农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农业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⑵在农业执法上看，存在农业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性质不明确，农业执法主体混乱、甚至错位，农业执法人员少、且经费严重不足，农业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行为不规范，农业法律法规太原则、无法依法行政，农业行政执法缺乏监督机制；⑶在农村司法和农村法律服务方面来看，存在农村经济纠纷案件告状难、打官司难，农村基层司法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极缺，农业仲裁机构不健全、不独立；⑷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来看，法制宣传力度不大、且难度大、造成农业法律普及率低，普遍存在法制观念淡薄、有些农民不知法、不学法、不懂法、甚至不信法，有些农村干部不依法办事，甚至出现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任意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⑸从农村法制研究方面来看，主要问题是：专门从事农村法制研究的机关寥寥无几，农村法制科研机构更是空白，全国还没有一本名为“农村法制”或“农业经济法”的正式出版期刊，从事农村法制建设的研究人员也极少，农村法制建设研究课题更少；⑹在对农村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上来看，发展农业仍然只强调“一靠政策，二靠投资，三靠科技”，而不能摆正农村法制的位置，没有认识到“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重要性。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也影响了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不少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了防止农业萎缩，缩小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收入的差距，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合理确立工农产品比价，提高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和加强对农业的有力保护，实现农业现代化等问题上，都有比较健全的农业立法和严格执法，使农业走上法治轨道，对其农业的迅速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因此，我国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来规范、引导和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尽早实现以法治农。以法治农在法律制度上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实现这场改革，尤为重要的首先是要更新农村法制建设观念。笔者认为：当前在农村法制建设上切需转变“十大”观念，以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业发展中农村法制建设的要求，以便尽早实现以法治农之战略目标。

1．从发展农业只靠政策转移到发展农业不仅靠政策、科技和投入，而且更重要的是靠法律的观念上来。农业政策一贯是党和国家指导和推动农业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手段，实践已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和发展方向与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并已确立了“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等九大基本政策。但农业政策本身存在不足，如农业政策除了具有原则性、系统性、实践性、阶段性等一般政策特点外，还具有自身内容上的纲领性、工作范围的广泛性、具体应用上的灵活性、政策效力上的有限性等特点；它与法律相比，缺乏国家意志的属性、明确的规范性、国家的强制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如在农村出现“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非议和“政策不兑现，一年变三变”的责难时有所闻，怕政策“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深化农村改革的一大心理障碍。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也表明：农业发展速度出现起伏、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缺乏基本法律规范，其结论是政策代替不了法律，只靠政策来指导农业发展实属短期行为，其对策必须走以法治农之道路。实践中，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村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单纯依靠政策往往难以协调、处理各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必须依靠法律才能界定好和理顺错综复杂的农村经济活动和农业经济关系。实际上，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增加投入，而这“三靠”都有个立法问题，需要由法律来保障，“还是靠法制靠得住”，②一方面通过法律形式把政策具体化、条文化、定型化，“政策之所以要运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和表现出来，就是因为它可以具有法律的明确性、稳定性和强制性，便于适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法律化了的政策的贯彻执行”；③另一方面科技兴农、农业投入，现在的随意性很大，更需要有明确的、完备的、可操作的法律规范。显然，发展农业不仅要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而且更重要的是靠法律，这一观念转变尤为重要。

2．从管理农业只依靠行政手段转移到管理农业不仅依靠必要的行政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观念上来。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济长期没有脱离产品经济的窠臼，农业始终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理农业。在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排斥法律的介入，由统一的行政意志来实现管理农业经济，在一定的时期、一定范围有其成功的一面，但计划经济基本上属于人治经济的范畴，因而它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⑴依靠领导者的权威和智慧，出现“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须导致专断和滥用，必须导致腐败；⑵领导者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领导者主观随意性在所难免，出现“张书记栽树，李书记砍树”或“张书记栽树，李书记种草”等现象；⑶在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领导者个人权威运用过程中的失误不易查觉，查觉后也不易校正；⑷追求行政目的而不讲经济效益，易犯瞎指挥的错误；⑸容易形成“人治”，出现“权大于法”现象。农村改革前农业发展中的反反复复、大起大落已充分暴露了这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农业的农业管理体制的局限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特点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协作更加密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之间需要协调发展，整个社会再生产需要在稳定的经济秩序的范围内进行，否则社会再生产就会出现障碍。现在广大农村的农民已经成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要使所有的农民的行为遵循统一的规范，国家就需要进行各种干预和管理。国家干预和管理则必须采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法律手段较之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具有更高层次性和更特殊、更能接受的优点，一方面，以法律手段实行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以及农业发展，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往往通过法律手段体现出来，如依法行政、各种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都应当法制化；再一方面，法律手段有利于保护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有效运用和坚强有力。

3．从只注重单一领域的农业立法转移到树立以农业法为基本法的全面农业立法轨道的观念上来。目前在有限的农业法律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保护农业自然资源的，同样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也属这一性质，如《土地复垦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土保持法实施细则》、《森林法实施细则》、《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等。农业立法单一，覆盖面窄，与农村领域广泛、农业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对农村法制建设要求极不协调和适用，导致许多领域无法可依，给农业发展造成了制约。根据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之要求，必须确立农业法是基础法之地位，实际上《农业法》已具有农业基本法的性质，“《农业法》不仅是农业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而且也是制定各项农业经济具体法规的法律依据”。④从农业法为基础法的前提下，制定与《农业法》相配套的具有实质性事项规定和具体措施规定的各种农业法律法规，“建立和健全农业法律体系”⑤，使之农村各个领域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促进和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总书记于1999年6月11日主持法制讲座并作重要讲话《大力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中明确指出“农业立法工作的总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法律体系，加快制定和完善、规范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法律法规”。

4．从农业立法和执法中只重狭益的部门利益转移到重全局的整体利益的观念上来。农业法律法规涉及面广和涉及部门多，在立法上部门之间互相扯皮、讨价还价，使有的法律迟迟难以出台；有的虽然出台了，但是它已成为各部门利益的调和产物，操作性和实践性大打折扣，没有达到预期制定时的立法目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更是部门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出现在法规草案中不适当地扩大本部门的权力与利益，同时尽量减少甚至取消本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造成地方性法规难以操作。在农业执法上有的更是重部门利益，对自己有力，就执行；对自己不利，就不执行；有的甚至把改革和立法对立起来、改革和依法办事对立起来，以改革之名“闯法律禁区”，以地方政策来取代“法律之规定”，实质上是为了部门利益而置法律于不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统一性和秩序性，要求法制统一，树立全国一盘棋观念，克服把农业立法和执法作为固定和扩充本部门或本地方权力和利益的狭隘思想，从重全局的整体利益为之最高出发点，解决好中央和地方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的权限，处理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坚持法制统一。

一、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历程

(一)社会保险法规的初创和调整阶段(1949—1965)

以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社会保险问题的规定为依据，政务院集中颁布了社会保险的全国性行政法规。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险行政法规。《条例》规定保险经费由企业负担，职工不交纳保险费，劳动保险事业交由工会办理。从内容上看，《条例》确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属于“半社会保险与雇主责任相结合的制度”①，但从立法技术、制度系统上看，《条例》的科学含量值得肯定，在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内地建立了包括养老、工伤、医疗、生育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这套制度经过不断扩展，最终几乎覆盖了全体城镇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

鉴于初创时期社会保险制度仍存在不切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方，国家决定进行调整。1958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1958年4月，劳动部又了《退休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草案)》。《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是中国第一部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单独立法。依据该规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国家干部的养老保险纳入公共养老保险计划。这一阶段，对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也进行了调整。在医疗保险方面，主要是建立了病、伤、生育假期批准制度，规定部分医疗费用由个人负担。在工伤保险方面，主要是增加了职业病项目。

(二)社会保险法制遭到破坏阶段(1966—1976)

1966年开始到1976年为止，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多数社会保险法规被废止，社会保险机构被撤消，社会保险一度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职工的退休也大部分中止，数百万职工无法按时退休。1969年2月财政部了《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制度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工会经费和劳动保险金，企业支付的退休金改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这份文件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由此，劳动保险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性和互济性功能，演化为企业保障，中国的劳动保险制度遭受重创，社会保险事业出现停滞和倒退。

关键词：传播法制三十年

提出要为言论、传播立法，至今已经整整30年。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初一篇有影响的文章题为《要大大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发表于1978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作者之一就是大家熟悉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文章回顾了“”期间人民权利受到践踏的往事，提出要制定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自此开启了中国传播法制建设的漫长历程。

一、总结历史教训创意立法

在70年代末的中国，最普遍、最有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体还是报纸，而“大众传播”一词还不为世人所知，人们所关注和要求制定的，就是“新闻法”。在70年代到80年代的每次“两会”上，几乎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制定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议案。1983年彭真委员长批准了呈送的制定新闻法的报告，新闻立法正式启动。

按照报告的决定，1984年初成立了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胡绩伟先生为首的新闻法起草组。这个起草组的具体工作班子，是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新闻法研究室，由所长商恺、副所长孙旭培分别担任正副室主任。在胡先生主持下，起草班子做了许多工作，包括搜集并翻译各国新闻法（后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出版《新闻法通讯》、写作各类专题研究文章等，胡先生还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地召开座谈会，并且到深圳邀请香港新闻界同行来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活动留下的资料都成为中国新闻史的重要文献。胡先生撰有回忆录《制定我国第一部新闻法的艰辛与厄运》记述具体经过。

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起草新闻法工作划归新闻出版署操办，由副署长王强华先生主持。按照王强华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起草新闻法的“影子内阁”，主持人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龚心瀚。胡先生原来的班子即新闻法研究室继续把起草新闻法作为一项学术活动做下去。到了1988年，新闻出版署的班子、上海的班子以及新闻法研究室都写出了新闻法的文稿，这样在全国就有了三个新闻法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