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技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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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当前，我国已经成为智慧城市建设大国，智慧城市建设取得显著的成绩，并将迎来新一轮建设高潮，但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技术应用仍然存在一些误区。本文针对以往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由技术驱动城市社会进步的误导性的狭隘思维，对技术应用在城市治理中面临的挑战进行反思，进而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性原则。

关键词：智慧城市；技术反思；建设原则

智慧城市是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也是目前全世界各个城市发展所青睐的模式。2008年，IBM公司首先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纷纷开展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如欧盟的“2020”战略、新加坡的智慧国家等。我国也于2010年正式开启首批智慧城市试点项目建设，相关政策也不断出台。截至2020年，已经启动了大约700多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我国也初步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四大智慧城市群，各地政府十分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互联网企业对这片蓝海市场也充满期待，天价的数字政府、数字城市项目采购计划吸引着华为、腾讯、阿里巴巴这些互联网巨头，甚至不惜代价地竞争智慧城市项目，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但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挑战，反思智慧城市建设的得与失，对智慧城市建设保持警惕，避免被私人企业和技术专家牵着鼻子走，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包容、民主、公正、负责任、创新的城市社会。

一、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积极影响

智慧城市建设势不可挡，以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大支柱，为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提供了新的手段。（一）新兴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城市治理的智能化。新兴技术的应用，使得城市数据的收集更加便捷、迅速，城市实现了更加广泛的互联，城市中的物和物、物和人、人和人实现了互联，为城市快速收集各样的信息提供了可能，可以说为城市治理奠定了技术基础。新兴技术的应用使得城市被全方位地感知，实时监测到城市的变化，为城市的有效运行提供了重要的辅助手段。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建设的实践中，新兴技术的运用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大数据技术可以监测城市某些场所的车流和人流，可以为城市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二）新兴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人民幸福指数。智慧城市的建设主要包括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安防、智慧城管、智慧生活这些模块，每一模块都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都会影响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虽然这些模块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新兴技术的应用不断实现城市的智能化，智慧平台的出现，方便了市民的生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舒适、愉悦的城市形态。智慧医疗平台可以让居民实现挂号、缴费、医保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智慧交通平台方便了出行者及时掌握道路、车辆、天气等信息，可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三）技术赋能政府治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质量。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决策流程得以改善、政府的决策目标也可借助新兴技术来优化，提升了政府决策的质量，提高政府公共治理的能力；其次，借助新兴技术有助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掌握社情民意，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建设一个高效、透明、责任型、服务型政府。2020年肺炎疫情的爆发，以算法为辅助手段的治理在推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杭州市率先推出了健康码，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恢复，可以算是技术赋能治理的典型应用。上海市在2018年就出台了相关工作方案，加快建设智慧政府，成立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上海市“一网通办”就是上海市借助信息技术推进数字化政府改革的一项举措，疫情期间“一网通办”就提供了“不见面办理”的零接触服务。

二、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决定论的反思

技术虽然有助于解决问题，但是技术偏好的思维很容易使人围着技术转，而非技术围着人转，只关注如何提高效率，关注的并非是深层次的领域，这往往导致了不可逆转的危害，可以说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技术理性往往取代了价值理性，同时也扭曲了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关系，不能够保证技术手段和目标都是为了人；其次不当的技术运作方式，也会引发社会不公、增强政府和企业社会控制的能力等问题。（一）以技术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技术决定论只考虑理性和效率，在社会问题方面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20世纪20年代，汽车大量出现在美国街道，引发了一定的恐慌，司机、警察、家长等都在争相讨论汽车应该如何使用，城市就向工程师寻求解决方案，因为工程师被认为是“中立”的专家，普遍认为其可以设计出一个客观的、社会最优的解决方案。在这里，交通工程师坚持效率有利于所有人的逻辑，因此最大限度增加交通流量，然而改变交通流量是有代价的，司机可能会受益，但是行人会发现这些变化对他们不太友好。工程师们不遗余力地评估汽车流量，但是对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的吞吐量和安全以及公共交通的关注却少之又少。他们忽视了交通顺畅之外的社会影响，这意味着城市将会考虑驾驶汽车而不是行人和社区的需求，认为技术是最佳解决方案，就会忽视其他替代方案。事实上，上述事例中人们面临的问题比预期复杂得多，与技术也没有那么密切，技术只是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技术理性不应该取代价值理性。同样在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存在围着技术转，简化解决社会问题的现象。在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的推出的确方便了人口流动，也有利于精准追踪密切接触者，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会使用“健康码”，尤其是老年人。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和健康码，一些老年人寸步难行，还遭受着心理煎熬。智慧城市建设中疫情防控不应仅仅依靠健康码技术来解决，否则老年人等群体就会被抛弃，这也是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相背离的。除健康码技术之外，还需要开发更加人性化的解决方案。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完善健康码管理，推进“健康码”与身份证互相关联。2021年春运首日，广东省就推出了“健康防疫核验系统”，身份证已与“健康码关联”，老年人无需出示健康码，只需要刷身份证就可以核验“粤康码”。人性化的解决方案保证了老年人等群体获得应有的尊重，这样疫情防控的效果也不会打折扣。（二）不当的技术运作方式，增强了社会控制。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会使用一些不透明的技术运作方式收集个人的信息，剥夺了个人隐私，增强了社会控制。纽约市为解决低收入者接入互联网的问题，建立了7，000多个数字信息亭来提供免费的无线网服务，这项服务没有花费政府一分钱，原来这些信息亭由谷歌一家子公司运营，信息亭上配备的传感器可以收集到海量的数据，使其收集数据的规模得到极大扩张。单个数据可能无害，但数据加总之后这些匿名数据就可能会暴露个人隐私。看似免费的服务实则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在美国，穷人别无他法，为了免费使用此类服务，只能牺牲个人隐私，接受被追踪的代价，继而就会增强社会控制。有学者指出，智慧城市建设中数字健康技术及其组件已经向全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渗透，特别是心理、行为等方面，压制了人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强化社会控制。不当的技术运作方式给社会公平、公正带来了挑战，政府必须充当好守门人的角色，加强问责，加强技术运作方式的审核，实施强有力且适当的隐私政策。总之，技术偏好的拥护者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将创新等同于技术，认为创新就仅仅意味着制造更具技术性的东西，而智慧城市的实现并非仅仅是使用新技术。技术和人不应该本末倒置，技术应该围着人转，这样才能使技术具有意义。因此，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警惕技术决定论这种误导性的思维，应该努力为更好建设智慧城市建立一个清晰的原则。

三、智慧城市建设原则

技术决定论的思维带来了一定的危害，并不能解决城市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可以摒弃技术偏好的思维，将重点放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上，推进创建一个民主、负责任、公平、创新的城市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政府需深刻理解智慧城市的内涵，以人为中心。当前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智慧城市建设失败的案例，互联网企业只是将一个城市的项目搬到另外一个城市，最后只能由政府埋单，各级政府必须要提高警惕，不能被打着“智慧城市建设”旗号的企业牵着鼻子走。在多个场合、多次会议反复强调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刻理解智慧城市建设的内涵，核心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建设路径也并非完全是对基础设施和硬件的建设。总之，政府部门要深刻把握智慧城市的发展理念，其内涵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创新的层面，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并因地制宜、因城制定政策和开展规划，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二）克服技术偏好的思维，强化系统性思维。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仅仅是拥有完善的智能设备，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盲目扩张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都处在依靠技术偏好的思维来推动城市建设的阶段。当前盛行的技术偏好的思维容易引发短视行为，不利于经济健康长远发展，还会对社会公平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智慧城市建设有必要克服这种技术偏好的思维，强化系统性思维，要认识到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仅仅涉及技术应用，还需要对城市治理结构、城市空间组织、城市产业组织、城市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将其都纳入到智慧城市建设的系统性规划中。（三）融合治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许多成功的案例其实都仅仅只涉及到了相对简单的数据分析和技术，主要还是在于政策和项目的创新。城市建设者在考虑采用新技术时，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是否会达到同样的结果。在美国某县发现，未经诊断的精神病患者入狱的频率很高，监禁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而这些精神病患者被关进监狱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社区缺乏必要的服务帮助他们。利用大数据技术创新来预测未来犯罪，以及逮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当地政府整合了数据库以及开发了数据模型，这可以准确有效地找到曾经被逮捕且接受过心理健康治疗的人，这样就可以主动为其提供社会服务，降低再次犯罪的几率。地方政府从理解社会的角度出发，全面挖掘了什么因素导致精神病患者犯罪以及通过政策创新为其提供社会服务，降低精神病患者犯罪几率，只有在此基础上，技术应用才能更好地建设智慧城市。再如，中国逐渐形成的政治锦标赛，为提升干部的治理水平，中央通过行政发包制对地方政府提出要求，地方官员为了晋升进行创新治理，这一逻辑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等，技术应用只是为治理提供了信息基础，仅仅使用技术难以实现城市的治理，需要注重治理方式的创新。（四）加强监管，明确技术规范。许多智慧城市技术通过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使政府和公司更有效率，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而且有些智能城市技术借助的是不透明的算法运行，这会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和公司能够超越他们所追踪的对象，这样的智慧城市很可能成为一个增加监控、利润的工具。首先，智慧城市必须明确自己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新的技术的实施所带来的益处是否值得让政府部门和公司以及其他主体收集数不清的公众数据，如果不值得，就不应该实施这些技术；其次，在技术运作过程中，政府要确保信息收集在法律规范下执行，加强监管，保护个人信息，防止信息的泄露和滥用，不能让监管滞后。2018年Facebook个人信息泄露丑闻就震惊了全世界，国内信息泄露事件也频发。（五）加强政府部门使用数据的能力。当前，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明显问题就是各地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难以共享，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各个部门无法共享和分析数据。因此，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各个部门创建数据清单，对各自的数据集进行编目；其次就是让这些数据集更容易地跨部门访问，可以在开放数据门户公开，对于敏感的数据集，则可以制定数据共享协议；再次为了确保数据的质量，就要及时更新数据库中的数据；最后还要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数据分析培训。

四、结语

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伴随着技术决定论的狭隘思维，很多人认为智慧城市应该是更互联、更优化、更高效的城市，然而这一思维并不能解决城市面临的真正问题，在技术决定论的主导下，智慧城市的建设让人围着技术转，技术运作也存在不规范现象。正是通过对技术决定论的反思，本文提出城市建设需要遵循以下五个原则：深刻掌握智慧城市的内涵，以人为中心；克服技术偏好思维，强化系统思维；融合治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强监管，明确技术规范；加强政府部门使用数据的能力，以更好地建设智慧城市。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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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军，高艺多.技术变革与我国城市治理逻辑的转变及其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06）

作者：汤丽霞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